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四川盆地西缘和邛崃山东麓的雅安，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两大地形区。地势多样、山险水急的地理环境，为雅安留下了一个个独特的文明印记。古时，川藏茶马古道在此发源，自汉唐至明清，繁华上千年；近代红军长征期间，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先后走进雅安，在这里建立起了红色政权。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沿大渡河而建，传承着长征精神。
1935年5月至1936年2月，红军长征经过雅安，在雅安进行革命斗争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其间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等均发生在雅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长征期间在雅安留下了光辉的足迹。红军在雅安同各族人民并肩作战，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篇章。
河险山寒征途远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石棉县安顺场，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紧要关头，为打破敌人的包围圈，红军决定强渡大渡河。大渡河渡口北岸是悬崖绝壁，且有敌重兵据守；河中水急浪高，暗礁众多，自古以来都是兵家闻之色变的险地。在红军到来的72年前，同样是在5月，太平天国将领翼王石达开在沿岸的安顺场全军覆没，当地流传着“五月汛期不渡河”的说法。大渡河的险要使蒋介石生出痴梦，认为“红军入此绝地，必走石军覆辙”。
为掩护主力部队抢占安顺场渡河，1935年5月24日至25日，红二师五团乔装成红军主力，经越西向汉源大树堡（现为大树镇）进军，佯攻富林。红军占领大树堡后，命部队大张旗鼓地找船、修船、收集木材造船，砍竹扎筏，佯装要从这里渡河，攻打富林镇，直取雅安、成都。国民党企图在这里堵住围歼红军，而放松了对安顺到泸定桥沿河北岸一线的防备。
25日凌晨，红军找到当地船工帅仕高，请他驾船帮助渡河。帅仕高立即答应，并找来另外7名船工，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将一营营长孙继先带领的17名勇士载向了对岸。红军占领对岸渡口后，在当地77名船工的帮助下，用缴获来的3只木船，不分昼夜运渡红军，用3天时间把第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成功运渡过河。
如今，位于石棉安顺场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中展陈着一只翘首木船。大渡河河水湍急，木船独特的“翘首”既可以破开风浪，也可以稳定船身帮助登岸。
石棉人帅飞今年40岁，他的爷爷帅仕高是当年第一个站出来帮助红军过大渡河的本地船工。帅飞说，自己十二三岁时，爷爷常常讲述红军渡河的往事。如今爷爷已去世多年，但他当年讲述这段红色历史时慷慨激昂的神情语气，至今仍在帅飞的记忆中清晰留存。
帅飞讲述，爷爷帅仕高在家中排行老幺，人称“帅老幺”，是本地有名的舵手。1935年5月24日晚，红军进入安顺场时，21岁的帅仕高躲在家中，透过门缝偷偷观察他们。“看起来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有的才十五六岁，还没枪杆子高。”帅飞记得，爷爷总是这样描述对红军的第一印象。帅仕高发现，这支队伍与国民党谣传的大不相同，他们纪律严明，从不拿老百姓的东西。所以听到红军渡河的计划后，帅仕高表示，自己可以帮忙。帅仕高担任强渡大渡河第一船的主舵手。河面水急风寒、对岸火力强劲，船划到三分之二的距离时，卡在了礁石上。此时船离对岸碉堡仅100米的距离，正好在敌人火力攻击范围内。“危急之际，爷爷和另一位船工直接跳入河中，用力地推着船只前进，及时把船移开，化解了危难。”帅飞说。后来靠了岸，帅仕高才发现，船身被打出几个洞，水已经淹到了脚背，自己的“大裆裤”上也多了好几个枪眼。
强渡大渡河战斗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有红军指挥员实施正确的战略部署，采取声东击西、灵活机动的战术，有孙继先带领的17勇士一往无前、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也离不开以帅仕高等船工为代表的民众支援和帮助。
1935年6月4日，中央红军纵队在离开化林坪至黍子地的路上，在荥经茶合岗遭敌机轰炸，警卫班班长胡长保为保护毛泽东而牺牲。据毛泽东警卫员陈昌奉回忆，当时胡班长大喊“主席！”然后腾空而起将毛泽东扑倒在地。救了毛泽东，但弹片打进了胡班长的肚子。胡班长牺牲前，为了把药留给同志们，没有让人包扎伤口，在气绝前留下“祝革命顺利”五个字，用生命诠释了忠诚奉献的革命精神。
艰难通过茶合岗后，前方陡峻的泡桐岗仍然考验着红军，让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人难以忘怀。《聂荣臻回忆录》中对这段经历写道：“山上没有人烟，尽是原始森林。即使晴天也是暗无天日……脚下泥泞，可以说根本无路可走。”
然而面对敌人猛烈的攻势，红军必须要翻过前方的泡桐岗到达天全。
红色征程照雅州
1935年1月，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此后，红军取得了一系列的革命成果，但该如何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以及遵义会议做出的重要决定，成为了一个问题。须得选出一个合适的人，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
1935年5月31日泸定桥会议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一是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去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行军路线是翻雪山，避开敌军重兵防守的人烟稠密区；二是决定派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去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并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6月8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攻占天全灵关（今宝兴县灵关镇）。随后，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部队陆续抵达。这时，党中央通知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出川赴上海。从灵关到上海，不仅路途遥远艰险，而且沿途国民党军警特务戒备森严。为确保陈云安全出川，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选定了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中共党员、灵关小学校长席懋昭护送。
当时的灵关小学校长席懋昭是一名地下党员，中央红军到达灵关时，提前得知消息的席懋昭组织当地进步青年一同接应。6月12日，席懋昭与陈云一行人乔装打扮后从灵关出发，同被红军有意释放、为他们带路的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结伴而行。陈云与席懋昭经过雅安前往成都，再到重庆。
抵达重庆后，陈云找到刘伯承的弟弟刘叔禹，将刘伯承的亲笔信交给他并托他买去上海的轮船票。之后，席懋昭与陈云在朝天门码头分开。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7月中旬陈云抵达上海，以化名为掩护，后经过章秋阳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在上海做好准备后，陈云与陈谭秋等人从上海秘密出发，历尽艰险到达莫斯科。
在整个红军长征历史中，遵义会议被称为“伟大的转折”，而在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雅安夹金山分院副院长勒伟看来，陈云出川就是这一伟大转折的“助推器”，“陈云在莫斯科的报告不仅使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对中国革命情况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群体有了正确了解，还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革命的声音。”
陈云东行，红军北上。6月12日至6月18日，中央红军先后成功翻越夹金山。邓颖超在描述翻越夹金山时这样写道：“我们来到山上，越往上走气压越低，呼吸越困难，有些体弱患病的同志，一坐下就起不来了。一过山顶，许多战士连走带滚，滑下山去，这座巍峨的雪山，终于被红军征服了。”
夹金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现如今，重走夹金山已是当下的干部学习培训中的重要环节。勒伟说：“很多干部在还没走到一半时就感到困难，一些干部说，‘地势险，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大家必须迎头赶上。”
红军走过的夹金山垭口海拔4114米，常年积雪，但红军却翻越了不止一次。
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北部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决定继续北上。但后来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执意南下，并裹挟四方面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共八万多人，向西康、川西地区进攻，翻越夹金山占领了川康边广大地区后，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喊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
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10月10日攻下了天全县城，此后将总部设在天全县仁义乡程家窝（现仁义乡程家村四组）的两个四合院内，在这里驻扎战斗生活一百余天，留下红军总政治部、红军大学等一系列重要红色文化遗址遗迹。
1935年11月中下旬，红四方面军在名山发动百丈决战，因主力受挫失利，被迫撤至名山西北地区转入防御。1936年2月中旬，随着国民党中央军和四川军阀对天全、芦山地区军事围攻的进一步加剧，红四方面军处于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部队饥寒交迫而又得不到补充的困境，已再无实力与敌抗衡。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
红色精神永流传
在名山红军百丈关战役烈士纪念园内，有一片设计成红星形状的纪念墓地。抬头仰望，阴云满天，垂首默哀，一块块白色的墓碑向今人诉说着当年战事的惨烈与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如今，距离红军离开雅安已经过去80多载岁月，但红色足迹与红色精神仍然照耀在这片土地上。
2007年，已故的大渡河船工帅仕高在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国国防报联合主办的《感谢人民——激励军营80年》十大爱国拥军新闻人物评选中，荣获“爱国拥军新闻人物特别奖”。彼时帅飞也已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他想起爷爷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孙孙你看，年轻时做过的事，总有人记得的。”
帅飞告诉记者，在爷爷的影响下，父亲和自己曾先后参军。如今，帅飞是安顺场镇“勇士突击队”队长，今年“9·5”泸定地震发生后，他在次日清晨带队赶往此次地震受灾严重的石棉县草科乡搭建救灾帐篷、输送救灾物资。紧急救援的日子里，帅飞不知道自己在落石阵中奔走了多少趟，正如爷爷当年，记不清在大渡河上摆渡了多少个来回。
在红军长征过雅安的那段历史中，像帅仕高那样不顾自身安危，倾力帮助红军将士的老百姓不在少数。还有的人虽然不曾直接与红军共历艰险，却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着红军。
在汉源县宜东镇富乡村的一处山丘上，有12座坟墓，现存的三块墓碑上没有姓名，只有数字编号。
“我们当地人叫这里‘十二坟地’，过去少有人知道墓里埋的是谁。其实，碑是我爷爷刻的，埋的是12位红军战士。”“十二坟地”的守护者杨兴海告诉记者，1935年6月，爷爷杨文福应一名红军的请求，帮忙安葬了12名牺牲的红军战士，并用家里的石料为他们刻碑，为免被敌军发现，碑上只刻了数字。当时，红军告诉杨文福，“等今后历史转变了，会有人寻过来，到时候再带他们来这里，也会来感谢你们家的。”因此自那之后，杨文福一家三代就一直守护着这12座墓，长达87年之久。
新中国成立后，杨文福一家分到三亩多土地，为了继续守护好这12座墓，他主动申请要了别人嫌弃的这块荒冢地，还特地把墓堆一带空了出来，叮嘱家人不种作物，不能打扰到埋在这里的红军。每年的清明深夜，他还会偷偷去烧上几沓纸钱。
1986年，守墓大半辈子的杨文福去世。离世前，他叮嘱家人把他安葬在距红军墓不远的地方，杨兴海的父亲杨国友成为第二代红军墓守护者。前些年杨国友去世后，杨兴海继续履行这份承诺，他说：“爷爷和父亲为我树立起了光荣的榜样，我还是会像他们一样，经常前去看望红军英烈，向他们讲述我们后人今天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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