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浩

唐俊高小说《一湖丘壑》中,这个“凤凰男回乡创业记”扶贫故事的主驱动是出自乡土内部的,是“川味”乡土文学的积淀。

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人。茆眼镜、风车车、酸果果、驼表叔、幺老爷,这些人物,真是斯地有斯人,他们是这块土地孕育出的独特精灵,在不同的时代演绎着不同的故事,他们不这样爆发就那样爆发,但“川味”之魂却是熟悉精炼的。茆眼镜,一个自恋却又孱弱的文人,对家乡是“我以我血荐轩辕”,却又“寄意寒星荃不察”,因为偶然的机遇而要施展济世之志,其实不过是自我陶醉的幻象。茆眼镜固然是有情怀有见识的,但兼济和独善毕竟差距巨大,面对资本、权力他本身是虚弱的,显现出局外人、多余人特征,他也只有操起自黑自酸的文人老路。如果没有一个田螺姑娘式的“小敏”,这个幻象就会演变为新写实主义式的灰色小市民人生。小敏承担了茆眼镜的城里故事叙述功能,而茆眼镜则承担了乡村世界的叙事关键功能,是“阿弥陀湖”故事的载体。四川方言“佛”“湖”同音“fu”,小说借此偷梁换柱地完成了这个“佛(fo)”到“湖(hu)”的字面转换,也在近乎戏谑中轻松地完成了时间的跨度转换和故事的叙述转换。

人与事容易辨认,而埋藏更深却更典型代表“味道”的是叙述的腔调。说话的语气、语汇、节奏,这些冰山下的八分之七,才是集体无意识积淀下来的深层模式,是川人精气神化入日常和民间的载体,是生活流动本身。川人说话语气腔调霸蛮、刁钻,语汇中融入大量民间切口,节奏短促,这与川人反权威、自由任性、幽默乐观的文化特征是相契合的,这种结合才是更浓郁的川味“味道”,也才是生命活力与创造力层出不穷的根基。风车车的“提劲打靶”,正是川人口头禅中常提的“假打”,取虚张声势、外强中干之意。酸果果的从生存状况到人生态度,都有战战兢兢的夹手夹脚,却终于是独辟蹊径,在数十年酸涩的坚持中摸出了集体致富大路。还有“老怪物”驼表叔,乡中宿儒幺老爷,这些构成了乡民的脊梁。乡民们面对一切改变都是“稳起”的保守惯性,面对一切权威都是“假老练”,说话“剜骨捞髓”,尖酸刻薄,既有睥睨一切、反权威的气概,也有拆解权威解构中心的智慧。如同赵树理笔下那些有绰号的人物,都是活灵活现最有光彩的个性角色,《一湖丘壑》也是如此,每一个绰号后都是蓬勃的生命力和幽默乐观的风采,甚至那些反面角色,老小黄狗,乃至老小假老练,都有独特的“川味”的精气神,“川味”的语言。

画虎画皮难画骨,《一湖丘壑》是有川味之骨、之魂的四川乡土文学。从川味文学的流脉来说,风车车的野性生命力和泼辣做派很容易让人想到李劼人的邓幺姑、罗歪嘴,想到艾芜的“吉普赛女郎”野猫子,想到克非《头儿》的包工头,想到“牛魔王的后代”那些强悍却又迷狂的生命力,茆眼镜、酸果果让人想到“巴山秀才”的穷酸和倔强,村镇世界的权力争斗很容易让人想到沙汀的袍哥码头、茶馆闲话,脱贫创业的复杂艰难让人想到了周克芹的乡土世界。

这些川味人物,早已在作者胸中孕育发酵多时,已成陈酿,只待某一契机就喷薄而出,而“脱贫攻坚”就提供了这一机会。这个“脱贫攻坚”故事也由此有了生活土壤,有了文化之根,有了文学光彩。不光是人,事其实也是孕育多时的“陈酿”。与贫困做抗争是祖祖辈辈都有的事,这些人,这些事,其实是按乡土世界世代以来的既有逻辑在运行。乡土文学本身树大根深,深水静流,它有自己的流淌节奏,起承转合也都需要气定神闲地慢慢孕育。但老调的乡土叙事处于自在状态,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乡土文学的坚守本身已是不易,需要更深的定力和文化自信,情感上需要更深沉的爱,思想上需要更繁复的反思和批判,而在题材上也需要新的生活经验与新的激发点,“脱贫攻坚”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新的喷发口。

乡土文学需要与传统生活相适应的慢火细炖的节奏,需要更多民风民俗的展开,以挖掘深层文化底蕴,情节轮转需要火烧赤壁式的高潮迭起也需要横槊赋诗式的闲笔,以张弛疏密有致。在这场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战役中,值得我们对具有更大篇幅、更深沉气度的乡土叙事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