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致力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文学的研究，发表了《戴着脚镣跳舞——论报告文学的想象》《在历史的延伸线上纵横开拓——论传记文学的艺术结构》《实录直书与典型形象——论纪实文学》等论文。在写作中，我研读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柳宗元《童区寄传》等经典，阅读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合传》、斯•茨威格《罗曼•罗兰》《人类群星闪耀时》以及《居里夫人传》《拿破仑传》《伟大的道路》等作品，一直对人类历史文化名人，心存敬慕之志，满怀仰望之情，总认为，那些留传于世的英雄伟杰是我们人类前行的榜样，他们的超凡思想和卓越成就已融入后人的生命血液之中，成为社会进步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火种。虽然他们的肉体生命已不复存在，但通过传记作家的传神之笔，能让历史名人鲜活地存在而永世不朽。于是，我很着迷于作家的人物复活能力，想探寻语言文字的特殊雕塑功能。那几年的研究，为我学习伟人、痴迷文字，打下了基础。
对历史名人的不断追忆和叙述，几乎成为一个有文化自觉的民族的时代使命。历史是需要不断认知、反复咀嚼的，可以从中找到与现实的时空链接，多一些生存智慧，少一些重复迷误；多一些精神给养，少一些生活迷茫；多一些真理光芒，少一些浅薄愚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讲述的历史名人就成为闪耀的群星，穿越时空阻隔而化为江河万古长流，指引着社会不迷航向，乘风破浪。
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长江黄河，其流域都与四川密切相联。若尔盖唐克镇被称为“九曲黄河第一湾”，宜宾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中华文化版图里的四川，创造了以古蜀文明、三国文化、藏羌彝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等为代表的灿烂文化，孕育了灿若繁星的名家巨匠，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品格，闪烁着四川人民独特的气质风范，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是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和突出优势。
四川系统梳理和全面分析历史和现实文化资源，认为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地根植于民族的精神基因之中，是剪不断的文化脐带和道不尽的文化密码，鲜活而真实的构成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形态，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创新发展条件。这既是历史向当代的自然延续，又是现实对历史的转化激活。因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民族文化血脉，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就成为十分紧迫的时代课题，是文化强省建设的关键所在。
四川确定把实施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作为全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破题之举和开篇之作，以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制定出台《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施意见》，确立“把握导向、立足学术、着眼传承”的总体要求，提出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相互贯通、一体传承的基本思路，明确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形成了以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为主轴的文化动力体系，全力打造一批学术研究中心、一批文化传习基地、一批文化交流品牌活动、一批文艺精品力作、一批主题旅游线路、一批优秀文创产品。一旦找准了文化强省建设的穴位，打通了前行路途，有切实的政策保驾护航，文化发展必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迎来丽日胜景。
从2016年12月起，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推荐申报工作正式启动。设定了六个入选条件：卒年在辛亥革命以前；出生地、祖籍地、成长地、旅居地在当地；在当地有故居、遗迹、遗址等历史遗存；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思想著作或功绩有当代价值。2017年7月4日，公布首批四川历史名人10位：大禹、李冰、落下闳、扬雄、诸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苏轼、杨慎。2020年6月5日，公布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10位：文翁、司马相如、陈寿、常璩、陈子昂、薛涛、格萨尔王、张栻、秦九韶、李调元（按年代排序）。
如何深入挖掘、广泛传播历史名人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四川日报《天府周末》“原上草”版从2020年7月10日起，每周五用整版推出大型系列非虚构专栏文章“作家眼中的四川历史名人”，陆续介绍第二批10位历史名人，每期介绍一位。10位作家写的10位历史名人是：蒋蓝《文翁：开创地方官办学堂的世界先河》、彭家河《司马相如：从嘉陵江畔走来的大汉赋圣》、杨虎《陈寿：三国风云入胸中 蹭蹬一生笑落日》、杨献平《常璩：方志鼻祖 蜀史巨擘》、李舫《念天地之悠悠——陈子昂在初唐》、杜阳林《薛涛：才倾大唐的女诗人》、阿来《格萨尔王：藏族英雄 史诗流芳》、庞惊涛《纯儒张栻：风姿秀挺 大树冠盖》、刘火《秦九韶：世界数学史上的超级天才》、王国平《李调元：贯通古今的巴蜀大才》，现结集出版。
作家们带着复原历史、阐释历史的使命感，以真实而丰富的史料、细腻而温暖的笔触，凸显了历史名人的成长经历、思想美德、人文精神和气质风范，生动地让历史名人形象在今天“鲜活”起来，走进了当代人们的文化生活。
一、深研史料，书写史实
作为与真实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为根本任务的纪实文学，给后代留下的生活资料、思想资料比其他有所虚构的文艺作品应更翔实、更真切、更具体、更丰富，也更具有史学价值。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一部将史学与文学融为一体的辉煌巨著。司马迁始终坚持忠实客观事实，按照事实本来面目加以正反两方面乃至多侧面的叙录的写作原则，使他“放言无惮”，实录直书达到一定历史高度，表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直书精神，表现在司马迁撰写史传能够“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蔽通变”。这种忠于史实、宁缺毋滥的信实精神，是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的优良传统。
在“作家眼中的四川历史名人（第二批）”的非虚构写作中，作家们秉承司马迁信史笔法，搜罗有关传主的大量文献史料，以科学研究的治学从文态度，钩沉探奥，钻坚研微，反复甄别，把一个个历史名人的生平、遭际、业绩、贡献等一一复活再现出来，不走样不猎奇不搞怪，具有真实可信、实录直书的叙述特质和史实形象。
读刘火笔下的秦九韶，使我联想到徐迟的报告文学名篇《哥德巴赫猜想》，同样是写数学家，徐迟把陈景润的演算草纸比喻为“这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其形象描写颇具诗一般的韵味，而刘火把宋人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置于1987年5月21日“秦九韶《数书九章》成书740周年纪念国际会议”的众多中外专家的论文研究成果之中加以考察，包括李约瑟、席文、道胁义正、吴文俊等科学家们认为“在当时仅有算筹作为唯一计算工具的条件下”，大衍求一术“数据多而复杂，秦氏有非凡的计算能力，令人惊奇。”“正是秦九韶在十三世纪给世界贡献了‘中国剩余定理’。”这种不妄猜不花哨不虚构的实事求是写作方式，令人信服地传递出数学天才的世界影响力和独特贡献。以科学礼敬的态度记录真实的科学家，这是刘火的严谨风格和素朴文风。
蒋蓝写文翁是另一种笔调，他从1938年在文翁石室南校区城墙下发现《蜀石经》残石，2010年11月5日天府广场东御街口发现《裴君碑》《李君碑》切入，在仔细分析这三块石碑的历史信息中，引发出对文翁石室原址的追问，认为“两座汉碑见证了文翁兴学传统的延续与发扬”，不可辩驳地坐实了文翁对中国教育史的深远影响。其文物考据的侧写方式，读来令人信服。一位立志改变蛮夷辟陋习俗、创办地方官学、垒石开设讲堂、察举人才免除徭役、兴修水利扩大都江堰灌区的文翁形象，如在目前，亲切可感。
张栻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他创建了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成为一代学宗，其爱国爱民精神和躬行践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这样一位名人，怎样书写？庞惊涛在大量文献中爬梳剔抉、厘淸线索，把张栻的一生分不同时期，从他5岁“阆州辞里”写起，在“长沙积学”以德为先，“南岳拜师”修得人成，“江淮军幕”壮志难酬，“岳麓会讲”传道济民，“静江晚唱”传布厚德，“江陵谢幕”此心光明，“青峰埋骨”魂归故里，成为蜀学“式范”。全文娓娓道来，表现了一代鸿儒的真实人生和突出的理论贡献。
可以说，这十位作家都秉持忠于历史名人史实而纪实的“考信”原则，虽表达风格不一，却真实鲜活而富有生命形态。有的做到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文风朴素严谨、不事渲染，读来真实感人；有的遵循人物活动轨迹，把名人置于所处时代加以历史现场回溯，如李舫笔下的陈子昂、杜阳林眼中的薛涛，但其合理想象的史料真实牲和人格准确性，却是无容置疑的；有的从名人作品中，从同时代或后人对其评价描述的史料中，探究人物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以及人格魅力，如阿来讲述的格萨尔王、彭家河文中的司马相如，史诗符合历史走势，故事切合人物性格，读来真实有趣。
从作家们的多样笔墨中，我真切感到，惟有历史真实、人物真实、性格真实，才能通达艺术真实、审美真实，从而呈现生命真实的动人面貌，唤醒和激发人们对生存生活生命的真心向往和真正效仿，汇聚起历史名人注入现实社会、助推人类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文化动力。
二、挖掘细节，叙事传神
不论什么文学艺术样式，只要表现出具有独特性、可感性、包孕性、生发性的细节，就能使人物立起来活起来，触手可及，冷暖可感。细节，是结构一部作品的重要部件，也是成就艺术形象的内在精魂。往往有些精彩的细节，与人物性格命运胶着在一起，甚至就成为人物的标志性符号表征，显示出人物思想情感的内在张力和价值指向。历来有追求的作家艺术家们都致力于人物细节的捕捉和描写，非虚构写作也不例外，更是把真实生动的细节作为作品的“诗眼”“文眼”。
这次阅读十位作家记叙的十位历史名人，在传主细节刻划上都下了一番功夫。
李舫记述陈子昂的传奇人生，这个练得一身好武艺、胸怀经纬之才的年轻人，立志以身许国，于公元679年、682年两次参加科考都名落孙山。李舫描述道：这天，百般寂寥的年轻人在长安的大街上闲游。忽然，他看见一位老者在街边吆喝：“上好的胡琴，求知音者，快来买呀！”围观者窃窃私语，老者已在这里卖琴数日，索价百万，诸多豪贵围观，莫敢问津。年轻人挤进人群，端的是一把好琴！斯琴如斯人，藏在匣中无人知。年轻人醍醐灌顶，顿生怜悯。他灵机一动，走上前去，将价值两千缗的天价胡琴买下。围观的人见这位书生花这么多钱买了一把琴，都开始好奇。年轻人看看众人说：“在下略通琴技，明天我要在寓所宣德里为大家演奏，敬请各位莅临。”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第二天一早，人们纷纷赶来宣德里，想一听究竟。买琴的年轻人终于抱着昨天的琴出场了。他对观者抱拳一揖道：“感谢各位捧场！”话音未落，将琴高高举起，重重地摔在地上。果然是一把好琴，琴身瞬间四分五裂，幽鸣之音绕梁不绝，众人惊得目瞪口呆。年轻人随即朗声大笑：“我乃四川射洪陈子昂。想我自幼刻苦读书，经史子集烂熟在心，诗词歌赋，长文短句，件件做得用心。可是，我奔走于京师，风尘仆仆，却始终未遇伯乐，至今无人知晓，就像碌碌尘土一样。这把胡琴，不过是喝酒助兴的东西，竟然价值百万！难道我陈子昂的传世之作比这博人一乐的物品还不如吗？今日，有幸邀请众位读一读我的诗文，这才是我买琴的真正理由！”年轻人越说越激愤，从箱子里取出大叠诗词文稿，分发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在场的人们读罢诗文，兴奋不已，他们翻开书稿，看到上面赫然写着一个名字——陈子昂！陈子昂的名字和他的锦绣诗文，风一样在京城传开了。不久，陈子昂的诗名便传到朝廷，这位才华出众的诗人终于崭露头角。
陈子昂字伯玉，“伯玉毁琴”的细节把一位胸怀大志却无处施展而又巧妙扬名的机智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用今天的流行语评论，“伯玉毁琴”是陈子昂的行为艺术和吸睛传播，生动显示出陈子昂的抱负与才情。
蒋蓝把《西汉野史》中关于文翁“掷斧挂树”的细节挖掘出来，颇有趣味和寓意。文翁居乡时自幼好学，家贫，尝与人一道入山采木，行至深林之中，文翁忽对同伴道：“吾欲远出求学，未知能否成就，今试投吾斧于高树之上。如果所志得遂，斧当挂住不坠。”说完就将手中之斧尽力向上一掷，果然，斧头挂在了树上。见此神示，文翁大喜不禁，于是径往长安，从师求学……虽是传说，但也可见他是平民子弟，早有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之志。
杨献平记述的常璩，起笔为“血缘里的文脉”，写常璩的父亲常耘自感时日无多，让妻子从小木匣子里取出一支铁笔，然后对他8岁的儿子常璩说，此物乃是祖上传下来的，用这支铁笔写字，日久之后，力透纸背，且运笔如神，让他时常使用，多年后，必定能够写得一手好字。但这句话更深的意思是，我们常家不仅是大家族，且还是这巴蜀之地最先以文化立身，进而强族，教化后人的先驱者之一。他们的太叔公常宽，其一生的主要作为和建树，便是撰写和整理了《蜀后志》《典言》《后贤续传》等地方志、笔记、文献考据等书籍。常耘在临死之前，将铁笔传于唯一的儿子常璩，用意不言自明，即要他继承先祖遗风，不仅要做一个读书人，且要在文化和思想上有所建树。
杨虎的《陈寿：三国风云入胸中 蹭蹬一生笑落日》记述了一件揭露当时官场乱象、影响陈寿发愤图强的事情：耿介的青年陈寿被蜀汉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黄皓打入冷宫，好几年间，他一直辗转在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多个闲职上，尝尽坎坷滋味。转眼流光飞逝，他又遭遇了一场始料未及的诽谤：这一年，陈寿父亲去世，他回到老家守丧，身体本就孱弱的他因伤心过度，生了一场大病，只能躺在床上，让婢女伺侯自己服药，没想到这一幕正巧被来客看见，顿时流言横飞，很多人仅是道听途说，便站在所谓道德制高点上，在背后对他进行议论与指责。官场的黑暗和世人的不宽容，让陈寿一度心灰意冷，然而也让他内心暗暗发誓：一定要从世路坎坷中走出来，真正有一番作为。数年以后，他在一首名为《题画》的诗中形象地描绘了自己当时的心路历程：“远道西风落叶寒，萧萧孤蹇上长安。关山不似人心险，游子休歌行路难。”可见，误解和流言要么戕害人，要么激励人成就人。陈寿无疑是冲破黑暗、迎接光明并照亮历史的人中豪杰。
作为中唐诗群翘楚、女诗人魁首的薛涛，一生自有芳华和充满传奇。她生于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长于成都，终老于成都。她八九岁知声律，能赋诗，十五岁诗名已闻于外。父早逝，母孀，生活困顿无依，受到著名节度使韦臬、武元衡等人器重，与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竞相酬唱。她自编诗集《锦江集》（已佚）五卷，选入自作诗500首，今存世93首。其书法自成一体，发明特殊用纸“薛涛笺”。薛涛是唐代杰出女诗人和大才女，在唐诗发展史、历代妇女著作史、中国书法发展史、特殊造纸史上都占有一席，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对这样一位广为人知的历史名人，应当如何具实描写？杜阳林认为：薛涛的一生，大开大合，大彻大悟，过得虽跌宕起伏，任情纵性，却最终忠于了自我，辗转腾挪，不负此心。与许多“闺阁女诗人”不同，在个人情感的伤春悲秋之外，她很早便注目于广阔天地，颇有男儿的眼界和风范。薛涛十四岁时，其父薛郧因出使南诏，感染瘴疠而去世。母女俩的生活顿时陷入窘迫困境。十六岁时无奈成为一名营妓。薛涛无疑是早慧的，她没有在自己最为娇俏青葱的年龄，将一生随便托付给一个男人。在家庭遭遇极大变故时，薛涛清醒地意识到，她才应该是命运的主宰者，她的人生，必须自己做主。薛涛虽以色事人，从不自轻自贱，哪怕在枯燥乏味的宴席间，因为她的存在，也添了一抹书香墨韵，高雅情趣。
薛涛的才能得到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中书令韦皋的赏识，但她却因公开纳财被韦皋发配到松州（即如今的松潘县）。她在《罚赴边上韦相公》里写道：“按辔岭头寒复寒，微风细雨彻心肝。”一个“罚”字，让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品格孤傲的薛涛，在沉重打击之下终于明白，在男权社会里，她不过是锦上那朵香花，有她，会更为娇艳靓丽，无她，世界一切如常。这是深处绝境之中，清醒的自省，含泪的领悟，在最绝望的境地，薛涛用刻骨疼痛抵达了深刻的真相。活在世上，谁人不曾遭遇高低起伏，辗转变故，只是有人一蹶不振，有人却在极寒之中尽力去抓住阳光的方向。面对挫败，也许理智比情绪重要，生存比骄傲重要。而唯一能救她的，便是将她驱逐至此，令她又爱又恨又惧又怕的韦皋。这时的薛涛写下《十离诗》，放下身段，委曲求全，一个略带天真和娇憨的薛涛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世故之中玲珑伏低的女子。这女子依旧诗情飞扬，但却不再有往日的倔强傲然，遭贬后的薛涛，诗风大变。《十离诗》是薛涛向韦皋发出的求助信号，也是她自己经历的一场人生蜕变。历史总赞颂一个人最好的处事态度，是不卑不亢，其实所有的宠辱不惊背后，都曾有过惊涛骇浪。薛涛为自己的轻狂，付出了沉重代价，又以一双纤纤素手，力挽了命运狂澜。在松州的薛涛，比十六岁自愿入乐籍时更为清醒理智，她终于明晰地懂得，活在世上，最该依靠的人，永远是自己。
读杜阳林笔下的薛涛，不仅有史实为本，更有作者对传主内心世界的触摸与探寻，引发出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写活了人物，而且颇具历史审美旨趣。
三、弘传价值，再现风范
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没有普通老百姓创造性劳动汇聚成的江河大川，历史的长河必然会枯竭干涸，但历史很奇怪，很少为普通人立传，即使立传也多写特异奇行之人，历史往往记住的是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发起人”“引路者”等思想先锋、传世经典和时代伟人。因为，他们代表了人类的思维极限、创造才能和价值准则，是一代一代后人崇敬、追慕、效仿、学习的对象。可以说，被后人不断追寻述说的历史名人，他们的精神生命已超越肉身而千古不朽，化为思想文化基因，注入到一个民族的精神血液之中，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内生动力。这，是我们今天礼敬历史的根本意义所在。
在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中，每一位名人在各自领域都做出独特贡献，丰富着中华文明的璀璨星空，明丽而闪烁。汉代文翁兴政崇教首创官办学校，一代赋圣司马相如文脉赓续百世，史学家陈寿会通古今写三国史实，方志鼻祖常璩撰写首部地方志著作，文坛雄杰陈子昂开创先河，蜀中才女薛涛引领独特风潮，藏族英雄格萨尔王史诗流芳，理学家张栻躬行践履传道济民，数学家秦九韶成就当时世界最高水平，全书式学者李调元撰刻蜀文化巨著，他们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不灭星辰，至今以精神生命的姿态走进我们的生活之中。
王国平把李调元的独特价值放在文明史中加以考察，展现了历史名人的当代意义。蜀中诗人历来就有强烈的“先贤意识”，从扬雄作赋以司马相如赋为范式之后，历代蜀中文人莫不以蜀中先贤为楷模加以追述。这种追慕先贤的意识，到杨慎和李调元更加明显。李调元曾明确提出要承继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苏轼、虞集、杨慎以来的文学传统。他极力称颂先贤，模仿效法，甚至以先贤自许激励自己，其中李白、苏轼、杨慎这三位蜀人文宗对他影响最大。
李调元对巴蜀文化复兴和清代学术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李调元对四川乃至中国文化至为重要的贡献，是推动了古代文献的整理与传承，以一人之力编撰刊刻被誉为“巴蜀文化全书”的皇皇巨著《函海》。如果不是李调元，一些历史上的蜀学重要著作或许早已失传。
李调元是清代百科全书式学者，一生著述极为丰富，达130余种。他是一个全才，不仅痴迷学术，传承巴蜀文明，同时还醉心戏曲、开办伶班，着力扶持、大力推动川剧的兴起。他收集了大量民间饮食技艺，亲自掌勺、开创一派，编写了第一本川菜菜谱《醒园录》。正因为李调元的系统梳理，川菜才逐渐形成完整的体系。因此，他又被尊为“川菜之父”。
彭家河笔下的司马相如没有津津乐道与卓文君的故事，而是挖掘和展现司马相如为国建功立业的才能。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犬子”与邻家孩子一样，上锦屏山爬树寻鸟，下嘉陵江戏水捉鱼，聪明活泼，可就是结巴的毛病不见好转。口吃之疾让“犬子”饱受屈辱性格内向，但也让他更沉默地专注于读书和练剑。司马相如报效国家的才干体现在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命唐蒙开通夜郎（今黔西部和北部）及其西面的僰中（今川南及黔西北一带）受阻之后，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回蜀责备唐蒙并安抚巴蜀百姓。司马相如深知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于是作《喻巴蜀檄》并广为发布，告知巴蜀百姓，唐蒙所为并非皇上本意，讲清打通夜郎道的利弊，文章情理入心，深得人心，于是迅速平息了事端。
另一件事是司马相如发动巴蜀万人，开山架桥，广修驿站，拆除边境障碍，打通“灵关道”。然而此举却遭到朝廷和民间的强烈反对。由于汉武帝常年对匈奴作战，国库亏空，以公孙弘为首的官僚这是“以为疲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同时，巴蜀当地的富绅对打通“灵关道”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向他们集资深怀不满。司马相如一面向下说服巴蜀父老，一面向上历陈皇上同僚。他再次以书言志，写下《难蜀父老》，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在司马相如苦心劝导下，商贾乡绅终于看到打通西夷的长远利益，纷纷捐钱捐物，百姓也踊跃出力，一时修路架桥进展顺利，由成都经今邛崃、雅安、芦山、汉源、西昌至大理的“南丝绸之路”西线终于贯通，商贸往来日渐繁荣。西南边陲之地成为富裕繁荣的“天府之国”，这正是司马相如当年所期望的。
司马相如的“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如今已成为“治蜀兴川”的内在精神力量。
我们都知道阿来创作有传记文学《格萨尔王》，这次以他讲述、肖姗姗整理的方式再谈格萨尔王的现实意义。格萨尔王史诗有很多人不断地吟唱它，就像西方文学理论当中的一个概念，叫作“故事树”。那些有活力的故事像一棵树一样，在民间会不断生长。《三国演义》《西游记》的故事在不断地生长。而格萨尔王史诗仍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活的故事，像树一样不断生长。他是一种正能量的象征，伟大的战神，也是慈爱的化身。在史诗中，格萨尔王虽然经历了从平凡英雄到神话人物的华丽转身，但从根本上他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身上那种同情弱小，除暴安良的英雄主义精神值得发扬。在格萨尔王这个人物背后，有着一部关于古代藏族百姓的千古史诗，这是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
阿来认为，在科技时代，人们容易失去对神话的兴趣，失去浪漫，失去理想，失去想象。如果我们人类要重温神话，其实就要回到我们生命之初——虽然知识程度不够，但是人类在青春期生命冲动十足的。因为有这种冲动，我们势必就对远方和未来充满更高尚的超越物质的那样一种精神向往，成为鼓励我们向上的一种永恒的力量。
“文泽绵绵润新篇”。如何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再现先贤风范？不能不反映今天的思维认知水平和现实发展需要，不能不烙上当代作家的鲜明时代印记。今天，呈现给读者的十篇非虚构作品，从作家立场和现实关切，还原了十位历史名人的鲜活形象，把他们的文化遗产作为当代的思想武库，成为鼓励激励人们的精神标杆，成为呼唤召唤人们的价值风信，成为生活生命的不朽榜样，于是，十位历史名人像智者像哲人像先生像朋友一样走进了我们当下的朋友圈中，与他们亲近，就仿佛成了每天的阅读点赞功课。
二○二一年五月一日于成都百花潭
（本文系作者为四川日报全媒体主编的《作家眼中的四川历史名人（第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所作序言。）
作者简介：
李明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文化事业产业发展研究智库首席专家、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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