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河北)

在梁平的《时间笔记》中,他令人惊讶地凸显了时间的重量,让它呈现为诗歌言说和对话的主体。在这部诗集中,我发现它的言说或多或少围绕着时间、命运、沧桑和岁月,它咏叹的核心是此刻、逝去和永恒;它更重自我体验的重量和价值,更多地“自语化”,另一个我成为书写的聆听者和参与者,而往往以一种“轻”的笔墨淡然描出;力必多成分减弱,极有原始冲撞力的“狄奥尼索斯”情绪减弱,语句和“故事”变得平和但其中涡流却更为深邃和耐人寻味;更具有“总结性”,它往往不针对孤立事件而是这类事件的总体感受……在我看来,梁平的《时间笔记》属于“人书俱老”的那一类,这个“老”可谓“老道”。他的诗更呈现一种“镜子”的性质,和以往写作不同的它有着强烈的个人面目和个人表情,它让我和我们认识梁平,认识时间和它的改变,认识生活的不同侧影,也认识诗。

突出的“时间关注”来自于——来自于时间自身,也来自于时间的带来和改变,来自于年龄的敏感和由此的思考向度的改变……当然不能一概而论,譬如博尔赫斯在其还算年轻的时候就极为关注时间问题,这个议题始终让他着迷——然而那时的博尔赫斯着迷的是“时间本身”,着迷的是“时间”的形而上学性质,他和亨利·柏格森大约一样相信,“时间是形而上学的关键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梁平不同,梁平的“时间关注”与年龄紧密相连,和自我经历经验紧密相连,我们可以看到,在《时间笔记》一书中梁平并不那么纠缠于时间的“哲学追问”,他有自己的另外赋予,就是以一种“体验”和“我在”的方式感念时间,言说时间。在这里,在梁平的《时间笔记》之中,“时间”是此时、此身的状态显影,是诗人面对沧桑、经历和身体变化的促变制剂,它依然具备肉感、气息和个人性,而且离开“此身”,它的某些有效或许会遭到减损甚至“失效”。在我看来这是《时间笔记》的独特之处,梁平找见了不可复制的部分,他强化了它。如果不是“这个年纪”,如果不是风过、雨过、晴朗过、霜雪过、百感交集过,这类的诗歌是无法完成的;而如果没有独特的敏感,没有良好的诗歌技艺,这类的诗歌同样是无法完成的。

《晚上七点》:

“晚上七点,夜还没有来,

南河苑爬上五楼的树枝,

在书房的玻璃窗外,向我致意。

这是由来已久的仪式,

我打开窗,伸手与它的叶片相握,

能够感知季节的变化,

如果是雨后,还知道它的心事。

我的书房是我的江山,

列阵的书脊和密集的葱笼,

浩荡千军万马。

我在,我不在,它们都在,

时间准不准点,它们都在。

晚上七点,包含了其他时刻,

无论我在哪里,时间凝固

所有的时针停留在此刻。

在这里有确定的时间也有不确定的时间,梁平有意地为时间安置了确然(晚上七点)然后又模糊了它,他暗暗提示着确然时间的不再重要,对他和他的生命都不再有提醒性、警惕性意义,然而它却有着“停留”,出自于习惯也出自于对流逝感的百感交集。“爬到五楼的树枝”也是提示性的,它提示着岁月的缓缓上升也提示着自我和这时间、这岁月、这树木的关系,它的攀高也部分地标明,“我”在这里居住之久,那部分的时间如何与树枝上升融在一起。在这首明显关于时间的诗中,它有多重的回环,具体的晚上七点和树枝的“够到”是一重,而谈及“我的书房是我的江山”则是另一重,它构成起伏,构成和平静之间的内在冲突,构成着与时间的对抗性和时间不能夺走的小小自傲,这里面的意蕴有着远多于字面的阔大、丰富和百感。诗中,它点到为止,未获展开(初读的时候我对它的没有展开多少有些不满,而再读,结合梁平《时间笔记》中有意的预设和习惯方式来读,却感觉在此的“局促”更具意味,更有回声。他的诗歌,本质上对阅读者的选择性很强,他呼唤同等经验,呼唤同等经验的有效填充,呼唤阅读者以敏锐的感受和丰富的想象为其延展和补满……他善于点到即止,可以说梁平对于“空白”的经营是用力的甚至极为用力的,在每首诗中都有大量的言犹未尽的空白点,需要阅读者以其“健全的大脑和敏锐的直觉”共同参与,而在“补充”的过程中获得乐趣和心有戚戚)。“我在,我不在,它们都在”则又是另一重,它是延接和回拢,将之前的双重扭合在一起形成合流,然后再次攀高,将更为悠远的意蕴和回音送出去……这首诗,有一种“天凉好个秋”的淡然平静,无一处惊乍,无一处突兀,无一处将语调调至高音i的位置,它甚至有几重的转折之中都没有刻意“制造”起伏,而是采用一种娓娓言说、经历了沧桑又不在意沧桑的方式,但,它经得起品啜。我可以同样选择《别处》、《不经意》或《夜有所梦》来言说,言说梁平诗歌中的时间性,他对时间问题的在意与关注;我可以选择《时间上的米沃什》,“与时间纠缠一生,/在最后的时间里,轰然倒下。/蓝色的波罗的海在号啕,波及/所有的水面和陆地。/为时间唱挽歌的波兰老人,/被时间掩埋在克拉科夫家中,/时间为他而凝固……”在短短的这段引文中,“时间”这个词毫无顾忌地反复出现,那种高频反复当然是强化和提醒,仿佛是加注投射的强光。诗中的“时间”是双面的,它的一面是生,而另一面则是终止、是死亡。诗中梁平咏叹的是“诗人之死”,是丧失和空无,然而在潜文本中它言说的是“生”,是诗歌和艺术的时间超越,是诗人经历的“惶恐、困惑、悲伤和虚无”,救赎、敏锐与承担,它们因为被记下而成为超越时间的共有。事实上,梁平诗歌中的“时间”话题其实是个复杂的、寓言化的“融合体”,它是经历和经验,是岁月给予和命运给予,是身心变化和它的带来,是和时间相关的感受、感慨和感叹,还是……它有着复杂而多向的面影。

和“时间”一起成为主体的,还有自我,在梁平《时间笔记》中另一凸显和前置的就是“我”的存在,“我”在诗歌中始终具有强烈的主体性,是“我”在体验、“我”在经历和“我”在言说,“我”的声音在《时间笔记》获得着强化。是的,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有一个“我”的存在,然而在“我”和“我”之间有着非常多的、甚至极为明显的不同。在许多时候,我们诗歌中的“我”是言说者,是某种公共情绪、公共感吁和公共理念的代言人,在这样的诗歌中“我”可能会以在场的面目出现但本质上“我”是虚化的,这里的“我”可以置换为另一个人甚至概括性的“人类”。在我看来庞德的《地铁车站》是公共性的,《罗马》一诗中“呵,世界,你是一场变幻无常的笑剧!/那些在时间打击下能够站稳的/那些比倏忽的时间消逝的更快”的感叹是公共性的,而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是公共性的,尽管它仿佛有一个具体的“我”和具体的时间点(元夕),但其感吁却是有一个普遍性通向。而另一类“我”在诗中的出现则不同,它完全从自我经历出发,完全从个体的独特经验出发,诗中的人、物均与作者经历经验密切相关,你无法将这里的“我”置换成另一个人,任何的置换都会造成诗歌存在的崩塌,它的存在联接着诗人的血液,它所呈现的是诗人的经历和感受,它所褒有的也是诗人的独特的面部表情……我们可以把这类的文字看成是诗人的自述或自传,至少部分意义上可以等同。像普拉斯的某些诗歌,像希尼的某些诗歌,像,梁平的《时间笔记》中的某些诗歌。“一位已过耳顺之年的诗人,决意要用诗实现其生命的彻底性:他全部的诗篇可视为带着轰鸣一寸寸深入地心岩层的一根根钻杆,就像W.S.默温所言,诗‘与生命的彻底性相关,与彻底实现一个人的经验相关,彻底地实现它、表达它,让它具有意义’”——转引魏天无在《“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再论诗和梁平的诗》中的这段话是因为它说出的也是我想要说出的,而且它说出的足够精彩准确。在《时间笔记》中,梁平写下的是体验之诗,生命之诗,同时也是深入的审视之诗,在这里他有自我的亲在也有自我抽离,“我”在我之内也在我的对面,至达生命的此刻,他试图解下,试图更为“客观”、冷静,试图在解剖中真诚面对……无疑,放下了帽子、光环让自己没有附加更为“清清爽爽”的梁平在《时间笔记》中尽量以真面示人,真诚坦荡,甚至不惜直面一向“沉默着的幽暗区域”,放弃不经意的自我辩解、自我修饰和自我圣化的倾向:这对我们的作家来说是何等的难得。在《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中,梁平坦承:

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

所以面对你就是一个问题。

你的名字和根底,你的小道具,

你熟悉的我自己,更明了。

你是不是你不重要,

你在和不在也不重要。

镜子面前我看不见自己,

别人的眼睛里我看不见自己,

我是我自己的错觉。

跟自己一天比一天多了隔阂,

跟自己一次又一次发生冲突。

我需要从另一个方向,

找回自己……

在审视之下,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我的行为和言说未必是“我”所要的真切表达,不,它不仅是一个所谓的“言行不一”的问题而是更为繁复和更多意味的哲学问题,它指涉的向度是多面的,譬如价值和妥协,譬如欲念和对它的困囿,譬如在社会属性中的自我和摆脱社会属性的单纯自我,譬如“真实”的多面和某种表演性——它其实是在“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我们有什么和我们试图拥有什么之间”开出了深渊,而在深渊的两侧都有“我”的存在。这里的“隔阂”、“冲突”和“看不见”也都显得意味深长,它的后面应当联接着长长的注释……将这首诗和《经常重复的梦》做以对照会很有意思。在两首诗,同样具有一个“反方向”的我,同样这一个与另一个有冲突感,同样“我”并不能和另一个“我”完成融合与和解——如果我们再将《我肉身里住着孙悟空》也一并放置其中的话,我们会发现梁平是以体验的、诗的方式来呈现个人的“24重人格”,并将它们之间的关联、冲突、悖谬与并处解剖给我们看,在这里,“我”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表现得丰沛。但它不是阐释而是体验,它的现代性注入并非来自于心理学、哲学的知识而是来自于自身体验,从某种意味上,梁平的诗歌与我们此下取得的某些心理学、哲学知识发生着互证,而在梁平的诗中则更为复杂和意犹未尽。

“自我”的在场和亲历:梁平的《时间笔记》或多或少有一种“自传”性质,譬如前面提及的那些诗作,譬如他的《私人档案》、《深居简出》和《耳顺》,“诗歌的传记经验所表达的并非一些事件的编年史,而是变化着的心理轨迹,内心的欲望和愿望也是它的一部分……”(耿占春《从“私人档案”勘探的秘密编码》)是的,梁平的《时间笔记》呈现的并非是一些事件的编年史(尽管也有这个成份),他更侧重是的变化着的心理轨迹,内心的欲望和愿望的时时波澜和它们的消隐。“耳顺,就是眼顺、心顺,/逢场不再作戏,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生旦净末丑卸了装,/过眼云烟心生怜悯。”(《耳顺》)“我是在熬过许多暗夜之后,/读懂了时间。星星、睡莲、夜来香,/它们还在幻觉里争风吃醋”(《欲望》)“我对自己的盲点不以为耻,/是非、曲直与黑白面前,/我行我素,不裁判。/我知道自己还藏有一颗子弹,/担心哪天子弹出膛,伤及无辜。”(《盲点》)透过这些诗句,这些诗句中的不同剖面,我们可以完成对“诗人梁平”的此在拼贴,可以拼贴出他的心绪波动,安于和不甘,沉默和言说,自以为的和尚存在的,等等。这里面有着丰富而相互纠缠的“神经未梢”,它感觉着细微的冷与暖,身体内的和身体外的,扑面来的和内部渗出的,以及平静湖面下面的深壑与潜流。这部诗集中个人的面部表情始终彰显着,而且,因由时间的冲刷,它洗净了某种伪饰、遮掩和自欺,从而呈现得更为深入、真切。因为真情真切,以至让我认为,梁平的这部诗集还提供着某种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可贵剖面,它同时具有这方面的独特价值。

透过时间:我们可以读到诗人的内在真诚,自我审视和剖解之利;我们可以看到与时间的和解以及不肯和解的不甘与内在坚持。当然,我们也可以细细品啜,在他文字的平和中掩映着的“复杂滋味”。“文学,真正的文学,是不能囫囵吞枣地对待的,它就像是对心脏或者大脑有好处的药剂——大脑是人类灵魂的消化器官。享用文学时必须先把它敲成小块,粉碎、捣烂——然后就能在掌心里闻到文学的芳香,可以津津有味地咀嚼,用舌头细细品尝;然后,也只有在这时,文学的珍稀风味,其真正的价值所在,才能被欣赏,那些被碾碎的部分会在你脑中重新拼合到一起,展现出一种整体的美——而你则已经为这种美贡献了你自己的血液。”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出的这段话曾被我反复地引用,我愿意再次,再次:对于艺术作品,我们当然需要认知它的“智慧”成分,认知它的社会学、心理学提供,认知它对精神未有的填充,而同时也需要充分地认知它在“稀薄的文学性”中的某种美妙提供,“虽然读书时用的是头脑,可真正领略艺术带来的欣悦的部位却是在两块肩胛骨之间。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那背脊的微微震颤是人类发展纯艺术、纯科学的过程中所达到的最高的情感宣泄形式。”(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

梁平的《时间笔记》语调平和,有一种流淌感,有一种道来的娓娓,它部分“模仿”着日常说话的方式,有意不在表面上用力:这里有他的诗作的风格一贯也有新增和注入,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这种方式与其言说内容的契合度极高,相得益彰,使它更易进入,更易渗入到人的心里。“柳浪99在河边,/热辣与清淡,俯卧成景。/适合喝茶、聊天、晒太阳,/白鹭在柳树排成的波浪上打盹,/与人的闲散呼应。”(《相安无事》)“路经春熙路,/总要去看那个矮小老头,/他在那里坐守世纪风云,/整整九十年了。”(《春熙路上的孙中山》)不在表面上用力是梁平诗歌写作的一贯,他似乎不愿意他的阅读者被语词表面的张力和巧妙修饰吸引,而对内在“说出”有所忽略,他的方式似乎暗合布莱希特的“间离化”理论,他更愿意一路平缓,让人极为舒适地走向——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梁平的诗歌叙述中往往藏有“暗转折”,他会在不经意间转向,让诗歌的意蕴有另外的层叠,悄然中变得丰厚多意。请注意我所使用的“暗”、“不经意”和“悄然”这些词:梁平诗歌的多层性从来淡然自如,没有强烈的沟壑感。譬如前面提及的《晚上七点》,譬如《相安无事》的后面延接:它转向“越来越孤冷”、高高在上的电视塔和进进出出的“心猿意马”的人们,然后再次转向“一河之隔的两个局面”;譬如《春熙路上的孙中山》的后面延接,“商厦越来越拥挤,/刘开渠铺垫的那个广场,/被琳琅满目的百货和龙抄手包抄,/严重缩水。”历史层面与现实层面自然而顺畅地延接一起,但其向度和意味却是多重的。

前面其实已经提到,梁平善于利用和制造“空白”,他深谙“计白当黑”的技艺,有意而频频地“点到为止”,有意而苛刻地让叙说中止,而将回音袅袅地扩展出去……梁平的诗歌往往都有一个潜文本或副文本,在诗歌结束的地方潜文本或副文本的册页才开始在空白处展开。是故,梁平的诗歌是容纳和经得起阐释的,他经营着“未完成”,而“未完成”的部分则召唤阅读者共同参与,为他的诗叠加注入。在这里我必须说明,获得“未完成”区域从来不是作者不明晰、没想透或者“无意间”的完成,不是,对这部分的经营恰恰需要明晰,想得透彻,充分设计,然后用技艺的方式将它“模糊化”,制造出多向和歧意才行——我自认这属于经验之谈,与我的阅读解析和创作感受紧密相连。我们看《相安无事》的结束部分:它先是谈“如是是不是柳如是,/如是的庵是不是真的有庵”,以此和彼的对应、真存与虚设为阅读撑开阔大空间,它让我想到柳如是和《柳如是别传》,想到此庵彼庵、此时彼时的吊诡与悖异,想到时代之变和它们的带来等等,而结尾则更有意地刹在:“十字路口险象环生,/我低头走路经常招来,/汽车的急刹。”这是现象的现实的,但也是寓言的、哲学的,联系前面谈及的一河之隔的两个局面,如是是不是柳如是的延伸和开阔,它则更具缓生的波澜感。它貌似落脚于现实具体,但其实并非如此,并非止于此。而在《春熙路上的孙中山》一诗中同样如此,它在中段枚举现实现象,建立起精微而粘稠的生活质感之后,如此结尾:“被冷落了的孙中山,/在春熙路,面部表情自然,/没有一点不适应。”它当然是“实写”,是状态的,但我们耐心品啜:为什么冷落?冷落的是孙中山身上的象征还是其它?为什么他“没有一点不适应”,这个“没有一点”其中又包含着什么?诗人的注意为何会放在这一点上?……如果交给海德格尔,我相信他会写下数万字的哲思阐释,关于此在和生命,关于革命和理想,关于寓指和现实张力等等等等。

没错儿,梁平有意为他的诗歌预留了耐人寻味、可供阐释的巨大空间,它吸纳,它开阔,它深邃,同时它平和,清澈。它经得起不同角度的解读,也经得起再次、再次的重读。

作者简介:

李浩,1971年生于河北。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曾先后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文字。有作品被各类选刊选载,或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意、韩文。著有:小说集、诗集、评论集等共计20余部。

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文学奖、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第九、十一、十二届河北文艺振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