抗美援朝老兵访谈录⑭ | 王玉琨：我受之有愧，最应得荣誉的是那些战死的人

王玉琨反复说：“我受之有愧，最应得荣誉的是那些战死的人。”

川观新闻记者 刘付诗晨

87岁的王玉琨不适应镜头。或者说，在他关于抗美援朝的叙述中，你很难听到“我”。唯独被反复提及的，是那句“我受之有愧，最应得荣誉的是那些战死的人。”

对于参与战争的老人来说，这是个朴素的逻辑。幸存仿佛成为一种愧疚。

1950年10月19日，王玉琨随所在39军116师从辽宁海城出发，经丹东前往朝鲜，正式投入朝鲜战场。

三年间，他和卫生队的战友，参与抢救、治疗、和看护了一批又一批的前线战士，也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或朝夕相处，或素未谋面的志愿军战士。

70年后，这些耄耋之年的老兵，是一场战争最后的记忆。他们带着满身伤病，不断追忆战场上的痛与泪：因为他们活着，他们讲述，那些血染沙场、英灵永逝的战友们也就还活着。

湘南参军 北上出征

因家中贫困，王玉琨少年时被伯父带到湖南读书。

1949年8月，16岁的王玉琨参军，成为39军116师347团的一名卫生兵。彼时正赶上解放战争的末期，王玉坤随军转战广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王玉琨随军到了东北备战。“这期间主要演练紧急行军。”王玉琨说，还有一些急救相关知识和基础作战的培训。

1949年10月19日，39军抵达丹东，随即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

“哪里缺人就到哪里补充”，到战场后，王玉琨和其他卫生兵被分至各团的卫生队。后根据伤亡情况，随时调配。“连里的受伤情况最为激烈，抢救包扎后，会直接转入团里再做检查，彻底处理后再转到师”，王玉琨说，在他处理的伤员中，受炮弹炸伤的最多。

除了照顾运回伤员，卫生兵还需装殓牺牲战士的遗骸。“用帆布口袋把遗体装好，军人登记表拴在口袋上。同时，把牺牲战士的身上遗物做好登记，再安排寄回家中。”

为保证抢救伤员及时，即使作为后勤部队，卫生兵与作战战场的距离仍然很近。1952年，一个侦察排需要带一个卫生兵去侦查敌人火力、机枪位置及夜间行军路线，先前排里卫生兵已经牺牲了，王玉琨便和战友王勇一起申请上战场。

“王勇对我说，你不能去，你还有弟弟要供。我屋头不怕，父亲是个教师，我还有个哥哥。”三天后，王勇的遗体被抬了回来，身上满是被机枪扫射后留下的弹孔。老人陷入回忆：“他是东北黑龙江人，我俩一样大。”流泪不止。

在连队里的卫生兵，需要和作战部队一同前行作战，战士一受伤，卫生兵需要打开身上的急救包，立刻抢救处理。

王玉琨回忆，每个上前线的卫生兵，都带着20多个急救包。说是急救包，里面只有一些包括碘酒、红药水、棉球、纱布最基本的包扎药品。因为物资紧缺，前线部队的士兵每人只携带有两条三角巾，做止血使用。

王玉琨看过缴获的美军士兵身上携带的救急包，里面有医用剪刀、碘酒、医用纱布和吗啡。吗啡在当时中国是稀缺药品，志愿军战士在伤至截肢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使用上吗啡等疼痛麻醉剂。

在朝鲜战场，战士们用普通装备，创造了战争的奇迹。

朝鲜当年为王玉琨颁发的三等功奖章证书。

战场之上 成为医者

1951年以前，志愿军作战前线的物资一度非常短缺，食品供应不足。

“一口荞面一口雪”，荞麦面裹上芝麻黄豆，是战士们最常的食物补给。由于芝麻和黄豆口感比较干，王玉琨和其他战友总会和着雪水下咽。

饥饿成为常态。1951年，王玉琨所在的卫生队经过了一片苹果树。“从内心里来说想吃，但有纪律，大家都不能动”。到了晚上，从师里开会回来的队长李锋先，把在手术室里睡着的卫生兵们喊了起来，给他们嘴里塞进了一个个苹果。平时几乎从不花钱的队长，给王玉琨们买了20多个苹果，“他晓得我们想吃”，这颗苹果的味道，王玉琨记忆至今。

日常的抢救作战中，队长也是卫生队里唯一能做手术的医生。普通的朝鲜民众若是生病找上门来，队长也会组织安排王玉琨等卫生兵给朝鲜人民看病。他们学过一些简单的朝鲜语词汇。

“不止朝鲜老百姓”，王玉琨说，他们还曾收治过三个被俘的韩国士兵。因为当时队里都年纪小，王玉琨们一开始总拖着不大情愿给他们换药，“总要等到给自己的士兵换完，才最后去处理他们”。每当这个时候，队长李锋先就会佯装要打卫生兵们的脑袋，“说我们不听话”。

年轻的卫生兵们，肚子里虽憋着气，也照旧把战俘看护和照顾起来。“他们看到我们的豆浆油条好吃，就一个劲儿地要。我们每个人才吃两根，有个早上，一个韩国兵吃了四根！”

如果说现在的医生是从校园里毕业，走上救死扶伤的职业道路，那王玉琨们，就是在战场上，生死之间，受训成为一个医者。

仁心恒心 “我感到受之有愧”

作为一名卫生员，王玉琨见证了志愿军战士坚强、坚韧的作风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当时这位战士受重伤，其中一条腿马上要做截肢手术。手术前，这位战士说：“三把刺刀都拼弯了，没有办法了。”

这个细节王玉琨一直记在心里，他一直觉得与前线战士相比，“自己没有什么贡献。”

朝鲜战争结束后，王玉琨随部队回到国内。1954年10月，因为在朝鲜战场上落下严重的胃部疾病，他复员从东北回到四川夹江老家。

1956年起，王玉琨先后在夹江县卫生科卫生防疫组、县医院工作，同时不间断地在卫校学习进修。工作期间，他曾数次婉拒定薪涨幅，他说自己没有花钱的习惯，拿的钱已足够家用，要先给其他有需要的同事涨工资。

1984年，王玉琨被调至乐山市市中区中医院工作。1992年离休后，因众多患者要求，他又生欣然接受了医院送来返聘书，继续留在自己热爱的岗位。

“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自己学了本事如果不用，很可惜”。王玉琨说。

王玉琨的儿子王正超说，父亲在朝鲜战场上的获得的奖章、立功证书，除了小时候家学教育时见过，后来都没有刻意保留，“他可能觉得这代表一种精神，所以常拿来赠与别人”。

如今，家里仅存的一方朝鲜颁发的三等功奖章证书，还是2017年父亲和老战友重逢后，对方寄回给他的。

1959年，因为老朋友、伤残军人姜兰英要从夹江去到东北，临行前王玉琨把这张证书赠与她。后来两人失去联系。直到2017年，经过多方联系，王玉琨才又联系上远在黑龙江佳木斯的姜兰英。往后，两个老人保持着书信往来。2018年，姜兰英把自己珍藏了近60年的奖章证书，又送回给了王玉琨。证书背面，王玉琨当年的笔迹清晰可见。

上面第一段写着：“这是朝鲜人民送给我的，我感到受之有愧。现在我把它送给您。做一个书签。”

在证书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这是朝鲜人民送给我的，我感到受之有愧。现在我把它送给您。做一个书签。”

采访时，老人反复说着一句话：“我受之有愧，最应得荣誉的是那些战死的人。”这是他几十年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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