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国翔
1985年我刚参加工作，就被分配到当时江津县一个偏远的乡政府。这个乡在巴县、綦江、江津交界处的太公山西麓。一条叫綦江的河流穿过乡境，乡政府就在綦江岸边的一个小乡场上。我的职务是乡文化站长兼团委书记。
当时重庆还不是直辖市，我们这地方属四川省管辖。我的办公室正对着收发室。每天上午11点，乡邮政所的投递员小彭就会送来一包乡政府所订的《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等。一有空我就到收发室取几份报纸，认真进行阅读。
在阅读期间，我动了写稿的心思。于是，我写了一些小新闻稿投给《四川日报》，但投了两三年，就是没有刊登过一篇。
后来我开始在一些小报上发表一些“豆腐干”和小诗。不过，当时乡党委副书记却对我提了新的要求：要在像《四川日报》这样的大报、党报上发表文章。
这对于我这个偏远乡下的通讯员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不过，我没有懈怠。我利用下村助耕等机会深入村社院坝采访，不断投稿。
1990年4月5日《四川日报》第四版“家庭与人生”终于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小盆地婚姻”令人忧》。该文写的是本乡一个生产队，几十年来，谈婚论嫁的都是一本队的，姑娘嫁本队的，小伙娶本院的，这样形成了“小盆地婚姻”中的“三角亲”和“转拐亲”等。这个社会现象应该引起重视。这是我在《四川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稿件，发表后引起了一定的轰动效应。
文章发表后，《中国人口报》《中国社会报》《乡镇论坛》等全国多家报刊进行了转发。一家知名的电视台还联系了我所在的县和区公所。他们要来采访我和这个生产队。
这天上午，乡政府门前刚停下一台电视台采访车后，一班人马带着“长枪短炮”走进乡政府。从来没见过这架式，一名同事便埋怨地对我说：“你看你写的这篇文章，不但没表扬我们乡在追粮催款上取得的成绩，反而说我们这里是盆地婚姻，是画地为牢，这带有明显的批评性和曝光性嘛。这给乡政府出了一道难题嘛……”
《四川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后，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认为这篇文章写得真实、写得实在，并且反映问题很及时。上面一些部门的同志来到乡里，找到我和社员一起座谈，一起研究解决“小盆地婚姻”的问题。
为了解决《“小盆地婚姻”令人忧》一文中所反映的农村“通婚圈”太小、太狭、太窄的问题，在后来的一两年时间里，我联合乡文化站、乡团委、乡妇联，在全乡举办了第一次集体婚礼、第二次集体婚礼、第三次集体婚礼，我还组织乡里的30名从没有走出过乡场的姑娘到巴县参加缝纫技术培训，并大着胆子执笔为个生产队的两名姑娘和一个小伙子在广东的一家杂志上，打“征婚启事”。这是全县最早的农村姑娘的“征婚启事”。
1992年7月，我被调到区公所所在乡的文化中心站任站长。这以后我依然写稿，先后在《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四川人民广电台上刊播稿件近二十多篇。后来我被提拔为镇党委宣传委员、副镇长，再后来我调进城，任部门领导……
这件事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人生中一件难忘之事。这件事鼓舞了我，鞭策了我，使我不断进步和提高。我得感谢您——《四川日报》！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津区作协主席。现任重庆市江津区文旅委二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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