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
罗伟章的长篇小说新作《隐秘史》，2022年5月由江苏凤凰文艺社出版之初，即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热切关注，客观地说，这与《声音史》《寂静史》“抵达了新的不凡的高度”（张学昕、于恬）有关，也与前作《谁在敲门》收获众多荣誉，“以其极富象征性和超强想象力的现实主义叙述，完成了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贺绍俊）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隐秘史》本身的艺术价值。这部小说出单行本之前，就获得凤凰文学奖，颁奖辞中说：“《隐秘史》是继罗伟章《声音史》《寂静史》之后另一部‘发现小说’的创新之作”“超越了许多同类题材的主题呈现”“成为突破传统乡土小说艺术范式的‘有意味的形式’——以一种更加恢宏的时空概念打开了人的内心世界‘隐秘史’”。
这部小说剖析和拷问人心的深隐和幽微，从而“开启自我发现的通道，让人性在自我修复和自我确认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丁帆）。小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叫《隐秘史》，占据了全书十分之九以上的篇幅，不足十分之一的篇幅，是两个附录。去掉两个附录，丝毫不影响主体部分的完成度，可也正因此，引起我特别的“警觉”：为什么要这两个附录？
第一遍读还有些茫然，读第二遍，终于窥见了作家卓越的匠心。
附录一：那篇名叫《最后半小时》的小说
表面看，这部分与主体完全无关。主体部分，勤劳、善良而软弱的桂平昌，意外地在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尸骨，他认定这具尸骨是苟军；苟军是他邻居，十多年前从村子里消失了。谁是凶手？想到这事，桂平昌不寒而栗。长时间以来，苟军不断欺凌他，他与苟家结怨，众所周知，若报警，公安就会怀疑他，他就可能有口难辩。于是他不报警，独自吞下了这个秘密。小说由此进入对“隐事实”的书写。这个事实就是：受尽屈辱的桂平昌，发现了另一个自己。他非但认定那是苟军的尸骨，还进而认定就是自己对苟军下了毒手。因为，杀死苟军，是他最深的愿望，也是他最深的执念。善良底下的隐忍和怨恨，被层层揭示。
“附录一”的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我”是哲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进某部门，作了小职员，结了婚，妻子美貌而聪慧。“我”的上司好读书，某一天，上司到“我”家借书，并留下吃饭，从而结识了“我”妻子。“我”对地位和权势的倾慕早被妻子看在眼里，便与“我”上司私通，达成了“我”的愿望。但“我”的尊严被另一个“我”唤醒，最终“处决”了妻子和上司。
主体部分已显示，对桂平昌来说，那起凶杀案是不存在的，那只是“人心深渊里的凶杀案”。“附录一”言之凿凿，“我”怎样朝妻子和上司开枪，怎样亡命芦苇荡，被公安围捕……但因为有了主体部分给予我的“教训”——把一个虚拟的凶杀案写得荡气回肠——我禁不住怀疑：关于“我”的故事是真实书写还是意念彰显？单看“附录一”，还不能下定论，还只是一个“悬案”。
但可以断定的是，小说由此扩展了疆域：主体写乡村，“附录一”写城市。人心的千丘万壑，城市和乡村是一样的。精神的困顿、平庸、软弱、善良、慈悲和恶念，城市和乡村是一样的。修复灵魂残缺的渴望，城市和乡村是一样的。所谓差别，或许并不比同一棵树上的两片树叶更大。只要生命存在，绝望与爱，就会在时光深渊里上演，无数分岔小径，就会潜藏在每一个心迷宫。作者把自己手绘的故事发生地千河口村，命名为“地球上的千河口”，意正在此。
罗伟章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既在时间以里，也在时间之外，彻骨的真实感，让人不仅看到身边人、身边事，还悚然地看见了自己；可又时时突破时间的河床，看见我们的来路和去向。因此，李建军认为罗伟章的小说“独标一格”，“充满深刻的哲理意味”，张学昕说“罗伟章在写作中真正地解决了两个最大的问题：语言和哲学”，雷达、程德培、黄德海、李美皆、张艳梅等众多批评家，都先后谈到罗伟章小说“丰富的隐喻”，以及“审美性和思想性的高度融合”。
在《隐秘史》中，隐喻更是无处不在。人作为考察人和世界关系的主体，是个体存在物，也是社会存在物，这个“社会”，是小环境，也是大时代，终归起来，人是时代的存在物。城市与乡村的映照，恰是时代的合奏。
这种相互映照的关系，也渗透到主体部分的肌理：桂平昌和他的死对头苟军，陈国秀和私奔女陶玉，桂平昌、吴兴贵和企图用声音复活村庄的杨浪……他们，既是对方的墙，也是对方的镜，全部区别，或许只是愿望的抑制与达成，若时机成熟，互换不仅成为可能，还会以当下的执念，去维护另一种人生。再者，他们的人生故事，彼此填充，彼此印证：苟军走过的路，是桂平昌正走着的路；陈国秀正走着的路，是陶玉走过的路。有读者说，《隐秘史》充满了悬疑，这是从情节层面，而在我看来，人生故事的不确定性，才是最惊心动魄的悬疑。
附录二：那个名叫冉冬的作家
“附录二”的题目叫《与一位青年作家的会面以及后来的事》，这个青年作家名叫冉冬。到此，叙述视角再次变化，赋予作品非虚构特质，强化了亦真亦幻、惝恍迷离的艺术效果。“我”的《隐秘史》发表后，冉冬读到了，特从远地赶来，跟“我”见面，见面时间非常短，冉冬也没别的话，只是对“我”表示感谢。并非感谢《隐秘史》给予了他创作上的指导，而是说：“你对我恩深义重”，且说自己就是《隐秘史》中陶玉的儿子。冉冬走了，给“我”留下深深的迷惑。
将近两个月后，“我”的家乡传来消息，一对过了二十多年的夫妻，被公安逮捕了。这对夫妻合谋，杀害了女人的前夫，把尸体藏进了一个隐秘的山洞。消息的来源，不是“我们”村，是在河对岸，“我”从没去过、也从未听说过的村子。奇怪的是，那里发生的事，与《隐秘史》的故事如出一辙。
罗伟章巧妙地让虚构与现实、想象与本体，形成互文，彼此阐发。这个很有意思，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帮助公安破案的人，是女人跟前夫生的儿子。他名叫凌志飞，是个作家，笔名冉冬。”
小说中写道：“听到这个消息，我如五雷轰顶。”
作为读者的我，同样如五雷轰顶。
冉冬《最后半小时》的主人公，是被伯父养大的，“父母都不能养育我了，他们都去了没有方向的远方”。“没有方向”，提醒读者联想《隐秘史》里的人物。陶玉是跟吴兴贵私奔的，在吴兴贵的家乡千河口，两人快乐地、又叫人疑虑重重地生活着。对此小说里有很多暗示，比如突然听到吴兴贵家发出怪响，夫妻俩深更半夜也在笑，但认真听，又像是哭。私奔若干时日，千河口人仿佛见到个陌生男人，但这个男人很快消失，没人再提起。“附录二”让我们知晓，这个人消失在了山洞里，杀害他的凶手，就是吴兴贵和陶玉。
如果说这样的解密只是为小说合上了一个圆，但罗伟章的高明之处，是把圆合上的同时，又轰然打开，使小说呈现出乾坤朗朗的开放性。青年小说家冉冬，很可能遭遇了“附录一”里“我”所遭遇的困境，而《隐秘史》里的桂平昌，成为了他的镜像，他跟桂平昌一样，很想杀死施加给自己屈辱的人，但并没有实施，只是在心里实施。桂平昌只能在心里实施，冉冬可不一样，他很可能当真实施。
是《隐秘史》救了他。
通过阅读《隐秘史》，他看清了自己的心魔。
看清，是为了解除。从情形判断，其心魔已经解除，冉冬最终还是青年小说家冉冬，没有成为“附录一”的主人公。他要“处决”的，不是妻子和上司，而是旧我。他将告别旧我，重塑人生。正因此，他才要来感谢我，不仅说“我”对他恩深义重，还朝“我”鞠躬。也因此，当“我”重读《最后半小时》，才“禁不住心惊肉跳”。
云破日出，光华满天，小说由此开辟出崭新的境界，意义变得开阔而深远：这不是一个描述凶杀案的小说，而是一部书写救赎的作品。
万物皆有裂痕，平庸者利用裂痕制造仇恨，自省者将其视为窗口，迎进光明。《隐秘史》的封腰上赫然标示：“当代版《罪与罚》。”对《罪与罚》及《卡拉玛左夫兄弟》的评判，鲁迅先生说得最为精当：“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能拷问出罪恶的作家很多，能从罪恶之下拷问出洁白来的作家，很少。
《隐秘史》叙述人称变化的奥秘，也由此显现。主体部分第三人称叙述，是关照“他者”，“附录一”第一人称叙述，是审视自身。由关照而审视，由他者而自身，不断深入，层层递进。第一人称让你必须面对，直接锋利，逃无可逃。尽管“附录一”里的“我”，一直在为自己申辩，但所有申辩都是苍白的，除非你有自我救赎的勇气和能力——就像冉冬一样。而冉冬的路，是桂平昌应该走的路，也是不自知精神平庸和残缺的我们，应该走的路。
一种可能：形式变革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小说有轻形式重内容的倾向，作家们也逐渐丧失了形式探索的热情。内容为王，这当然没错，但在艺术领域，许多时候，形式本身也构成内容。正如换一种角度，涌入眼里的，会与之前的截然不同。据物理学家研究，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客观世界，因为百分之九十六的眼前物，我们也是看不见的。这样的事实，更为艺术想象荡开了广阔空间。
艺术形式是艺术想象的组成部分，艺术结构又是艺术形式的要件。试想，如果《隐秘史》不是现在的结构，而是依照传统范式，尽管对小说品质没有根本性影响，但艺术魅力定会失色。
今年初，罗伟章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名叫《从第一句开始》，这是个有些奇怪的小说：在小说里探讨小说。这证明罗伟章对目前的小说惰性很不满。恕我大胆推测，罗伟章也是对自己的不满。能对自己不满的作家，是有自我要求的作家，也是有创造力的作家。我们惯常把罗伟章称为现实主义作家，但通过近些年持续研读罗伟章的作品，我深刻地感觉到，这是个很不好定义的作家。
曾经，因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中篇小说《大嫂谣》《我们的路》，批评界将其纳入“底层叙事”代表作家序列。可几乎在同一时期，他的长篇小说《不必惊讶》出版，作品主人公依然是底层身份，但其精神的深邃与高蹈，颠覆了我们对底层和底层叙事的认知，写法上也有重大变革，并因此受到王安忆的赞扬。稍后，《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陆续推出。《大河之舞》思接千载；《太阳底下》写抗战时期的重庆，程德培认为，即使过去了十多年，该作品照样是同类题材的“出众之作”；《世事如常》几乎靠语言推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在评价《隐秘史》时说，“罗伟章的语言能力非常强”，这种能力其实早已显现。再后，《声音史》《寂静史》的发表和出版，让文学界仿佛又一次“发现”罗伟章，说他“自如通透，直抵生活的内在深度”“写万物近乎通灵”。去年《谁在敲门》出版后，罗伟章得到的奖项和赞扬，更是不胜枚举。
到而今的《隐秘史》，罗伟章又表现出鲜明的文体追求和形式自觉。文体与形式，是小说家的长远课题，罗伟章用一部《隐秘史》，交出了卓有成效的答卷。但对一个“总是在寻求突破”（阿来）的作家，读者有权利作更加高远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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