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惊涛
要概括80后作家群的特点，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不免要掉入某个具体的80后作家自身特点及其作品特点的汪洋信息中。更为困难的还在于，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在不同文体上的驾驭能力以及通过作品表达出来的思想深度，均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80后作家群近年来在当代文坛上的表现力和爆发力，以及基于这两种力量形成的、面向未来的影响力，让我们又不得不再次将审视的目光聚集于他们中的代表身上。
以小说这一文体为例，同为80后作家的张天翼和双雪涛，几乎是在一种命定的偶然中成了我观察80后作家的两个代表。前者的《如雪如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4月）和后者的《聋哑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既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又是理解和思考80后作家群特点的代言作。通过这两部作品，我们似乎能走进更为庞大的80后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隐秘的精神世界，窥视这一代人精神世界背后广阔复杂的社会镜像。如此，这种偶然的对读所产生的某种必然的联系，才在第一维度的思考和第二维度的批评之上，建立起了应有的价值。
她们隐秘的痛与爱
毫不讳言，张天翼在她的作品中展现出来的观察全面度和思考深广度，是远超同时代很多80后女作家的。她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细腻与温情，不仅见出了她通过观察和写作呈现人物个体多面性和复杂性的天赋能力，更见出了难得的女性主义关怀。
比起很多作品“单纯而固执”地呈现人物命运外，她更注意在呈现人物命运的同时给予她们足够的力量和“扶持”：让软弱和被偏见乃至被污辱了的女性更能自在地面对命运，甚至在面对命运的不公时更自信、更从容和更坦然。当然，更多的是基于母性意识的“同情”——这种“同情”一定不是以文学为手段的居高临下审视的“同情”，而是在文学手段外，以女性感知女性、以女性关怀女性的“同情”。作为80后女作家，我认为张天翼的这种写作特质尤其可贵。
仅以《如雪如山》为例，她剖开七个同名为“lili”的女性的某个人生断面，貌似冷血无情的叙事中，暗蓄着绵绵的关怀与同情。幸福的80后都是相似的，她们的故事似乎千篇一律，而不幸福的80后各有各的不幸，恰好是她们，才构成了张天翼通过小说言说思想及其价值的原始冲动。
《如雪如山》中对其他非80后女性群体的注意，无疑对我们理解张天翼通过文学表达的女性主义倾向有很大的帮助。《我只想坐下》中的立立，大体上是青春期女性的代表。她在张天翼颇有技巧的叙事中，先是以一种欣欣然的恋爱心态出现的。小说在收尾时的反转，实在可以说得上石破天惊。面对如此“高明”而暗蓄心机的骚扰，立立最终的选择让人揪心。同样面对骚扰，《泳客》中的王沥沥和那些曾经有过荣光、如今平淡无奇的中年女性选择了挺身而出，捍卫了作为女性的尊严。
《雪山》中的丽丽和《拜年》中的周家莉，都可以视为老年女性的代表，但她们的遭际又各不相同。《拜年》一篇，快到结尾时才揭示作为老年女性的周家莉的痛苦之源：因过度溺爱而让儿子犯强奸罪，十多年的牢狱结束后，作为母亲的她如何和作为大画家的丈夫一起，面对社会、面对未来？小说的结束处，正是社会要面对诸多问题的起始处。同样，作为父亲的曹啸东的过度和过激反应，是这个故事要呈现的社会问题的另一面，它甚至比主线故事更为惊心动魄。
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通过孙娟的女儿、立立、上述80后女性代表和作为中年女性代表的王沥沥以及作为老年女性代表的丽丽与周家莉，“看到”作为女人完整的一生：这是作为80后女性作家张天翼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时刻意完成的人物拼图。这个拼图的任务，就是试图通过再现女人的一生，完成文学对女性给予最大的关怀与同情。
张天翼剖开她们生活的断面，或者说一层一层地剥开她们被遮蔽了或被隐藏了的灰暗、伤痕和苦难，其实是通过最大程度的文学关怀，让她们获得更多、更大程度上的理解与同情，并为她们构建起足够抵御一切肉体与精神困扰的自信与勇气之基：基于“雪”的洁白之喻和“山”的坚韧之喻，前者提醒她们，无论生活加诸她们怎样的黑暗和浑浊，务必保持内心的纯粹；后者提醒她们，这一生最大最可靠的靠山，是自己。
他们恣意的恨与叛
《聋哑时代》不完全是双雪涛的“自传”，更像是他对80后偏见的一次集中反驳。这种偏见基于两点：一是80后必须很成功，因为他们享有父母为他们创造的优良生存环境以及较为良好的教育条件；二是80后自私。
建立在对这两种偏见上的反驳，双雪涛在《聋哑时代》里所写到的80后，不仅没有很成功，大多数甚至很失败；他们不仅不自私，而且很大度、宽容与平和。双雪涛试图通过《聋哑时代》，为80后的他们真实存照：自我而生猛，不是自私而凶猛。它让我们思考，如何理解作为80后的他们？在自我和自私之间，在生猛和凶猛之间，我们又如何理解80后的他们的痛苦和欢愉？
双雪涛藉由这部作品想要证明，青春和成长主题小说其实也可以呈现出彷徨、苦闷以及颓丧、消极等集体记忆的另一面，同时又超越于一般意义上的滥情、怀旧和自恋。他试图写出他们固有的年代性之外独特的个性，以及凌厉的勇气、真实的自我、决绝的叛逆和不能屈服的正义，这几乎就是一个对80后偏见的文学宣言——以文学的名义，他要为被“误解”了的他们发声。
就像一部分格子间里的人反感所谓成功学一样，小说中的一部分学生似乎天生反感老师、学校和社会强加给他们的所谓成才学。在学校，他们有的甚至甘心付出一生的代价，来对抗带给他们的伤害。
重情重义的霍家麟没有将兴趣放在“正经而迫切”的学习上，偏偏纠结于“下水井盖为什么是圆的”和“海豚的呼吸系统是怎么样的”等看上去非常傻瓜式的问题。在作为叙事者的“我”即李默被做班主任手脚顶替去新加坡读书的机会后，他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尽管班主任最后被保护，他被隐形退学，依然无怨无悔。霍家麟最后疯掉，一生的悲剧结局除少部分来自于天性的影响，更多的，很难说与他一次次对抗无关，或者说，与对抗这种成才观无关。
成年人世界虚幻的建功立业和成功成才，在他们眼里视若无物，他们自我的真实，坚持自我的生猛，一再显示出他们的恨与叛。双雪涛一面用深情和温情回忆无可替代的他们以及他们陪伴的青春，一面又用绝情和薄情安排他们走向悲剧的人生终局。这样的双调叙事，暴露了他对青春和成长理解的不确定性，更准确地说，暴露了他对80后一代对世界是妥协还是抗争的矛盾心理。文学揭示的悲剧性意义似乎正在于此，每代人都必须经历着这样的经历，异化着这样的异化，伤痛着这样的伤痛。
另一个问题似乎到这里被水到渠成地提出：如果没有对这些具体的他们成年后命运的展开，“聋哑时代”的悲剧性意义是否会减少很多？然而，青春和成长叙事仅是停留于特定年代的追忆而没有成年后的命运展开，文学性必要的冲突又如何妥善置入？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聋哑时代》青春部分的叙事，因为个人记忆和讲述的真诚而更容易获得阅读共情，但几个人物成年后的命运展开多少显得有些过于荒诞。无论如何，面对大多数80后平淡无奇的青春经历，双雪涛必须要面对这部分叙事“用力过猛”的质疑。
女性主义与不存在的男性主义
如同张天翼在《如血如山》里也必然要写到80后男性一样，双雪涛在《聋哑时代》里也写到了几个非典型性的80后女性。两部作品，前者的他叙事和后者的她叙事，可看成对80后肉体和精神世界解读的一组相互嵌入和相互阐释的关系。
《如雪如山》中《拜年》一篇，80后的“他”代表曹啸东在知道周家莉和画家高老师的儿子是刑满释放的强奸犯时，产生了让人匪夷所思的过激性反应，这个过激反应对少女球球的影响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毁灭性的。这个细节是《如雪如山》里隐埋下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叙事线，从女性的批判性视角来看，曹啸东代表的80后伪精英心理极有解剖的价值。
《聋哑时代》中，性格极端的吴迪、随性洒脱又无法安定自由的安娜、教会李默爱和生活的艾小男，如同张天翼对《如血如山》中80后的她们给予了充分的叙事满足一样，她们在“聋哑时代”里一样得到了自由的言说和表达。
女性主义似乎是相对于男性主义而存在的——但通常情况下，后者并不需要单独提出，反而是前者，一旦提出，就异常醒目。在文学创作领域，女性主义写作更显示出了它独特的气场和力量。
但我们不能就此说《聋哑时代》的叙事是充满男性主义色彩的——相比于《如血如山》比较突出的女性主义叙事，《聋哑时代》的叙事是无性别偏向的。两部作品都有反本质主义的倾向，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
另外，女性中的男性度和男性中的女性度，或者说，突破女人、男人的固有模式叙事，也是观察这两部同为80后作家中的性别意识的一个入口。《如血如山》中，《拜年》从侧面写女主角周家莉，她从万事不理的画家丈夫手中接过孩子的教育抚养琐务，最后导致教育失败，其承担的正是男性的主导角色；《聋哑时代》第二章写标准好学生高杰，阴柔而顺从，极有女性度。
朱迪斯·巴特勒曾说，世界上有6%-10%的人在性别归属上是不清楚的，小说当然无法解决这样的中性定义问题，但两部小说都在试图模糊这种性别的本质化，或者说试图突破固有的本质主义边界，这是作为张天翼和双雪涛同为80后作家的一种叙事品质。
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张天翼的她们和双雪涛的他们，都存在着一种较为明显的性别写作意识，而且是属于典型的80后的性别写作意识。彼此互相嵌入和互相阐释的对她们的叙事，则毫不掩饰地表达出了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
李银河说，我们强调女性要发出声音，强调女性的视角，强调女人会怎样来看问题，但是，能不能达到一种认识论的高度？这当然是一个问题。窃以为，张天翼和双雪涛的写作一定不会围绕这样一个目标展开，但是，他们共为80后的写作，他们互相嵌入和互相阐释的她们叙事，无疑为完成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提供了一种文学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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