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春
上小学的第一天，父亲送我穿过一片空旷的田野。
田野的尽头，一座矮小的平房便是教室。教室里，一些小脸儿脏兮兮的孩子，正大声念着字母。父亲将我送到座位上，转身便要离开，我不舍，伸手就要去拉住他，但他撇开了我，头也不回地快步走了出去。
老师为我送来了几块饼干，鼓励我吃一块。但我的眼睛只想流泪，便像所有孩子那样，一边大声嚎哭，一边咔嚓咔嚓地嚼着。同桌的女生，叫我跟着她学，嘴巴一会儿张成“啊”型，一会儿张成“哦”型。
我读着，情绪刚有平复，却瞧见父亲正躲在教室右侧的窗户边看我，便又放声大哭起来。眼泪迷住了我的眼睛，一些小星星怎么也抹不干净，但不知为何，我没有奔出去找他，只是用眼睛四下寻找。窗外，昏黄的土地上，只有几棵粗壮的桉树，父亲已不知何时离去。
后来我才明白，父亲送我“一生”，我便要用一生相送。
一个春天的早晨，父亲和母亲早早就起床做起了早餐。柴火在灶膛里燃烧起来，伴随着翻炒的声音，肉的香味透过土墙的缝隙钻进了鼻腔。但翻炒的声音并没有停，凭着香味，我可以判定，母亲是要将这一年的荤素吃食全部烧来在这一顿吃完。
不一会儿，父亲将我从床上抱起，腾出一只手整理我乱蓬蓬的头发，喊一声：“吃饭啦！”我便笑着挣脱他，跑到桌边坐下来。满满一大桌的菜，像过年一样丰盛，但母亲不说话，为父亲斟了一杯酒，父亲端起一饮而尽，放下酒杯时，眼眶明显红了。
饭毕，父亲背起早已准备好的行囊，母亲拉着我的手送行。跨过屋后的一道沟，父亲便不让跟了，隔着一条伸手就可以碰到对方的沟，千叮万嘱地与母亲告别。两人都流着泪，但又都默契地不跨过面前的沟，最后，还是父亲狠狠心转头就走。
父亲个子不高，身上的包裹却又重又大，我不知道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只知道母亲恨不得将家里的东西都装在里面，包括我和她。我就这样看着他，背着一座山似的包裹，在一排青葱的竹林里走着，身子越变越小。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生活的艰难。才明白，我之所以不去追赶，是因为我拗不过父亲，而父亲拗不过命。
小学毕业后，父亲将我接来了上海。但不久父亲就生了病。病痛的折磨，使他的声音里总是带着哭腔，原本饱满英俊的脸庞，也开始消瘦下去。亲戚们避不相见，一些流言总能通过某些途径传到耳中。租借的家中，从繁闹中突然静下来后，满是秋风落叶的凄凉。
严重的抑郁，像风雨一样将我压倒。带着哭腔的父亲，时常在窗边喊我：“儿，出去晒晒太阳。”我眯起眼，看阳光透过窗子，在屋子里变成一束矩形的光。父亲的脸上，总对我挂着坚强而温暖的笑容，见我不动，他又喊，“儿，来帮爸爸捏捏腿。”我立即挪一把椅子到窗外，请父亲坐好，自己搬来一把小凳，开始为父亲捏腿。
因为生病，父亲本来粗壮的腿，已有了明显消瘦。我为他捏腿的时候，他便减少了哼痛的声音，脸部表情稍显轻松一些。但很快，我的双手便失去了力气，速度也越来越慢，父亲说：“歇一会吧。”我勉强捏几下，心中不愿，但还是缓缓停了下来。
那几年，时间就像利刃，却也不一刀致命，而是慢腾腾地、慢腾腾地，轻轻地割着。没有流血，但我们早已形同枯朽。
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总在告别的男人，总有一天要与我永别。
2003年11月3日的凌晨2点，父亲在朱镇老家病逝。
我乘坐最快的一列火车，到家时，离他去世也已经超过了48小时。亲戚们都挤在旁边的小楼里，父亲却独自躺在我小时候居住的小土屋。爷爷将他放置在屋中央的泥土地上，脚下点着两支细长的红烛，便将屋子锁了起来，谁也不许进。从小楼望去，我只能见到土屋顶上的梭梭青瓦，和屋前的一大片竹林。
第三天，我亲手订做的棺材送来了。叔叔们一起涌进去，为父亲穿衣换棺。爷爷嘱咐我，“别摸他，站得远远的看着就好。”我靠近他的棺木，见他安详地睡在其中，身穿寿衣寿靴，眼窝深陷，脸颊瘪了进去。这可能，是我一生中靠父亲最近，也是最久的一次，他再也不会在我想拉住他的时候，硬生生地撇开我的手。
我笃定他不会再走，但他却再也不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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