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视线丨苏东坡的人生“活法”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媛莉

“活法”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可以通俗地理解为诗文创作时，谋求创新、别开生面的做法，区别于恪守前人的规范，谨遵模仿的“死法”。

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曾明考论宋代诗学“活法”说著成《诗学“活法”考索》一书，获得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该书通过考释论证胡宿、苏轼、吕本中三人的学术史，梳理出了宋代诗学“活法”说的演变脉络。

曾明探寻发现，苏轼是宋代诗学“活法”说的全面践行者、承上启下的完善者，是诗学“活法”说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同时，他深刻体会到，苏轼“活法”说不仅不局限于诗学的内部命题，跳出古代文论的学术专业，从更大格局中看，苏轼的一生乃是“活法”说的集大成者。

“苏轼的诗学‘活法’是他人生‘活法’的一部分。”曾明认为，在诗学“活法”说中，“活”究其本质是灵活、变通、革新等意思，苏轼一生正是以这种“活”的内涵——“变”为真谛，打通文艺各个领域，在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年代，登顶学术最高峰，赢得“坡仙”美誉；应变命途起落，在宦海沉浮中活出人间烟火的快乐。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主“动”主“变”的人生“活法”，活成了古往今来人们最钦佩和向往的样子，被奉为千年之间最有趣的灵魂。

苏轼的“活法”究竟是怎样的“活”？曾明认为，苏轼全面践行诗学“活法”说的文字，都是他人生“活法”的真实记录，阅读那些有温度的华彩词章，可以对苏轼的人生“活法”略知一二。

●文学上主“变”，始于苏轼“善读书，善用书”，充分体现在他对作品的翻新、创新上，不落窠臼、不袭套话，完全打通了各体文学艺术之间的界限

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中说：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蠧。也在《策略一》中说：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者也。惟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

曾明以此为证，并结合爬梳剔抉的更多文章指出，主“动”主“变”即是苏轼为人处世的核心哲学思想，苏轼认为天地万物及人事都是在运动和变化中而得以生生不息的，文学艺术和政治功业也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

文学上主“变”，始于苏轼“善读书，善用书”。曾明认为，欧阳修之所以预见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便是从其应试文章和交谈中看出苏轼善读善用，认为是“活学活用”的高度概括。怎么个“活”法？在于苏轼读书主张掌握书理，求其作者本心，善于对书中之事作合理想象、恰当补充。而要能如此，苏轼自己说了，“当且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储其材用，既足而后成之，然后为得之”（《与张嘉父》），“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送安悙秀才失解西归》）。也就是说读书的关键是不光是勤，更要带着需要、带着问题、带着思考。苏轼在《虔州八境图序》中提出了具体的“八面受敌”的读书之法，指把书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成一部活字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习卡片样的东西。

苏轼文学上主“变”，充分体现在他对作品的翻新、创新上，不落窠臼、不袭套话。他童年有两个造句“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几十年后被自己翻新为“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写到夏侯玄时，苏轼没有按套路写其就义时的临危不惧，而是别出心裁写“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意思是人能够在打破价值千金的碧玉时不动声色，比如蔺相如，却可能在打破一口锅时大惊失色；人能够跟猛虎搏斗面不改色，但可能看到蜜蜂蝎子时吓得脸变色。曾明认为，写出了常人没有写出的常情常理，别开生面。

根据曾明的研究，苏轼诗文的“活”也得益于他的“敢”。如写美人，他敢写常人所不写。一般人写美人，写眉目神态姿态的多，鲜少写“肉”，但苏轼写了“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在《庄子·逍遥游》的典故基础上，进一步活用”冰肌”。苏轼还敢于和善于熔铸街谈市井的俗语入诗，几乎无所不写，比如他的诗中写牛屎、牛栏，《浴罢》里“生造”的“老鸡卧粪土，振羽瞑双目”等，淋漓展现他“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通透活法。

苏轼的散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师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的诗，“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的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人耳目”，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方面，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大家”；绘画方面，与文同并称“文苏”。被誉为“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在曾明看来，苏轼成为诗、文、词、赋、书论各体文学成就最高和书画艺术等成就杰出的领袖人物，关键在于他把“活法”扩展到了整个文学艺术系统，坚持求新求变，融会贯通以应物。

通过研究曾明指出，苏轼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次韵答参寥》中说作诗“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

在曾明看来，苏轼说的“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等，完全打通了各体文学艺术之间的界限。他把一些新体或旧体，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放鹤亭记》《游桓山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思堂记》《众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还有前、后《赤壁赋》《黠鼠赋》《天庆观乳泉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苏轼不少著名的“记”，如《庄子祠堂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眉山远景楼记》等，实则也是借题发挥，变相地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基于“因变而见”的思想，苏轼在从政时是主张“变法”的，只不过他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生活中具备有趣灵魂的苏轼，政治功业上无论提拔还贬谪，一直保有积极的奋斗

苏轼的哲学思想是主“动”主“变”，这主导着他一生的“活法”。政治功业方面，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未尝无功业也，因变而见”“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　“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

基于“因变而见”的思想，苏轼在从政时是主张变法。只不过他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所以，他在政治上一方面独立不倚、不涉其党，另一方面又知无不言、抗争不已，甚至在“乌台诗案”后，还说“及陛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备位禁林，遭遇之异，古今无比。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已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虽然主要论述了王安石变法的不便，但依然有支持变法的言论：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世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纲之必断。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词。

这使他受到两面的挤压。改革派当权时，苏轼的“渐变”主张被“剧变”派视为保守，而遭迫害；保守派当权时，他却因主张“渐变”而被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视为敌对势力，而受排挤。

然而如苏轼在《书义》中言：水鉴惟无心，故应万物之变。他的人生活法是主张顺应实际情况而变的，“天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隆则与之偕升，物污则与之偕降。”变则通，使他能全面认识事物，对人事品评充满辩证法，善于多角度多方位地看待、观察事物。最突出的例子有观庐山时，苏轼用了“八面观法——横、侧、远、近、高、低、中、外”，化为《题西林壁》，观“南康一境”时他作出“南康八境”。

苏轼观书如此，观境如此，观山如此，观日如此……观察一切事物莫不如此。苏轼的哲学著作《东坡易传》中明言其思想：不以贞为观者，自大观之，则以为小；自高观之，则以为下……天下敦为真远？自其近者观之，则远矣；孰为真近？自其远者观之，则近矣。苏轼的人生“活法”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并且主张游于物外，静眼旁观事物之变，这使得他能在满目疮痍的日子里活出快乐。

年过60岁被贬蛮荒之地儋州，苏轼不绝望和怨恨，而是看到：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之中，有生孰不在岛上者？他站在欣赏景色的角度，感叹若不是被贬至此，还不能享受到绝美的海景——“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身处逆境，苏轼总能从柴米油盐中找到生活的乐趣。贬至黄州，他发现那里的猪肉好，写《猪肉颂》：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研发出东坡肉。发现儋州的生蚝特别好吃，苏轼在《食蚝》中写“生蚝肉与浆入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他赶紧写信给儿子分享收获，还不忘打趣“千万别让朝里的士大夫们知道了，不能被他们抢吃了”。

生活中具备有趣灵魂的苏轼，政治功业上一直保有积极的奋斗，无论提拔还贬谪。即使在儋州“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他也办学堂教书，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开拓了儋州的文化领域。苏轼1086年入主翰林院后，以他为中心，两制三馆唱和在嘉佑之后再现高潮。苏轼主张政治、学术、文学互相促进，这一时期的革新、求活之风盛行，“非借才于异代也，有作新观感之实德”，正是苏轼政治求变、学术求变、文学求变的“活法”思想的鲜明呈现。

记者：为什么会以苏轼为重点对象，论述诗学“活法”？

曾明：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胡宿、苏轼、吕本中是与诗学“活法”有前因后果关系的三个人。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活法”说源于吕本中，但我们从原始文本出发，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对“活法”说进行考索后，认为最先提出“活法”说的应该是北宋诗人胡宿，而苏轼是“活法”说的最突出、最全面、最忠实的实践者，吕本中是对宋代诗学“活法”说做了全面而科学的理论构建。当然，选择这一命题，与我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

记者：为什么会从诗学“活法”引申到苏轼的人生“活法”思考？

曾明：尽管《诗学“活法”考索》是一本专业小众的学术著作，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深刻感知到“活法”说并不应该仅局限于诗论的小范畴，而值得放到更大的格局之中。因为“活法”说的“活”本质是“变”的意思，这是人类文明一个经久不衰的命题。我们现在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归根结底无非就是“变”，就是“活”。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个体而言，“活法”说自然也不会只局限于他们作诗、作文的技法、句法、语法。苏东坡作为一个典型，就因为他是一个知晓转化、懂得创新，思想活跃、生活活泛的人，因此，才断然不会默守陈规地做人、做事、做文章，他诗学的“活”和他人生的“活”，有机统一，完全是合二为一的。可以说，其诗学的“活法”说，自然而然、淋漓尽致的实践在他温厚诗文和快意人生之中。

记者：意思是不是说从苏轼做学问的方式方法、思想等，能窥见其做人做事？

曾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样。在文艺理论方面，苏轼既标举“无意为文”，又言要“有为而作”；既说“严诗律”，又言“诗无定律”；既说“雕琢损天和”，又言“清诗要锻炼”；既说诗文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又言“行”“止”当有“常”……还提出“无思之思”“不治乃治”等命题。这些都说明苏轼处在“中”的状态，哲学上主张中庸，政治上独立不倚。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辞达”——在文章上达事达理达意，在行动上达到其一生所穷尽之“理性”“得事之真”和“见物之情”。有“情”是苏轼与其他理学家最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再进一步问：苏轼“活法”说的根本是什么？回答是：以人为本，以情为本，而非以法为本，以理为本。“情”活而“理”死，“法”为“人”所创。故以法、理为本，是“死法”；以人、情为本，才是“活法”。

记者：您认为苏轼的人生活法可以总结吗？

曾明：我觉得“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能是比较贴切的总结。一方面要尊重前人学术、思想，但同时要顺应时代需要，以灵活创新为宗旨，坚定正确的创新主张。苏轼自己也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

记者：这样的研究有什么价值？

曾明：我希望研究的结果能从专业的学术层面走向广阔的现实应用。我常想，今天我们真正的学术大家，他们的高文典册、价值地位、传播影响，的确不应该仅停留在狭小学界和有限书斋，这只是板着面孔极小众的孤芳自赏；而且更应该流布在社会和广大的老百姓心中，这才是很大众接地气的人间烟火。以苏轼的“活法”说来讲，传递的是创新、求变的核心的观点，可以启迪我们现在做学问、做事、做人。哪怕一些细节方面的，比如苏轼倡导的“活读法”，放在现在依然不过时，值得采用。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对苏轼人生“活法”的关注和研究值得更多的投入弘扬，现有的成果远远不够。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把自己的人生“活法”总结成书《活法》，近年非常畅销。我想，“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若把他的人生“活法”著书宣传，我相信一定更具备畅销的实力，因为这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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