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让“大国”不再“小字典”|人境·世界读书日“汉字的荣光 ”

□郭诗瑶　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成博

今年３月，国家“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修订”在成都宣布正式启动。未来，四川大学作为项目责任单位，将联合全国最前沿的学术力量，耗10年之功完成《汉语大字典》修订。

《汉语大字典》，世界上规模最大、形音义最完备的大型汉语字典。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300多位专家学者耗时15年编纂完成，收录单字达56000多个，成为继《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之后我国汉语言文字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这项浩大的工程，当年由四川和湖北两省承担。“正是多年来培养了大批国内语言文字研究和辞书编纂方面的领军人才、具有汉语言文字研究的雄厚学术实力，此次《汉语大字典》的全面修订，再次选择了四川。”在《汉语大字典》修订启动暨高端学术咨询会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张伯江如此表示。

40多年前，中国为何决定开启《汉语大字典》编纂工程？一代学人又付出了怎样艰苦卓绝的努力？

专家教授们的工作照。

徐中舒在汉语大字典编写工作会议上讲话。      

四川首批156人加入编纂

川大教授徐中舒任主编

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欧洲国家圣马力诺共和国使者时，客人赠送了一套三卷的圣马力诺大词典，周恩来总理回赠了一本《新华字典》。中国素有辞书编纂传统，清代的《康熙字典》和民国时期的《中华大字典》，都曾是影响深远的辞书。随着时代发展，新中国如何改变“大国小字典”的现状？

1975年5月，“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上确定了160种辞书的编纂规划，其中便包括了《汉语大字典》。由此开始，《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正式列入国家文化建设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一部字典的编纂为何受到如此重视？

四川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赵振铎是《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他曾如此阐释汉语字典的重要性——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不需要编字典专门解释字母的来龙去脉，去说明这些字母的读音和意义。但是汉字形成的几千年来，从殷周古文到小篆、隶书、行书、草书、楷书，字体多次变化，形体日趋复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字体系。几千年里，字的读音也有了不同的变革，从上古音、中古音到近代音、现代音。读音上的分歧，不是专家学者是难以弄清楚的。至于字的意义，更是纷繁复杂。正因如此，汉字研究成为我国社会科学中一门重要学问，记录汉字形音义的字典，也因此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

字典编纂工程浩大。为尽快推进该项工程，国务院决定由四川和湖北两省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汉语大字典》本次修订工程的执行负责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雷汉卿曾专门了解过当年的这段历史。据他介绍，在工程确定之后，四川很快就安排了当年的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南充师范学院承编，并要求将这一任务列为各自的重点科研项目。

字典编纂工作照。

字典编写人从哪里来？首批156人中，大部分就是这些高校抽调的老师。此外，还包括了1975年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以及从其它大中小学借调的老师，甚至还有从工厂、部队借调的相关人员。然而这个组合团队开始运转不久便发现了问题。有的人员在学校还兼有教学任务，精力不易集中。与此同时，在晋升定级、评定职称生活福利等方面不能与在校内人员一视同仁，因此编写队伍的稳定受到很大冲击。为了充实字典编写骨干力量,，稳定编写班子，省上有关部门还专门强调要保障编写人员的职称、晋级、考核等问题。1976年，鉴于字典编纂工作量巨大，四川有关部门再度批准借调了50多人补充进入编纂团队。

在工程确定以后，赵振铎主动请缨参加。字典编写动辄十年以上，需要年富力强的专家抓业务工作，赵振铎不仅很快进入字典编纂团队，还被确认为字典常务副主编。

雷汉卿介绍，当年《汉语大字典》计划收单字6万左右（实际成书收录单字56000多个），比《康熙字典》等所有字典收字都多，是我国古今单字的大汇编，要求尽可能历史地、正确地反映汉字字形、字音、字义的发展历程。为了保证《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力争在1985年前出版，经上级部门批准在四川成立《汉语大字典》编纂处，作为川鄂两省编写领导小组和大字典编委会的执行机构，而德高望重的四川大学教授、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徐中舒则在1979年被任命为主编。

字典第一版合集。      

川鄂两省大师云集

对字典编纂投入巨大热情

这是一个大家辈出的团队。

《汉语大字典》主编徐中舒，早年受业于王国维、梁启超等国学大师。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时便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跟从王国维先生学习古文字，抄写甲骨文、金文，并采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古文字材料与古代的文献典籍相互印证，互相补充，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的探索。徐中舒主持编写的《甲骨文字典》，堪称甲骨学划时代的巨著。

《汉语大字典》的常务副主编李格非和赵振铎，同样是国内知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赵振铎的祖父赵少咸是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曾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父亲赵幼文新中国成立以前也曾在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从小时候开始，赵振铎便在祖父影响下和汉字结下不解之缘。他每天的家庭作业是读《说文解字注》里的５个字，然后接受祖父检查。后来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开始了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的系统学习，为此后参与字典编纂打下了坚实基础。

《汉语大字典》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力以（左）和赵振铎（右）、李格非（中）讨论字典编纂问题。

对于辞书编纂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赵振铎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辞书在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社会需要辞书。”“一个民族，在它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国民教育，语文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辞书则是学习语文的重要工具。辞书还为读者提供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

15年里，赵振铎对字典的编纂投入了巨大热情。深入编纂一线查找资料、核对文献、拟定提纲、撰写凡例……此外，他还总注意到一般辞书编纂者不太注意的方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枯燥近乎机械的劳作，他却从不懈怠。赵振铎指出，辞书编纂中，书籍出错的原因主要有“无心之失”和“有心之误”两种。无心之失，如校书抄书之人水平不高、抄写不慎，刻工疏忽等；有心之误，指书籍整理者因为某种原因窜改原书，这些问题必须要时刻注意，以免影响字典质量。

李格非，武汉大学“五老八中”之一。在《汉语大字典》筹备阶段，他被任命为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制订编纂方案、物色编纂人员、协调编纂分工、起草编纂手册等，他都事必躬亲。《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一个李格非行事举重若轻的例子——湖北和四川两省的编纂任务如何分配？大家一直议而不决。此时，李格非拿出一本《康熙字典》，说就按《康熙字典》的页码来分，湖北五分之三，四川五分之二，以分界那页的部首为准，该部以前的归湖北，以后的归四川。结果分界的部首是“羊”，那么“一”部到“网”部由湖北负责，“羊”部到“龠”部由四川承担，问题立刻迎刃而解。

从1975至1990年，300多人耗时15年的艰难躬耕，最终汇成8卷《汉语大字典》的成果。字典的学术顾问、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字典出版时欣然题词，称这是一项“广搜博采　穷源溯流”的伟大工程。

与汉语大字典结缘

他们的人生也因此改变

《汉语大字典》的出版改变了新中国“大国小字典”的现状；而当年参与编写的多位老师和年轻人，他们的人生也因此更多地和汉语言文字研究结合在一起。

项楚，四川大学杰出教授。1962年，项楚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考取了四川大学研究生，专攻六朝唐宋文学，后来在一所中学当老师。1976年，项楚被借调到了《汉语大字典》编写组，任务是从《敦煌变文集》中摘取编写字典所需要的例句。抚今追昔，项楚感叹《汉语大字典》为他开启了一扇通向学术研究的门，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正是在《汉语大字典》的十几年里，项楚得以接触到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他兴奋地发现，就在唐代伟大作家把诗歌和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民间也有无数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创造着全新的通俗文学样式，如各种体裁的讲唱文学、歌辞、白话诗等。“它们所代表的文学新趋势，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后半期的主流。”项楚的学术兴趣，因而逐渐从六朝唐宋文学，转向敦煌俗文学领域。

雷汉卿介绍，时至今日，项楚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敦煌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文学史家和佛教学家。业内人士认为，项楚构建了古今会通、学科会通和雅俗会通——可称之为“新蜀学”的学术范式，开创了包含俗语言、俗文学和俗信仰在内的中国俗文化研究甚至是中国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因字典改变事业轨迹的不止项楚。汪春明，在被抽调进《汉语大字典》编写组之前，是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老师，结果从编写《汉语大字典》到退休，便一直转行从事辞书编纂工作。

“我记得当时分在词义组，任务就是把每个汉字都做成一张资料卡片，上面有字形、注音、词义和例句等信息，再按偏旁部首进行排序。”因为例句繁多，需要不断筛选，最后还要和古代典籍核对，确保内容的准确性。为了弥补专业上的不足，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就自己去补习古音韵方面的知识。再加上当时电脑尚未普及，他们的资料查询和记录都只能手工操作，任务相当繁琐。“一本字典编下来，等于再读了几个大学。”在《汉语大字典》之后，汪春明又和同组的成员们一道，花了将近10年时间编写了《汉语异体字大字典》。两部字典的编写工作伴随了汪春明工作生涯的后半段。

四川辞书出版社原总编辑冷玉龙同样因编写字典一生和辞书结缘。1975年，他还是四川师范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还未走出校门就进了字典编写组。工作的枯燥和要求的严苛，也曾经令冷玉龙一度打退堂鼓，但1983年到人民大学词典进修班学习时，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上课时的一句话让他意识到字典编写的重要：“编字典、审字典这活儿是圣人干的！有的人一干就是几十年甚至一生。没有一点圣人精神做不到。”或许正是受此鼓舞，冷玉龙在结束字典编写之后，留在了原大字典编纂处基础上成立的四川辞书出版社工作，从普通的辞书编写人员成长为辞书编审。在《汉语大字典》首次修订时，还成为了业务负责人之一。

在字典问世的30多年以后，又一批学者将投入到字典修订这一浩大工程之中。未来，他们将通过对《汉语大字典》的字头、古文字字形及其解说、注音、释义、引例等的全面修订，让它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学术光彩和生命力。

（本文图片由四川辞书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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