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根与魂干与枝体与用

舒大刚


“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内在特性和突出标志,也是这个民族赖以发展延续、创新创造的深层底蕴和外在维系。文化见则民族显,文化明则民族昌,文化兴则民族盛,文化强则国家强。没有文化就不成其为民族,丢失文化就谈不上民族的复兴和国家强盛。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是各民族实现身份认同、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实现自我定位、建设美丽家园、走向美好未来的特有资源。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当从何着手?这就涉及到中华文化的根与魂、干与枝、体与用等等问题。

人文化成  “文化”明义

结合中国固有的文化用语来考察,是了解中华文化基本内涵、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最好途径。文化就是利用人类自身的经验、意识、思想、情操和学说等文明成果,来影响人类自己的内在而又化为内因的东西,这就叫“人文化成”。

“文化”的具体内涵,也是长期讨论或灵活使用得没有边际的话语。一些人将“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总和”归结为“文化”,这是广义的文化观。持此立场者说,文化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其中物质文明包括生产生活、衣食住行、日常用品等等;制度文明包括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等等;精神文明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当代的“文化学者”大都取这一观点。以英国泰勒《原始文化》为代表提出了狭义文化观,说文化是指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社会成员的能力和习性等复杂整体。这些定义有利于我们审视中外古今的文化现象,根据这些文化现象来分析它的构成要素。我们认为,文化的构成,有主有从,有本有末,有干有枝,有体有用的;文化的表达方式,有物质有精神,有制度有生活的,有形上有形下,有历史有现实,有共同有分殊,不一而足。文化与文明有联系但不能完全等同。文明相对于野蛮而言,指生产力高低或科技发展水平而言,事关生产、生活方式或认识世界的手段和深浅等问题。相对于人生和人性来说,文明是外在的,与人类生活、生产和认识只有机械的联系和外在的结合,在形式上大都是物化的、显性的。文化则是利用人类自身的经验、意识、思想、情操和学说等文明成果,来影响人类自己的内在而又化为内因的东西。


文化由多种要素构成,文化呈现出多种色彩。近代以来关于“文化”的多种解释和定义,多半因未能真正把握文化基本要素特别是主导内核而引起的。结合中国固有的“文化”用语来考察,是了解中华文化基本内涵、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最好途径。《周易·贲卦·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刚柔交错”的“天文”,是指宇宙中普遍存在的阴阳对立、刚柔相济而呈现出来的互相交错文彩灿然的自然现象;“文明以止”的“人文”,是指人类活动达到一定水平(“文明”)而后逐渐积累起来(“以止”即“止于至善”之止,即规范、法则之意)的历史经验、智慧产物和精神财富。“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意指仰观俯察自然现象,可以预知时节、风云、物候、吉凶等变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观察人类自身的经验和成果,可以教化成就天下之人”。观“天文”的目的是“察变”,天文的内容是“刚柔(阴阳)”;观“人文”的目的是“化成”,人文的内容是“文明”。天文是客观的,人文是主观的;察变是自然的,化成是人类的;阴阳是天文的实质,文明是人文的实质。都是动态的可变将变,活活泼泼的,不是僵死的固定不变的;是有实质内核的,不是外在飘浮的。泰勒《原始文化》对文化的理解颇与《周易》遥相呼应。如此看来,经典文献“文化”的内涵意蕴、外延功用都很明确。


文化的“文”是人文,“化”是养成。“文”与“质”相应,文是文彩、条理以及规则,是针对于“质”(即内容:阴阳或文明)而言的。“质”是实质、内容、根核,在自然是阴阳,在世道是文明,是决定天文、人文之价值和意义的根本内核。质需要文来总结和表达,才能为人知晓;文需要质来规定和主宰,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将文和质恰当结合和表达出来,就修成君子之行了。孔子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此看来,“文”是经过归纳总结、加工提炼后,能够揭示普遍性规律、可以教化天下万民的内容。孔子尝曰:“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乎”?“予一以贯之。”“多学而识”是经验积累,是局部反映“质”的过程;“一以贯之”是规律性总结,是“文”的提炼工夫和形成过程。可见“文”既有现象表征,也有精神实质;“文”既呈现出可观可感等物化的和数量的存在,更在于可思可想、可教可化等精神教化价值。这样一衡量,那些将吃喝拉潵、物质金钱,甚至皇权独裁、专制主义都加以“文化”桂冠,就是没有依据的了。我们提倡“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在中国文化讨论中,还有“礼”与“俗”这对概念值得辩析。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礼与仁义是三位一体,形式与内容、三维互动的关系。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礼”是对仁义的节文和粉饰,是具有规范性、哲学性、文饰性等内涵的制度设施和语言规定。这些特征,“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圣教“化民成俗”的俗,是用圣人规范化的礼乐教化而形成的良风良俗,是有思想有哲学有价值的;“百姓日用而不知”,这是大众习以为常的习惯和习俗,多半是没有经典内涵和哲学指引的(“故君子之道鲜矣”)。“文明”正是规范化的“礼”制。我们用《周易》“文明以止”“人文化成”来谈“文化”,正是出于“文化”具有特定内涵、可以用来教育和化导天下的原因,那种将人类一切活动的总和都归结为“文化”,就显得大而无当不着边际了。


什么是“化”?即教化。从人从匕,匕即变也,象倒立的人,意味着要改变其动物野性和原始趋利本性。“文化”就是用文明的人文成果来教化人改变人,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此一过程,荀子叫“化性起伪”,宋儒叫“变换气质”。怎样实现“以文化人”呢?第一必须是文而不是武,第二必须是化而不是伐。《孝经》上孔子说:“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以教化民即教化。博爱即仁,德义即义,敬让即礼,礼乐即文明,好恶即情感。孔子设计的教化内容是“仁、义、礼、乐、情感”。孔子又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强调“孝悌礼乐”的教化功能。都是用德治来感化人,用礼乐来教化人,避开用政治高压和严刑峻法来威服人民。古汉语“文化”是与“武功”相对待的。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束皙《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都是这个意思。只有“以文化人”“以教化人”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出现《孝经》多次提倡的“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的治理状态。

 

《礼运》记载孔子述“大同”“小康”两世:“大同”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奉天而行,率性而为,自然而然,没有太多的人文设施和制度构架,只是遵从自然(生长予夺)便好,顺应天道(好生恶杀)即可。“大同”大致在两种情况下可能实现,一是生产力低下,必须选贤与能互相帮助互相照顾才能使群体生存下去,相当于《庄子》“击壤而歌”的“葛天氏”之民,那叫“原始共产主义”;一种是在生产力极度发达,财富极大丰富,人的精神境界极其高尚状态下,升华出的普遍的利人利他利群的情怀,这叫“科学共产主义”。与此相联系却又相区别的“小康”可不一样,里面有许多人文经验、制度设施,如“城廓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贤勇智”;还有刑罚奖惩,使智者能者得到表彰(“贤”),不肖者受到处罚(“在执者去,众以为殃”)。小康时代的“礼义”就是“文”;“正”“笃”“睦”“贤”等治理过程就是“化”。文化,就是用人类自身体验出来的可以劝人向上向善的内涵,来教化世人,达到风俗淳、国家理、天下平的过程。“大同”要么生产力十分低下,还算不得“文明”社会;要么等待生产力极大提高后出现了人人自觉个个利他习性乃可,大同之世勿须礼乐制度,也不需要人设“规矩”。“小康”社会财富有余,出现国家以及礼乐等制度,“文明”也就开始了,这才有“文化”的可能和需要。文明有高低,文化无优劣。但就其效果和长短而言,文化却是有先进与后进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别的。在中国,是大禹奠定了国家制度、道德文明和价值追求,故古来称“先王”之制都是从大禹开始的。

 

人类的精神生活和人格养成涉及形上、形下诸多方面,对其“文而化之”也具有不同的层次和方面。文化没有高低、优劣、美丑的区别,但有“先后”“早迟”“深浅”“精粗”等不同。就形而上者言,“文化”涉及信仰、价值观和心灵抚慰问题。就形而下者言,“文化”涉及道德伦理、礼乐文明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就认知修养而言,文化又涉及知识结构、操作技能,特别是沟通形上与形下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

 

文化具有因袭性、变革性和借鉴性。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就是文化的因袭和传承;“损益”就是文化的变易和发展。只要是在同一个文化基础上重建或发展起来的文化,都具有某种因循性和袭同性。历史的继承性有被选择的可能,但也有其客观必然的因素;文化的变易有人为革新的可能,但革新必须合乎文化固有的土壤。

 

文化还具有借鉴性。孔了就曾经比较“北方之强”和“南方之强”,赞美“兴于西羌”的大禹所创造的“治水”“勤俭”“孝道”等成果,吸收“夷俗仁”的优点并“欲居九夷”,甚至还因为游宦不成,想“乘桴浮于海”去寻找海外乐土。他对于南北诸“强”要加以矫正;对于大禹文明,则全盘接收,毫无“间然”,并取其孝道为德行之本;对于夷俗之仁,则取以为自己的核心观念。但是他又深责四夷没有礼法,以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因此对外族文化的吸收,必须坚持在周公之礼义的框架下进行,孔子作《春秋》,夷狄“进于礼”而以华夏视之,诸侯“失于礼”则以夷狄视之,提倡“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也”,要”“以夏变夷”,“以文化野”。这就是坚持华夏本位,礼义原则,兼容并包;是古代“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的典型。我们不仅治国理政、文化建设要坚持中华本位,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也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要“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近代以来关于“文化”提出了多达数百种定义,至今没有定准,这既是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表现,同时也是由于对文化本质理解不同,特别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文化建设的实际不同而造成的。文化需要借鉴,但是不能取代,“尽弃其学而学焉”,那种企图套用别人文化概念,不顾本国具体实际,而想解决本国问题的做法都是适得其反的。就象新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之一“历史分期”大讨论,争鸣虽然热烈,但多数是套用西方理论,必然此牵彼掣,不合中国实际,因为人家根本就不是在研究中国,怎么可能完全适应中国实际呢?金景芳先生避开西方预设理论,运用中国的传统分期法,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礼记·礼运》用“大同”“小康”将中国上古史分成原始共产主义和奴隶社会两个时代,夏朝就是其中的分水岭。《汉书·盖宽饶传》引《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是小康社会;“官以传贤”,是大同理想。传子和传贤就是原始社会公有制和奴隶制私有制两个时期最大区别。传说“三皇”即代表母系氏族时代,“五帝”即代表军事民主制时代,“三王”即代表奴隶制时代,“五霸”则代表奴隶制的衰落,“七雄”代表封建制度的孕育时期。金老以“启代益作后”为中国奴隶社会(亦即“家天下”,或“小康”时代)开始,以周室东迁为中国奴隶社会衰落开始,以秦统一六国作为中国奴隶社会的结束。这一分期法成功地将历史与理论、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结合起来,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形成著名的“金氏”分期法。我们讲中华文化,也应当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体系中寻找文化内涵和学术术语。

 

《周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将人类文化分成形而上之道(自然、道、天命、天理等),和形而下之器(诗书礼乐、孝悌忠信等)。《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将教化作为联系“天命”与“性情”的必然途径,教化成了沟通上下、周流六虚的知识(智)和方法(中庸)。运用这一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我们可以将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归纳为:形而上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三教”儒释道、“三统”天命、鬼神、礼乐,涉及终极关怀和世界观、人生观等问题);形而下的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如五常、八德、十义,涉及现实关怀和行为操守等问题);以及沟通上下的知识体系和操作技能(如六略、四部、六艺、七学、九流等,涉及知识论、方法论和行动能力等问题)。因此讲文化,就形而上者言,涉及信仰、价值观和心灵抚慰;就形而下者言,涉及道德伦理、礼乐文明和生活态度;就沟通形上形下的需要来说,文化还有知识和技能等问题。


信仰是灯 照亮古今

中国精神就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国价值就是尊道贵德,民为邦本,家国天下,世界大同;中国力量就是因势利导,人民本位,奉天法祖。

人类的生活生产需要理想,理想需要目标,目标需要动力,动力的最后推动者则是终极关怀,这就涉及到信仰问题。孔子提出“民无信不立”,提倡“足食足兵,民信之”,这个“信”通常讲成诚信,其实也包括信仰。与信相同的词汇还有“孚”“诚”。《尚书》载周公言“作周孚先”,《诗经》“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孚即信,周人将“孚信”与天命相配,已具终极关怀。《中庸》“诚者天之道也”,也将诚信定义为“天之道”,信的力量来源于天道。孔子说:“不知命不以为君子”,“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天命是君子成就自我、接受监督的最终裁判。

 

文化文艺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是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者,还“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滋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我们要“以高远志向、良好品行、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讲的都是解决理想、信念、情操、品行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就不是什么杂七杂八的“文化”能办到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更明白不过地强调了“文”的具体指向。“文”是属于优雅、向善、向上等形上的内容。我们要“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

 

什么是中国精神,就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什么是中国价值?就是尊道贵德,民为邦本,家国天下,世界大同;什么是中国力量?就是因势利导,人民本位,奉天法祖。“明明德,首先要明大德、立大德。新时代的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大德、立大德,就是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信仰是什么?除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外,还要有文化信仰。什么是情怀?就是“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在格物”的“家国情怀”。什么是担当?就是敢为天下先,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天下苍生,舍我其谁!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需要引进信仰吗?非也!中国人自有其崇高而不虚玄的信仰体系。春秋时期的孔子,通过总结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形成了“天命、鬼神、礼乐”的三统信仰;东汉以后,又形成“三教”(即儒、释、道)互补的信仰,它们既对中国人实施其现实关怀,也对中国人进行着终极关怀。

 

何谓“三统”?《礼记·表记》载孔子说夏、商、周文化各有宗尚,是谓“三统”:“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就价值观而言,夏人“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在价值观上“尚质”;“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价值观上“尚文”。换言之,在信仰上,夏人敬天命,殷人重鬼神,周人尊礼乐;在价值观上,是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天命”即天道,又单称天、道、命,“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天命实质是客观规律(天道)作用于人(天命)而表现出现出来的必然性和永恒性。“鬼神”即阴阳升降(归、伸),“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神者阳气伸张、万物化育;鬼者阴气收缩、生命回归,其实质是运动变化之事物的根本动能及其最终归宿。“礼乐”是制度文明、行为规范,其实质是道德仁义的具体规定和文明表达。有此三个境界,从而形成了中国人“天人相与”“奉天承运”“替天行道”“敬天法祖”“鬼神无欺”等信仰系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文明礼敬”“忠恕”“中庸”等文化系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政治系统。天命信仰告诉我们从哪儿来,鬼神信仰告诉我们将到哪里去,礼乐文明告诉我们当下如何办?分别代表了尊道贵德、敬天法祖、尊礼守法等价值取向。天命解决终极关怀问题,鬼神解决临终关怀问题,礼乐解决现实关怀问题。将天道、鬼神、礼乐,天文、人文合为一体,这就是尊天,就是有道,就是顺民,就会收到无所不能的治理效果。《孝经》有曰:“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训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将天之道、地之义与民之行结合起来实施教化,就不用强制手段也能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这才是真正“以文化人”。

 

如果说“三统”还是史官文化作用下“以史为教”的传统的话,那么随着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到来,中国也进入了“以学为教”的新时期了。这便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出现并进而催生诸子百家的产生。“三统”虽是历史经验总结,而总结这个经验的正是儒家创始人孔子。《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儒家传统起于中华上古的历官(掌天文历法的太史)和治官(掌教化的司徒),他的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天文历法、科技知识)、明教化(教育功能),是入世的、治世的。他们尊奉讲说的经典是“六经”,六经不仅是精神信仰、价值观、道德伦理等说教的经典,也是中华上古历史文化的宝藏。他的理论是“仁义”,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情怀(仁爱)和处事原则(道义)的结合。他们的道统和政统是尧、舜、文、武、孔子这些人类精英,是人间正道、道德良知、公平正义和知识智慧的杰出代表。加之历代儒者的辛勤耕耘、矢志传道的担当精神,就注定了儒家将成为中华历史的传承者,中华智慧的启蒙者,中华精神的阐释者,中华道统的延续者,他们必将走到历史的舞台中心,成为全社会的主导力量。

 

儒家积极入世,满腔热忱,但人事有利钝,人情有冷暖,心灵需要安抚,迷盲有待荡涤,于是道家潇潇洒洒地走了出来。《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道家鼻祖老子就曾做周室柱下史,掌柱下方书,他们知道历史变迁,世事无常,荣辱无定,物极必反,故知白守黑,知贵守谦,顺其自然,无欲无为,以此求益,其“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不过是一种处世态度和守势方法,但却形成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珍贵理念。东汉诞生的道教,是以道家的哲学和处世态度为主,再融合方术、杂艺、鬼神信仰乃至医药养生而形成的本土宗教,其基本哲学仍然是清虚自守、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中国在长达四百年的两汉盛世中,一直以“儒道互补”“孔老相辅”为治,相继出现“黄老”“刑名”、“表彰六经”、“霸王道杂之”、“今古文之争”等文化邅替,促成“经学”“汉赋”“史学”“历算”“医药”,甚至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治理的全面繁盛!那么,进入东汉后为何还需要佛教?佛教本产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就本土化成为“中国佛教”了,对中国儒家的积极入世、道家的消极辟世,进行了心灵补充和情感制衡。《隋书·经籍志》说:“(释迦牟尼)舍太子位出家学道,勤行精进,觉悟一切种智,而谓之‘佛’……华言译之为‘净觉’。其所说云,人身虽有生死之异,至于精神则恒不灭。此身之前则经无量身矣,积而修习,精神清净,则佛道天地之外,四维上下,更有天地,亦无终极。然皆有成有败,一成一败谓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则有无量劫矣。”佛教告诉我们万事无常,宇宙无常,万法随缘,缘聚则成,缘尽则散,人生的价值不在此世胜败,而在于“精神清净”“精神永恒”。这一哲学与中国的忠孝伦理,甚至老庄的清虚自守、无为而治的思想结合,便形成全新的“中国佛教”体系。中国佛教从无常无争求得心灵解脱,给儒之积极进取、道之超越洒脱,添加了心灵的慰藉和终极关怀。

 

三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以儒学为主干,以佛、道为辅翼,有似五谷(儒)、杂蔬(道)和百药(佛),同样为人世所需,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多元互补、良性互动的结构。三教之间的联动及其内部哲学与宗教的互动,使中国人在哲学与宗教之间、理性与神性之间可以从容选择;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由来往,形成“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的中庸平和、进退无碍的心态,使中国士人在事功或归隐、入仕或避世、得意和失意之间快意决择而不徬徨。


重道明德 纲常有序

中华民族在不同生存环境中,形成了基本相同的价值追求和道德伦理,这就是“五伦”“五行”“五常”“八德”和“十义”等道德教义。

文化工作、学术研究必须坚持人民本位,不仅“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是学术的生命力所在。学者必须“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了解群众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关注现实,关心民生,服务当下,美化生活,是从事文化研究和学术探讨的重要任务。文化文化,必须以文化人;儒学儒学,必须做“人民需要”的学问。任何优秀的文化和理论,必须解决人民现实问题才是好学问。面对近百年来礼坏乐崩、道德滑坡的现实,吸取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优秀道德、优雅礼乐,重建现代道德伦理、礼乐文明,自然是首当其冲的事情。

 

重视德教是儒家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中华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基本相同的价值追求和道德伦理,这就是“五伦”“五行”“五常”“八德”和“十义”等道德条教。对“五伦”和“五行”的重视都始于《尚书》,《舜典》载“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何谓五品、五教?“五品”即父、母、兄、弟、子五种亲属关系;“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此五种关系普遍存在、对五种品行要普遍奉行,所以又叫“五常”“五行”,这是中国人解决自身基本伦常关系的大纲大法,是人文之首务,家国之重典,处理好了就诸事皆顺,故《尧典》又说“五典克从”。《左传》文公十八年载舜“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滕文公上》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舜)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与《尚书》所记皆同一事,不过将原来属于父(母)子、兄弟等血缘亲情之间的关系,扩大到了君臣、长幼、朋友等社会和政治关系。可见奉行“五行”“五常”使“五品”“五伦”“五典”得到理顺,是何等重要!它事关治乱,理辨人畜,情系五品,不可须臾离也。

    

“五典”又叫“五行”,这一观念也本来始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火、木、金、土是五种具有相生相胜(生克)关系的物质。这五种关系又被儒家用来解释人的五种品行。孟子《尽心下》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仁、义、礼、智、圣战国初就称为“五行”。此说始于子思,重于孟子,到战国后期却遭到荀子的批判。《荀子·非十二子》云:“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不过出土文献郭店楚简《五行》篇、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也与思孟略同;汉初贾谊《新语·六术》仍称“人有仁、义、礼、智、圣之行”。至董仲舒乃以“信”易“圣”,形成“仁、义、礼、智、信”固定搭配,以为此五者为人类应当常行不替,故谓之“五常”,于是影响中国2000余年。

 

“八德”,也是八种品行,比之五行、五常更为具体,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管子·立政·九败》:“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又《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明确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安全的四种力量。《内言·戒》篇又说:“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庆也。”又提出“孝悌忠信”四德。《孟子·梁惠王上》也提倡“修其孝、悌、忠、信”,认为四德做好了,“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此后“孝悌忠信”逐渐与“礼义廉耻”结合,形成内修“孝悌忠信”、外引“礼义廉耻”等“八德”的内在超越与外在约束相结合的伦常体系。明商辂《奏疏》论“谨士习”说:“臣惟古者,人生八岁入小学,教之‘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事,以正其心术。十五入大学,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以明于体用。此其教有次序,故学有成效。”将八德作为士人初学(小学)就应当掌握的基本品行,而将修齐治平作为大学阶段的深造科目。

 

“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顺、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仍然是五伦的具体落实,但是又更加具有上下对等、尊卑互谅的性质,更加合理易行。只讲“五常”容易概念化、虚化,光讲“五教”也容易单方面地片面化,甚至光讲“八德”也容易被专制者利用,成为严格要求他人却任情放纵自己的教条。只有“十义”都讲全了,各色人等都做到了,才具有持久性和可行性,也才能达到“君子爱人、小人易使”等全民素质提高的程度。《礼记·礼运》指出:“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人有七情,天有十义,七情是私欲,十义是天理,只有人情服从天理,私欲听从公义,五伦关系才会调正,上下尊卑才会有序,否则就是专制暴力,就是愚忠愚孝,就是奴隶道德!那是难于持久的,也是极不公正、极不公平的!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俗语说“上行下效”“身先士卒”“有诸己然后求诸人,无诸己然后非诸人”,都是出于这一观念的考量。


经典为钥 文化自明

中华文化主要是由儒释道和诸子百家以及各民族的经典文献为主流,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根,经典所蕴含的信仰、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就成了中华文化的魂,而其中关注现实之用的道德伦理、礼乐文明、知识智慧和方式方法,就成了中华民族久久为功的全体大用。

三教、三统是崇高的精神信仰,五常八德十义是具体的日用常行,而要很好地把握信仰、认识价值、遵守规范、优化举止,又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智慧。就像孟子所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知识和智慧是沟通形上形下,准确把握和正确表达这些信仰和行为的重要枢纽。任何一种文化都涉及到世界如何认识,知识如何构建,技能如何养成等问题,古印度的宗教认识论主要靠参悟,西方近代科学主要靠实证,中国社会也有自己的一套认识的途径和方法,那就是“学以致其道”“学然后知不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允执厥中”“过犹不及”“中庸”“一以贯之”等,这些就是中国认识论的话语体系。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是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理论和方法,是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知识结构和方法论;学术体系是研究、阐释并形成学科体系的方式和方法;话语体系是用特定的术语和程序将这些方式和方法准确恰当地表达出来的符号。中国有着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演进史,曾经积累和构建出系统庞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可是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长期的西学东渐、欧风美雨,几乎一边倒地实行学科、学术和话语的倒灌,充斥中国各个学科的体系都是西方的,中国原有的体系早已荡然无存。时值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新时代,当然有必要对我们自己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进行梳理和重温,甚至重构。

 

中国固有的学科就是“六略”“四部”“七学”,固有的学术就是“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固有的话语就是“形上”“形下”的知识分殊,“学思”结合、不偏不倚的“中庸”法则,以及阴阳、五行、三才、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尊道贵德、明体达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穷变通久、通其变使民不倦、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等特殊术语。

 

“六略”和“四部”都是中国传统文献著录。我国古代的文献分类,早期是六分法,后来是四分法。汉刘歆《七略》(即后之《汉书·艺文志》)用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下再分38种,共著录图书596家、13269卷(班固“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先秦及西汉的文献基本收录其中。六艺是经学,包括历史、哲学、宗教、信仰、文学、礼仪等;诸子包括儒\墨\道\法\阴阳\名\农\小说\纵横,都是讲治道的;诗赋是文学,兵书是军事\谋略\兵器制造等;数术讲科学和技术;方技讲医学\药学和养生。每篇都有一篇序言讲学术流和学术特色.这既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最庞大的图书分类体系,也是当时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集中体现。中国人有关伦理、道德、价值观、信仰、文化、学术、思想、修养\军事\医药的内容,都统统体现在这些文献之中了。文献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学术的重要体现。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文献大国,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对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分类的国度.随着学术的发展,文献的增多,文献分类也更加系统\更加缜密。《隋书·经籍志》用经、史、子、集大类四部来统各类文献,其下又分40类(另附道四类、佛11类)来著录六朝及其以前图书14466部、98666卷。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其《总目》亦以经、史、子、集四部、下分43类,其正录图书3401种、79309卷,存目录6793部、93551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重要的古籍。此后的典籍更多,种类更繁,据当代学人考据,凡清人著述22万8千余种,但若按传统分类法著录,也无外乎经、史、子、集四部,故“四部”可以概括中国古代文献。

 

大致而言,四部即是以《六经》阐释文献为核心的经学体系,以劝善惩恶为目的的史学体系,以儒为首诸子互补的子学体系,以真善美诚为核心的文学体系。“六略”“四部”之首俱是经学,经学即是中华文献的统领,也是中华学术的根基。抽绎四部,回归经典,四部精神或精华即知过半矣!可是自从近代西学传入以来,中国的图书分类全部洋化,即使中国人自己改造过的分类法,也将经史子集打乱分别系联,中华学术无复体系。

 

“六艺”:有大六艺\小六艺之分.小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是技巧性的;大六艺指“六经”,是文献性的。《周礼·大司徒》载乡大夫之职曰:“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里“六艺”是与“六德”“六行”相对等的六种具体的技能,是当时上流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六种主要技能,一直到战国末期仍然如此。《吕氏春秋·博志》称“养由基、尹儒,皆六艺之人也”,而下文在述其能耐时,养由基善射,尹儒则学御,说明当时“六艺”仍然是射、御之事。

 

至汉初,六艺与六德、六行等合一,又与执行大六艺教育的“六经”结合,“六艺”于是成为儒家修炼“君子”人格、进德修业的综合素质和总体要求,是否“身通六艺”就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属于“君子”的基本考量。

 

大凡要提倡一种人格,要修成一种德行,必须要有具体的从内到外的修养课目。有如古希腊“智者”,要求其既具有“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古之“四艺”,还要求其具有“辩论术、修辞术、文法”的新“三艺”,合为“七艺”。中世纪欧洲“骑士”也被要求具有“谦恭、正直、怜悯、英勇、公正、牺牲、荣誉、灵魂”的八大美德。十七世纪以来盛行的英国“绅士”教育,也需要“道德、健康、智慧、礼仪”等科目,以便修成彬彬有礼、待人谦和、衣冠得体、有爱心、尊老爱幼、尊重女性、谈吐高雅、身体健康、内在修养、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无不良嗜好、举止文明、善于交际等良好素养。江户时代日本盛行的“武士道”,也要求其具有“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的美德,表现出“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忠诚”,其课程则有“击剑、箭术、柔术、马术、矛术、兵法、书法、伦理、文学、美学、哲学”等等。就是当代美国的“精英”教育,也明确提出了“平等精神、领袖气质、博雅知识、大众情怀”,包括在价值观、远见、能力、目标、信心、责任心、使命感、微笑、语言、合作、组织、操作、演讲等方面具有全面修养。

 

同样,中国儒家“君子”教育也不例外,也有具体而生动的要求。孔子就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从内到外的完整修养和完美举止。《周礼》所提“六艺”显然只是六种技艺(即“文”),还不足以修成君子人格,必须将“六德”“六行”一起讲习,才能达到“文质彬彬”的效果。汉初已经有“小六艺”和“大六艺”的区别,小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汉代已被视为小节小艺;大六艺即《书》《诗》《礼》《乐》《易》《春秋》六经,汉代视为大义大节。《大戴礼·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太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伏胜《尚书大传》也说:“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学,见小节而履小义;二十而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即是其证。贾谊进而将六理、六法、六行、六术与“六经”结合,统称为“六艺”(详《新语·六术》,不俱引)。司马相如《子虚赋》说:“游乎‘六艺’之囿,鹜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此处的六艺显然就是指“六经”了。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以备王道,成‘六艺’”。又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又:“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都是将“六经”称为“六艺”,说明此时“六经”已经担当起“六德”“六行”等等内在修养的教育任务了。《史记·滑稽列传序》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此说本之于《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意思是说, 《诗》是讲性情文学的,《书》是讲二帝三王仁政德治之事的;《礼》是讲制度设施\行为规范的;《乐》是表达令人团结和乐的艺术的;《易》是讲阴阳变化等哲学问题的;《春秋》是讲治理社会的等级名分的.六经基本代表了当时最精华的文化积累.所以自周以来都成为教育人培养人的经典。《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左传》亦载晋国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管子》也讲“泽其四经”,说明“四经”修养是培养优秀帅才的教典。汉人普遍认为“六经”具有极强的政治教化功能,它之成为“中华文化”核心内容亦可知矣!由于早期“六艺”与“六经”合一,成为士人学古的内容之一,随着新技能新需要的发生,又产生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吟讽作对”等新技艺,成为衡量士人优秀与否的重要尺度。

 

“七学”本指7类学校,后来演变成为7种专科学术。中国自古重视教化,《礼记·学记》有所谓“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夏曰庠,殷曰序,周曰校,学则三代共之。《论语》记孔子教学“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数其学业有成的弟子为“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文即经学,行即德行,忠即政事,信即言语,可见孔子当年已经实行分科教育。汉景帝末文翁治蜀,立学宫成都市中,教以“七经”及律令,是于形成经学\律学。汉武帝立太学,教“五经”,设“五经博士”。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雷次宗“开儒学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宋书·雷次宗传》)。开启“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学并重局面。

 

唐代学校发达,门类鼎盛。《旧唐书·职官志》载“有六学:一国子学,二太学,三四门,四律学,五书学,六算学也”。《新唐书》则增加广文“凡七学”。大致而言,国子学系招收从二品以上的子孙入学,主习经学、礼乐和政事;太学主习经学;广文主业进士,重文学;四门接收四方推荐之俊士,主习文案;律学主习律令、格式、法例;书学主习六书、字画;算学主习“算书十经”。这七学已经涉及的学科有:小学、经学、史学、玄学、文学、法律、算学等门类。

 

“九流”即诸子百家,这也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头戏,是在儒学产生后形成的与儒争鸣、也与儒互补的学派。《庄子·天下》讲天下学术衍生顺序,先有“旧法世传之史”,然后是《诗》《书》《礼》《乐》等六经,再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诸子。他感叹诸子百家 “不该不遍”,是“一曲之士”。

 

汉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论及“六家”,有“序四时之大顺”的阴阳家;有“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儒者;有“强本节用”的墨家;有“正君臣上下之分”的法家;有“正名实”的名家。他最推崇的是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反映了汉初崇尚黄老的习尚。《汉书·艺文志》对九流十家都有点评,但是称赞儒家“于道为最高”。

 

班固还一一揭示诸子学术渊源,具有“王官”传统,也受到“六经”影响,“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如果利用得好,正好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因此提倡“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汉书·艺文志》)。以“六艺”为本根,兼采诸子百家学说,正是班固为再造文明做出的设想,值得我们学习和认真体会。

 

“人文化成”是文化的本义,“以文化人”是文化的本务。明于“文”的本义,我们方能抓住要领,纲举目张;明乎“化”的本务,我们方能重点突出,实而不虚。中华文化是以中华民族历史积累的优秀成果为底蕴,以服务和滋润于各个民族甚至相关国家为目的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主要是由儒释道和诸子百家以及各民族的经典文献为主流,“三统”“三教”解决信仰和价值观;“五常”“八德”“十义”构建道德伦理和行为操守;“六略”“四部”“七学”等沟通形上形下,获取知识智慧。而这一切又都记载于文献特别是经典文献之中,自然而然,经典就成了中华文化的根,经典所蕴含的信仰、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就成了中华文化的魂,而其中关注现实之用的道德伦理、礼乐文明、知识智慧和方式方法,就成了中华民族久久为功的全体大用。举凡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精神、中国的价值、中国的风范、中国的力量、中国的学科、中国的话语,从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到人文精神、社会治理、学术研究,都统统可以取材于经典文献。根据经典详加阐明,进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叫做“经学”,西人谓之阐释学),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及其传扬途径也都尽在其中了。因此经典明则文化明,经典通则文化亨,经学显则文化光,经学行则文化可久可大矣。因此,鄙意以为,欲明中华文化必自儒释道入手,欲明儒释道学必从经典着手,阅读经典必留意于其中的思想意识和核心价值,思想价值掌握了并且实践了,文化的复兴和昌盛也就指日可待矣。


(作者系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古籍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