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川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这一重要论断,对于进一步讲清楚中华文明的源头由来、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示价值。

作为中华文明主要发源地的长江流域发现大量具有重要代表性的地域文明,其中长江上游的古蜀文明正是众多中华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因此,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尤其运用前沿知识的最新科学技术,回答好古蜀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古蜀文明的文化特点与独特气质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可以进一步提升对古蜀文明的认识水平,也可以为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延续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古蜀文明的界定

●古蜀文明从地域范围看,它兴起于四川盆地并波及周边广大区域,前后延期两千余年。古蜀文明所展现出的强劲辐射力和凝聚力,影响着中国西南广大区域,长江上游地区各民族文化中大多可寻见古蜀文明的踪迹

巴蜀文化从历史地理角度或从历史文化角度去解读分析,它所涵盖的地域范围甚广,文化内涵极其丰富。从历史文献和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材料看,先秦时期,在蜀地曾有一支由古蜀人创造且特色鲜明的古代文明即古蜀文明。古蜀文明从地域范围看,兴起于四川盆地并波及周边广大区域,这一文明也同中华其他地域文明一样经历了起源、形成、演变和发展四个阶段,前后延期两千余年。古蜀文明所展现出的强劲辐射力和凝聚力,影响着中国西南广大区域,长江上游地区各民族文化中大多可寻见古蜀文明的踪迹。

有关古蜀文明的认识,近代以来学者们多有评述。徐中舒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颇有远见地指出:古代巴蜀文化“萌茁于本土”,同时“才是与外来文化不断融合的产物”,即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顾颉刚先生稍后如是评价古蜀文明: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李学勤先生相信,蜀文化源头可上溯到5000年前,甚至肇始于人皇亦殊未可知。段渝先生认为,古蜀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区系中的一个重要区系,有其悠久的始源、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类型,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是中国早期区系文明中具有显著地域政治特征和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沈长云先生提出:古蜀文明是在一个自成单元的特殊地理环境中独自产生的,它的产生与古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蜀之地望在哪里?从古蜀地理单元结构看,它大致以今四川盆地西部和中部为腹地,向北包有今汉中盆地,向南跨有今川、滇、黔交界地带,向西进抵岷山以西的横断山区,向东直达川东地区,且长时期及于长江三峡干流沿岸。先秦时期,古蜀的地理范围不是一蹴而就,也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到春秋战国尤其是秦汉时代,它的地理范围才基本固定下来。从近些年巴蜀地区考古发掘情况可知,古蜀文明最具典型性的相关遗址主要集中于四川盆地腹地的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

古蜀文明的演进阶段又怎样?考古发现的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时期遗址,为后人揭示出这一文明从兴起到衰落的各阶段演进历程,古蜀文明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两周时期的成都十二桥文化等物质文化遗存为具体表征,连续不间断的发展与演变,前后长达2000余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对应的是古蜀历史的传说时代,属于古蜀早期社会形成的时期,也是古蜀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阶段;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亦乃古蜀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夏商之际到商周之际,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进入了形成时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制品的大量出现,古蜀文明发展到了青铜时代,日趋发达,标志着古蜀文明日益走向成熟。商周之际,随着古蜀王国的王朝更替,杜宇取代鱼凫统治蜀国,古蜀产生新变化,古蜀文明进入演变时期。春秋至战国晚期随着古蜀文明的内容不断丰富,多文化的进入与融合,古蜀文明进入发展时期,如蒙文通先生所指出:古巴蜀境内曾有数百十个小部落小诸侯“戎伯”,司马错归纳为:“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公元前316年,随着北方的秦国南下灭亡蜀国,古蜀国历史亦随之消亡,古蜀文明的独立发展路径也戛然而止,残存的古蜀遗老南下逃亡广西、越南北部一带,而在川西的古蜀文明主体则昂然进入到西蜀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启动了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一体化体系的进程。虽然古蜀国不复存在,但古蜀文明的众多文化因素并未随着古蜀国的消亡而灭失,它仍然继续在持续的发展与演变,同时也逐步和秦汉文化融合,开启了中央一统王朝之下的地域文化整合与新生。

古蜀文明作为发源于长江上游四川盆地核心区域的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类似于他以后的母体中华文明,展现出了长时段未曾断裂发展的时间延续性与地理空间分布的集中性,呈现出这一内涵丰富且极具地方特色的中华早期地域文化的独特气质。古蜀文明是根植于巴蜀大地,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独立地理单元结构中孕育而生的文明,它并非由外地传播而产生的文明,也不是外来文明迁移至此而产生的,而是古蜀先民自己创造的。虽然古蜀文明中包含众多外来的文化因素,但没有一种外来文化能够占据古蜀文明的主流,而更多的是古蜀先民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采借众家文化之长,将众多外来文化融入本土特色文化中,充分彰显出古蜀文明的主导、核心地位,也彰显了古蜀文明开放的文化心态。

古蜀文明的特点

●古蜀文明的特点,体现在农业生产与生活、原始宗教与信仰、多元文化融合与共生、政治体制的构建与形成等方面。农业生产兴古蜀,神权政体保古蜀,文化互鉴耀古蜀

随着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桂圆桥、宝墩、三星堆、金沙等众多古蜀文明代表性遗址的持续考古发掘,古蜀文明的基本脉络逐步清晰,其展现出的文化特点十分突出。古蜀文明的特点,体现在农业生产与生活、原始宗教与信仰、多元文化融合与共生、政治体制的构建与形成等方面。

农业生产兴古蜀。古蜀核心区的成都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区,四季暖和,温差不大;由岷江、沱江两条河流及其各支流组成的多个冲积扇形平地,地势平坦、水量充沛,因而发展农业生产得天独厚。中华农耕生产源于上古时期,古蜀文明早期已出现稻作农业,如宝墩遗址灰坑发现了碳化水稻遗存,2020-2021年的考古发掘更发现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遗迹,发现了水稻、粟、黍等种子,都江堰芒城遗址亦发现有水稻硅酸体的遗存,可见古蜀文明早期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农耕文化已经在这里起源且不断发展。

夏商时期,古蜀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业经济不断进步。这一时期古蜀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三星堆遗址更是古蜀农业生产繁荣的见证。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醒惊天下”以来,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家禽动物遗骨、各种造型乖巧的家养动物陶器、石器,大陶盆、大陶罐等用于盛装粮食的容器等,反映出此时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发展。最引人关注的是2020年开启的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对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即3-8号祭祀坑的发掘,借助科学仪器分析3、4、6、8号坑中的土样,发现了丝蛋白的成分,佐证了三星堆遗址中有丝绸的存在。此前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大立人,身着华丽外衣,应系丝类物织成。三星堆遗址丝绸织物、青铜大立人的出土,结合文献记载,说明随着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伴生的丝绸生产业已经具备规模。

文献记载的古蜀第四阶段是杜宇时期,农业生产更为发达,《华阳国志》直接表述为“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可见杜宇成为领袖后,在蜀地开疆拓土并教民务农,促进古蜀农业经济的发展。文献记载,杜宇在西周时期建国,而古蜀十二桥文化时期的金沙遗址,一般认为是杜宇时期的都邑,距今约3200-2700年,考古发现、文献记载较为契合。金沙遗址大量出土的农业用品,以及“太阳神鸟”、眼形器等太阳崇拜的文物,反映出古蜀可谓纵目、向阳而生的农业大邦,也是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朴素崇拜太阳等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神秘自然力量的见证。

神权政体保古蜀。古蜀文明是由上古四川盆地及周边各族群共同创造的伟大文明,其中三星堆文化是古蜀史前文化高度持续发展的结果,也是推动古蜀文明走向辉煌最直观的展现。1986年发现的三星堆1、2号祭祀坑展现出三星堆遗址是古蜀神权文明的中心。2020年3—8号祭祀坑的重现天日,古蜀王国的神权政体性质全面展现,重光的文物揭示了三星堆古蜀文明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王权、神权集于一体。古蜀文明的政权统治特点在于宗教神权政体以物化形式展现,三星堆8号坑出土祭祀器物、神坛等祭祀类建筑,2号坑玉璋祭山图案等,就是最为直观的体现。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应是一柄典型的权杖,而金杖上所刻画的三组人、鱼、鸟的图案,可以认为其被赋予了人世间的王权,同时也被赋予了宗教的神权。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他们形态不同,面貌各异,发饰有别,显示不同族群的集合,他们展现出的历史图景为古蜀群巫之长的青铜大立人为中心,各西南族群(或是“西南夷”的前身之一)首领的青铜人头像为外围形成的多级人物像群,展现古蜀王国在宗教神化政治下对区域内外的绝对统治权。除此以外三星堆文化浓厚的宗教气氛,让古蜀王国更有一层神秘感,这是强权宗教化的结果。三星堆青铜神树的发现更体现三星堆古城作为古蜀王都,是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中心所在,青铜神树是三星堆神权政治领袖于天人之际传达神意的天梯,预示惟有古蜀最高统治者可以上天还地,为古蜀政权统治披上神圣的外衣。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等来自区外,应是古蜀神权政体对西南区域的战略性资源和贸易路线加以控制后的真实再现。而贸易所获的海贝、象牙等物品不仅仅是简单的商贸品,它们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功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一方面是具有实物货币的功用,另一方面它们被盛装在祭祀器物中进行过燎祭,则说明海贝亦因珍贵而被使用为祭祀品。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大量象牙及象牙制品,它们不仅作为统治者的珍品,同时也在祭祀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商周古蜀文明神权政治中心的大型祭祀礼仪中,象牙祭祀盛极一时。古蜀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人物雕像和刻画图案中不乏有众多与大象和象牙相关题材的内容。三星堆出土的牙璋上刻有祭山图图案,金沙遗址出土玉璋上刻画的扛象牙跪坐祭祀图案,均反映蜀王举行的祭祀仪式。可见,古蜀神权社会中祭祀活动成为古蜀文明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同时也展现出古蜀先民的独特精神生活。

文化互鉴耀古蜀。纵观古蜀国的形成与发展,古蜀先民的来源是多样且复杂的,三星堆铜人头像的辫发、笄发或许提示了来自不同的族群,他们或来自于岷江上游,或来自于长江流域沿线的其他族群,汇聚于成都平原,接续开发这一区域。伴随着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古蜀先民那种对外求知和渴望突破自我的现象越发凸显,自然在三星堆、金沙等古蜀文明遗址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区外文化因素。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陶盉、高柄陶豆等陶器,以及铜牌饰等器物,虽与河南省偃师二里头文化有一定关系,二者在主体文化面貌上却差异巨大,后者在文化因素对于前者的影响并不深刻。商周时期,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文化渗透,甚至还反映出文化趋同以至文化交融现象,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礼器(尊、罍)、青铜武器(剑、戈)、玉器(牙璋、玉戈)等,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不断发展,三星堆文化也向外传播,如云南、贵州等早期滇文化、夜郎文化的遗址,乃至于广西、越南北部的考古发现中,均发现了众多与三星堆古蜀文明文化因素相关的器物,可见古蜀文明在对外传播之中实现了文化外溢。更加引人入胜的是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金器制品、青铜雕像、象牙、海贝等。其中以金器为代表的金属器,从器型、制作工艺及文化来源看,本地特色浓郁,与北方地区的金器有较大差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更是在同时期国内遗址中未曾有出现过。金沙遗址中的金箔制品“太阳神鸟”,制作工艺超群,堪称同时期国内金器的制作精品,发现不久就成为了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在新一轮三星堆考古发掘中,黄金面罩越发丰富。从2020年至今,三星堆遗址的4号、8号祭祀坑陆续出土更多的黄金面罩,这些新出土黄金面罩在造型上与金沙遗址出土黄金面罩如出一辙。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中的人面鸟身青铜雕像、青铜兽冠人像、青铜神树等蕴含的文化因素,似是本土与域外文化的结合,亦与当时中原青铜文明差距甚远。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和象牙、金沙出土有众多象牙,透露出古蜀文明与更遥远的域外地区进行频繁物质文化交流的信息。正如古蜀文明研究者一般所认为,古蜀文明不仅不是闭塞的,相反它是一个开放包容、互鉴互赏的文明。它在与域外其他文明的碰撞、融合、交流中形成高度发达的独特文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多样性和开放性的典型代表。

古蜀文明的保护

●深度阐释古蜀文明文化脉络,科学保护古蜀文明遗存;厘清古蜀文明发展历程,守护巴蜀文化根脉,讲好古蜀文明故事;坚持古蜀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共生共赢

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灿烂组成部分,它与夏商周王朝同步发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与长江文明血肉相连,声气相通,美美与共,共同书写了中华文明的光辉历史,最终在文化领域形成了华夏区域的“天下大同”。作为巴蜀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古蜀文明集中展现了这一独具本地特色又兼蓄并包多种文化的综合性地域文明,它的开放包容、文化互鉴与有序传承,是古蜀先民既尊重本土又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品质的体现。因此,要更好地保护和世代传承这样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全社会采取积极主动的保护方法。

通过对古蜀文明文化脉络的深度理论阐释,推动中华文明的探源研究,并以科学方法实现对古蜀文明遗存的科学保护。古蜀文明内涵丰富,为实现对其全面的保护和利用,必须以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深入挖掘古蜀文明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彰显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一方面从不同的学科视野研究古蜀文明的丰厚文化内涵,推动知识生产,让古蜀文明这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的典型代表更具影响力,也有助于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去评价和研究古蜀文明的价值,不仅推动中华文明的探源研究,而且促进对世界遗产的内涵和价值的理论归纳;另一方面可借助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的契机,从遗产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文物保湿”等新技术、文物保护新方法、考古发掘与器物陈列新手段等多方面,最大限度保护与展现古蜀文明的璀璨历程,以科学方法实现对古蜀文明遗存的保护。

厘清古蜀文明的发展历程,守护巴蜀文化根脉,创新文化传播方式,讲好古蜀文明故事。巴蜀文化魅丽多姿,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独特的文化品格,是四川人民的根脉,也是推动历史时期四川文化走向辉煌未来的重要基础。守护巴蜀文化的根脉,必须知其源在何时何地,这就需要我们探究古蜀文明的源头,讲好古蜀文明的故事。古蜀文明植根于巴蜀大地的文化沃土上,它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巴蜀文化得以生存与延续的基础。厘清古蜀文明的来龙去脉,认识古蜀先民的精神品质,知晓古蜀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创新文化传播方式,这就是讲好古蜀文明的文化故事,也就是讲好巴蜀文化故事,更是讲好中华文化故事。

坚持古蜀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共生共赢,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古蜀文化遗产包括了文物、遗址、记载的传世文献等方方面面。古蜀文明的文物具有独特神秘的造型,有非常强的吸引性,古蜀文明考古发掘的实时转播吸引了海内外观众的极大关注以至于长期热度不散,古蜀文明相关的遗址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可开发的应用价值,因此对相关的遗址进行规划保护,一方面需要注重对其文化内涵的挖掘及其传承保护。另一方面,也需要结合社会经济效益需求适度进行保护与开发。对古蜀文明的保护过程中,需要以创新机制为保障、以更为合理的文化新经济理念为指导,促进文旅多产融合,推动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这一特色巴蜀文化资源的全面开发利用。结合四川的文产资源,在加强对古蜀文明遗址加以保护的同时,进一步挖掘宝墩、三星堆、金沙等古蜀文明重要遗址的社会经济价值,在进行合理经济开发服务于地方社会发展之际,积极推动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