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陈婷

“站在坚定文化自信、从而增强‘四个自信’的高度,推进三苏文化时代化、全球化,还有许多空白点。借助传播三苏文化、讲好东坡故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还做得不够。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以更高的站位深入谋划、系统推进。”11月中旬,住川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田向利向全国政协提交社情民意信息,呼吁“传播三苏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文化自信自强写进党的二十大报告,这句话在省政协委员中受到广泛关注、引起强烈反响。

如何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在不少省政协委员看来,习近平总书记今年6月在四川眉山三苏祠视察时的重要指示指明了方向。三苏文化正是一个非常好的重要切入点。鲜明的三苏文化标识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理念和思维,值得全方位学习研究,大力传播弘扬。

全省政协掀起学习传播三苏文化热潮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视察,在眉山三苏祠,他饱含深情地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习近平总书记为何如此青睐三苏文化?为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田向利率调研组赴眉山,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开展实地调研,在眉山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与眉山市委、市政府面对面交流意见建议,就传承弘扬三苏文化广泛凝聚共识、做大做强三苏文化品牌进行了深入探讨。

随后,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传承千年三苏文化为主题,形式多样的活动在全省政协接续展开——

省政协党组向全体省政协委员和全省各级政协机关部署开展了“牢记嘱托·同心奋进”主题读书活动,“加强三苏文化的研究传承运用”成为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聚焦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协力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省政协举办“三苏文化与治国理政理念和思维”研讨会,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治国理政新境界,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建言资政,凝聚共识,以实际履职活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在四川政协文史馆开展了“共读苏东坡”读书沙龙活动。委员们围坐一堂,谈对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视察时重要指示精神的学习心得,诵读苏东坡经典作品,探讨交流对三苏文化的认识体会。

省政协办公厅、眉山市政协、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共同主办“吾家蜀江上——喜迎二十大·东坡遗韵书画精品展”。75幅眉山市优秀书画精品参展,引来不少观展人士。

以三苏文化为主题,眉山市政协还在线上线下直播“书香政协大讲堂”,吸引数万人次收听收看。

发挥政协凝心聚力的独特优势作用,眉山市政协主席黄剑东带队对三苏遗址遗迹调研走访;眉山市政协文史委召开“助推眉山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专题协商会,针对存在问题形成建议意见。

弘扬三苏文化,四川还可以做些什么?

据国内媒体公开报道,2000年,苏东坡作为唯一一位中国人,被法国《世界报》评为12位世界千年英雄之一。

“苏东坡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如何通过传承和弘扬三苏文化,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以三苏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省政协委员们在思考。

徐永明委员建议,以支持推动三苏祠博物馆申报国家一级博物馆为契机,全面加强我省“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建设,通过基地充分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

委员们建议:深化研究传播,以眉山三苏祠为载体,建设全球苏学研究传播高地;以东坡书画、东坡美食等为载体,加强三苏文化在海外的创新传播。

苏东坡一生在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海南、四川、陕西11省和杭州、徐州、惠州等18座城市留下诸多文化遗产。委员们提议,在全国政协指导下,由四川牵头建立协作机制,汇聚各方合力,促进11省18座城市共同把三苏文化这个“大IP”做大做强。

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丰厚和长远?学者也在思考。

“要充分发挥文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巨大影响作用。”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曾明认为,广大三苏文化的研究者,应使其研究结果能从专业的学术层面走向广阔的现实应用,成为“接地气的人间烟火”。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比如形式创新——中国传统的古典诗词与音乐进行“化学反应”,让世界亲近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主动了解古典诗词的语言美、文学美、美学之美,讲好中国故事。

今天,我们向苏东坡学习什么?

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时隔千年,在苏轼身上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指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这为三苏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民本情怀、法治智慧、为人处世哲学、廉洁不贪、务实担当、家风家训……在省政协日前举办的“三苏文化与治国理政理念和思维”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描画着苏东坡。他们说,“苏海”里有无穷无尽的思想宝藏。

在此,分享专家、学者们关于苏东坡治国理政理念和思维的部分精彩观点。

理解“苏海”的三对关键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才智

苏海,喻指苏轼其人其作那种海涵地负的浩瀚气象。

理解苏海有几对关键词:苦难与超越;日常与风流;绚烂与平淡。它们彼此支撑,互补相融,是成就东坡那种温暖却不刺眼、热烈而不张扬的文学个性的源泉,可以作为解开苏子瞻如何成为苏东坡这一问题的钥匙。

正如东坡和陶诗所云“美好出艰难”,东坡的一生充满坎坷曲折,承受了巨大苦难。但他以智者的胸襟、乐观的精神、顽强的斗志,不断寻觅玉汝于成的超越之道,以自己的诗文和一生经历,提供了超越艰难困苦的快乐样板。

经历40年宦海沉浮之后,苏轼自黄州、惠州而儋州。苏轼在海南建立的“功业”,既有物质性的民生功业,如凿井理水、劝勉农耕、推广医药、教育子弟、和谐黎汉,更有非物质性的文章功业,如诗百首、文百篇,还撰就《东坡易传》等,最终成就的是其人格功业,即对中国文人产生深远影响的东坡范式。

以“不贪”为宝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裕锴

以廉为本的信念,贯穿苏轼一生。

《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了一个故事:子罕在宋国当相国,有人献玉给他。子罕婉言谢绝说:我把不贪当成宝,你把美玉当成宝,如果你把美玉给我,那么我和你都失去宝,不如你收回美玉,这样我们都拥有自己的宝。

苏轼将子罕的“不贪以为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之一。他在和陶饮酒诗中回忆自己知扬州时,上书朝廷要求宽解百姓积欠的赋税,得到皇上恩准。他拜贺皇上因为下诏书宽限积欠,由此而获得最重要的宝物——“不贪宝”。朝廷不与百姓争利,这是执政者最值得珍惜的东西,也为臣子树立了廉洁榜样。

苏轼官拜中书舍人,受到朝廷重用。他在《谢中书舍人启》中表达出对“廉俭成风”的社会风俗的期待,并暗含廉政从我做起的表态。直到临终前不久,他还写下“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的诗句,坚守自己人生的信念。

坚持法以便民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

苏轼早在应制科考中撰写《进策》《进论》就充分展示了他的理政思维。

他在《策别课百官一》中提出为治四大方略:“一曰课百官,二曰安万民,三曰厚货财,四曰训兵旅。”

在《策别安万民一》中,苏轼提出“而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义。若曰‘国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则臣恐其失之多于得也。”他明确反对以“国用不足”为由,强取民利,认为应“有所不取”,以安万民,以利扩大生产,丰富税源,这样得大于失。

在国家财富积累的战略中,他提出“苟得其人,则凡民之利,莫不备举,而其患莫不尽去。”尽除民患,备举民利,这是通过放水养鱼、安定民生的计策,以求国富民安的长期战略。

熙宁新法,特别是榷盐制度,不仅于民不便,而且“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为此,苏轼结合自己多地任职的观察感悟,多次上疏,请罢榷盐。

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苏轼知登州军州事,担任登州军政一把手。他深为沿海民众咫尺大海,而令顿食贵盐而痛责,上书《乞罢登莱榷盐状》,坦言沿海地区食盐官营专卖三大危害,决乞罢榷。同时,他考虑政府财政问题,提出按市场规则,“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时隔不久,登、莱两州百姓破例获准不食官盐,享此特惠数百年。登州、莱州旧时多县都立“苏公碑”,刻苏轼《乞罢登莱榷盐状》原文以铭记。

民为邦本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教授

苏轼认为,人民是政权的基础,是天命所系,不可疏远,不可欺辱,因为失民则失国,君王的命脉端在于民心向背。《东坡书传》:“民可近者,言民可亲近而不可疏也;不可下者,言民可敬而不可贱。若自贤而愚人,以愚视天下,则一夫可以胜我矣。一人三失者,失民则失天,失天则失国也。”

苏轼重视“人民本位”,并不意味着他因为同情底层民众而仇视世家大族。相反,他认为大族是一方民望所系,具有维系一方风俗的作用,不仅不能打击,而且应当发挥好他们的表率作用。

对于民间风俗,苏轼继承儒家“五伦”教化传统,提倡顺应人伦情怀,以宽松的规矩教化民众,否则好心办成坏事了。东坡又认为,人民是真正的聪明者,千万不要愚弄他们,更不要违反民意而放纵自己的欲望;如果不恤民情而纵己欲,必然带来极大祸患。

由于深怀“民本”思想,苏轼在从政理事方面,能更多地考虑民众利益,尽可能地为民办好事。他为官一生,所到之处,兴利除弊,深受民众爱戴。在徐州任职时遇大水围城,苏轼与徐州军民共同筑起防洪长堤;在惠州任上,苏轼将皇帝赏赐的黄金用来疏浚当地西湖,筑苏堤一条。面对北宋激烈的新旧党争,他不是“两面派”,而是坚持于民有利、于国无害的政治原则,力图实现经世致用、富民乐民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