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的文学创作，为读者呈现了饱满真实的乡村|天府周末·西岭雪

面对主题写作，罗伟章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启示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吴义勤

很高兴能够在线上参加今天的罗伟章创作研讨会，首先要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罗伟章及广大川渝作家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好，党的二十大刚刚召开，总书记的报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我理解，这个研讨会，也是学习、领会、贯彻二十大精神的一个研讨会。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对中国文学来说，如何讲好中国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乡村振兴的故事，是时代对文学的召唤，也是文学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中国作协今年推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就是鼓励、倡导中国作家投身伟大时代、伟大实践，讲述中国故事，展现可敬、可亲、可信的中国形象，用功、用心、用情刻划新时代的人民，创作“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精品力作和新史诗。相信，这次会议也会在这方面凝聚智慧，并对这方面题材的文学创作之成败得失进行认真的研讨。

罗伟章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家，他的创作坚实、沉稳、接地气、有温度，有着从生活和人性本身书写的深度与情怀。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某种程度上被低估和被潮流遮蔽过的作家。好在，他有定力、底气和自己对文学的信仰，这些年来他一直走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即使被忽略、被遮挡也没有迷失方向，并终于走到了越来越开阔、越来越能被人看到的地方。我最早喜欢罗伟章，是他书写中考、高考和底层生活的作品，是他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的普通人人生和心灵处境的真切体察，他的《磨尖掐尖》《奷细》等一系列写中学生活的中篇小说，对中国教育、中国家长、中国孩子那种“内卷”式悲剧的书写和其中人性、人情内涵的发掘感人至深，读后令人悲欣交集、五味杂陈。我这些年编小说年选的时候选过他好多，小说学会排行榜他也多次上榜。而近年来的“尘世三部曲”，《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更是代表了他个人文学创作上的一个新高度，抵近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融合的更高境界，对人性把握的深度、对存在和世界的哲学化的理解、对自然和生命的思考，都令人难忘。尤其是《隐秘史》，没有概念化和理念化，而是在虚与实、真与假、善与恶、内与外的边界处推进情节、刻划人物、挖掘人性、展现世道人心，有着深䆳的思想蕴涵和逻辑力量。而他被广为推崇的长篇小说《谁在敲门》也确是近年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小说借助父亲的生日，写尽了中国式家庭的酸甜苦辣和家长里短，写尽了中国儿女、中国父母、中国兄弟姐妹在“文化”“人性”“人情”方面的复杂，对国民性和乡村伦理变迁，不是批判而是呈现，不是抽象而是写实，叙事的耐心、细节的呈现和那种感伤、无奈、莫名所以的情绪的抒发都令人印象深刻，有《红楼梦》式的大小说的气象和气度。

这里，我还特别想说一下《下庄村的道路》，这部作品是我们作家出版社和重庆联合出版的，文学界评价很高，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也取得了好成绩。我特别看重这部作品对主题性写作的启示。我觉得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报告文学应有的样子，是有文学品质和小说气质的报告文学，是文学性没有被题材和主题压倒的作品，是文学性战胜了题材性的作品。我们现在大力提倡主题写作，提倡作家关注现实，关注现实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但是我们不是提倡简单化、理念化、概念化、主题先行、图解生活和政策的急功近利的写作。这类写作主题和题材的意义是先天就设定的，明明白白的，关键是艺术上的升华，是艺术的创造性和独特性，所以这种写作难度是非常大的。报告文学也要有报告文学的样子，要有艺术性、思想性才成立。我上面说到的“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之所以专门设定为长篇小说，就是希望作家们在处理这类题材时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我们最怕的就是用报告文学思维写长篇小说，把小说写得像报告文学。有些作家和评论家在对待主旋律写作、主题写作和现实题材写作时，内心其实总有某种轻视和偏见，甚至视这类写作为一种很容易的、与艺术的创造性无关的写作，这种状态迫切需要改变。报告文学写作也好，主题写作也好，在艺术上对作家的考验其实更大，罗伟章在这方面无疑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与启示。

（标题系编者所加）

写出新时代乡土小说的新内涵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阎晶明

讨论罗伟章的小说创作，同时又冠以“新时代川渝乡村振兴文学建设”的定义，新时代，川渝，乡村振兴，文学，可以说目的不只是讨论一位作家的创作，而且要研讨一种创作现象，呼吁一种新的文学理想。但我同时也认为，或许正是罗伟章小说已经具备了这些内涵，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所以才撑得起这么多的定义。

罗伟章的小说涉及多个题材领域，艺术风格也具有多样性特征。他的创作愈发强劲，提供的面向就愈多。今天讨论的重点关于乡村文学建设和罗伟章创作之间的关系，以及罗伟章在这里面呈现的特点。这的确也是个很大的话题。

自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乡村题材从来都是最重要的题材领域，但是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从组织到评论，仍然都在倡导作家写乡村，写“三农”。直到今年，中国作协提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为什么已经有那么大的体量，大家还在呼唤，我认为大家所强调所呼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也就是说作家的态度决定了小说的很多方向，甚至决定了小说的成败。百年中国乡村题材创作，本身就是极具复杂性的。鲁迅的《故乡》，既有叙事人“我”这个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小市民杨二嫂，还有农民闰土。小说的主要人物到底是谁？作家要表达的究竟什么？它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可以说，中国乡土小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问题。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有一个突出特点，大都是以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口吻来写乡村和农民。乡村就是故乡，农民就是故乡人。鲁迅曾经指出，凡是在北京写出自己胸臆的人，不管他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其实都是乡土小说。到了三十年代，尤其新中国成立之后，乡土小说发生的重大变化，就是作家退出了自己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城里人、文化人的身份，更加主动地去叙写农村发生的变化，农民作为主体的故事和情感。新时期40多年来，我们读到太多乡土叙事的小说，这些作品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重、更多样的分析可能。

罗伟章最近几年的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在乡土题材小说上展现出别样的风貌。在新时代写乡土方面提供了不少新的启示。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谁在敲门》就很有代表性。它既是写乡村的，也是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作品。小说的叙事人是一位挂职干部，他既是乡村生活的见证者，同时又是参与者。因为他参与其中，逐渐地把他乡认作故乡，参与“第二故乡”乡村振兴的建设，使得他把挂职的地方和自己生长的故乡重叠了。草木山川都很相似，其实是感情上的重合与一致造成的。他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观望者。这个地方既是异乡，又是故乡。这个叙事人也因此既是知识分子，又是与乡土密切相关、逐渐融入的个中人。小说在故事、主题以及艺术表达呈现出丰富、复杂、多样的形态，体现出很强的新时代乡土题材小说创作的特征。

罗伟章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很多可以讨论的话题，包括他的小说在故事性，故事的悬疑性上始终保持着自觉并做出新的探索。即使在乡村题材小说里，这样的叙述特点和叙事能力仍然能够带入进来。这种在艺术上的深入思考和执着追求，为乡村题材小说创作也提供了有益启示。无论是放在现当代乡村小说创作的序列里，还是结合当下小说创作的景观来考察罗伟章的小说，都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话题可以展开。这正是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体现。

他的创作进程能清晰地看到对文学艺术独特性的追求

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 潘凯雄

文学创作时常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介入，一是社会关怀。现在我们讲主题性创作也好，叫攀登计划也好，需要解决的问题固然有深入生活，熟悉生活这样的话题，这些也都含有介入和社会关怀的意思，但对作家来说更艰难的还要看他能否真正做到一种更加自觉的艺术介入和文学关怀。我始终觉得对文学创作来说，你只有真正做文学的介入和艺术的关怀，而且越文学越艺术，那么你的这样一种介入和方法才更有价值，更有效果。

罗伟章在他饱满旺盛的创作中始终坚持了介入和社会关怀的原则，但又是一个始终不断深化、不断丰富对文学艺术独特性的追求过程。罗伟章创作力十分强劲，产量也不小。其独特的追求和不断深化的轨迹在从《磨尖掐尖》到巜谁在敲门》到“三史”（《声音史》《隐秘史》《寂静史》）这样的创作演进上清晰地呈现出来。比如“三史”就是一种将某种抽象化的状态演绎为形象化小说的成功探索。从《谁在敲门》到“三史”，我们很清晰地看出他的小说创作对艺术特性，对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对生活的一种深度介入，始终处在一种不停歇的追求之中，使之成为当代文学中值得十分重视的一位优秀作家。(标题系编者所加）

从“三史”到《谁在敲门》，一直是向着经典的方向去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

罗伟章已经是一位现象级的代表性作家。就我对伟章作品的研读，还有对他本人的了解、印象，我大体归纳了一下，我觉得他拥有这样三个“心”：第一个心，是他有纯正的文学之心；第二个心，是有火热的赤子之心；第三个心，就是他有执着的经典“野心”或者说是雄心。

先说纯正的文学之心。罗伟章是很纯粹的作家，他多年的创作中基本上很执着地坚持一条纯正的道路，基本上不会受外界的干扰。比如说，世俗社会的干扰，也没有受到市场化的干扰。这两个干扰可能作家最容易受到的诱惑。很多作家非常可惜，本来基础非常好、非常有实力、非常扎实，但是就在要突破瓶颈的时候，突然去搞电影、去开公司，去市场化写作，或者是转型去做别的。而罗伟章却坚如磐石，我们看到他那一颗钻石般的文学之心。同时在文学当中也有很多诱惑，有很多标新立异的思潮，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有时候作家也会被迷眼，今天追求新颖，明天跟潮流。但是罗伟章非常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他的深刻的人性书写，也就是在他这种坚持当中所体现出来的。

他的一系列作品，无论在叙述手法上如何创新，无论在叙述中有多少探索，但是他的语言一直是地域化的、一直是活生生的、一直是民间的，也就保持了四川方言的特色和精髓。语言虽然是一个外化的东西，但是文学尤其是小说，语言可以说是呈现你的从内到外的一切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说伟章的语言能够一直用最接地气的、也是最生动的语言，这也形成他小说中的一种地理特色。

还有他火热的赤子之心，不仅仅是说他写了《凉山叙事》，也不仅仅是讲他写的《下庄村的道路》。作为一个作家，赤子之心不仅仅是对故乡的，也是对我们的祖国的，他是在讲中国故事。也就说他的写作一直在场，一直在与时代同行，这是一种很强大的能力。另外，他能够一直立足于巴蜀文化，他的作品中，无论《凉山叙事》也好，无论《下庄村的道路》也好，一直在坚持民间立场，一直在坚持现实精神。

第三个，执着的经典“野心”或者说是雄心。从他的“三史”，到《谁在敲门》，你看的时候能感觉到他早就完成了与经典的对话。尤其是《谁在敲门》，这种经典化的写作，经典化的方向是许多作家包括我在内所追求的。从“三史”，到《谁在敲门》，一直是向着经典的方向去，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标题系编者所加）

时间与地方：如何叙述乡土记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副主编刘大先

我的题目叫《时间与地方：如何叙述乡土记忆》，涉及到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时间有限无法展开。我今天仅对《谁在敲门》做一个分析，做出一些相关的判断。

罗伟章的《谁在敲门》是一部近年来少有的细腻而具有宏阔气象的作品。小说通过记忆与闲话的方式，将许家的兄妹以及各自家庭关联到的社会关系铺展开来，进而展现了杨侯山、老君山和镇上的风土民情。主叙述者是“我”，一个进入到省城工作的小文人老三——许春明展开，但不时会转入第三人称叙事，从而关联其其他“我”所不见的亲戚朋友的关系网络。

小说涉及到的人、事、景杂、物杂繁多，但是并不让人厌烦。这一方面来自于罗伟章娴熟的笔力和在行文中明显表现出来的深沉的抒情与巧妙的议论。另一方面来自于故事和本身的细节，它们体现出了小说的惯性，就是聊天、闲话、流言蜚语、道听途说、小道消息等，充满了世俗化的日常性，而不是宏大意识。

从总体方面上来说，《谁在敲门》是直线的，许家儿女以及牵涉到为父亲办理住院和葬礼的各色人等的出现，携带着他们各自的人生，同时将这条主线扩张开来，就如同一株生命树，深繁的枝叶根系和与之相连的山水脉络。

罗伟章汲取了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的滋养，要讲述的是一次告别仪式，讲述了与之相关人们的前世今生、家长里短、背井离乡、勾心斗角……如果要分解出小说的核心词语，这一定是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意旨所在，就像他在后序中说的《饥饿百年》是山的文明，《谁在敲门》是河的文明。现实如同河流昼夜不息向前流淌，世事在变，人情在变，家庭与社会的结构与人们的情感与精神样态也不可避免地相应发生位移，这一切都如同兄弟姐妹的经历、儿女子侄的成长，以及父亲的衰老与死亡一样具有必然性和自然性。

时间给予社会与生活的嬗变，首先就是家庭、亲情、爱情与友情的分化，伴随着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的各自不同人生路向出现，这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这也是中西古今文学作品中亘古长存的主题之一。但另一方面，小说通过前者讲述了家族共同体、地方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瓦解和重组，这是其现代性和现实感所在。面对金钱与分家时的明争暗斗这种兄弟阋墙、姊妹反目的情节并不新鲜，它们也不构成对于传统家族观念的真正破坏，真正让父亲死后的“大家庭”分化为一个一个带有“核心家庭”意味的是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也就是说内在的裂变是由外部社会的转型所触发的，与之并行的是相应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工商价值的入侵悄然而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摧毁了地方“小传统”的封闭性和自成一体的伦理道德，而从官方的“大传统”而言，其实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脱贫攻坚和全域旅游，它们几乎让老君山、杨侯山的生态、生活与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亲构成了传统的隐喻，而大姐许春红、大姐夫村支书李光文在父亲死后再也无法扮演和支撑起大家庭家长的角色，也无法继续维持对村社共同体的权威角色，因为父亲所代表的那一套传统的象征秩序从根基上被拆卸了。所以，整个小说的基调无疑沉浸了对大姐、大姐夫夫妇的同情，充满了对于颟顸与自私的大哥大嫂、兄弟弟妹、幺妹幺妹夫的理解，对坑蒙拐骗的侄子四喜和偏执愚蠢的侄女秋月的不满，但更多是体谅和身为知识分子的无能与无奈的愧疚与反思。

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所能做的只是记忆，为一个行将逝去和正在逝去的过去立此存照，为父亲的包容和宽厚、兄弟姐妹的亲情和留有温馨和龃龉的故乡谱写一曲宛转悠扬的挽歌。“我”之所以巨细无遗地精雕细刻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情节与人物，浓墨重彩山乡与小镇的民俗与风情，正是一种物哀式的留存。因而，这是一部时间之书，也是一部记忆之书，如果说小说何以被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何以在信息日益泛滥的当下还有意义，那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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