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 成杜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一项关乎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系统性工程,如何运用矛盾的观点观察、分析这一系统工程的各个方面,是正确引领其建设发展的关键所在,应增强辩证思维,运用矛盾分析法,充分认识到各个局部都处在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当中,从而在差异中求同一,在同一中见差异,推动“一极两中心两地”高质量发展。


1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必须以整体为导向和前提,才能实现局部的协调一致性。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地位首先应放在历史和现实坐标中,放在我国经济地理的整体版图下来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已经谋划布局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三个重要经济增长极。西部腹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成都、重庆作为西部距离较近、辐射人口最多的两个特大型城市,发挥二者的经济带动作用势之必然。党中央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基于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战略考量,有助于在西部加快形成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其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主要任务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紧密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推进成渝地区统筹发展,促进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强化重庆和成都的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助推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显而易见,“一极两中心两地”五个目标之间并非简单罗列,而是处在相互蕴含、互为前提的辩证关系中。科技创新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良好的生态环境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高品质宜人的居住环境有利于培育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助力推动精英人才的引进,反向促进科技创新。通过创新的大开发,带动对外开放的有效扩大,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全方位的大开放,倒逼发展改革的深化。


第三,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部,各城市地区之间呈现出以一体化为导向,以分工协作、统筹安排为核心的内在要求。成都和重庆正在克服行政壁垒和特殊的“邻里效应”,以整体性融入代替同质化竞争。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作,进一步加强对周边地区的带动能力。双城经济圈范围不止成都和重庆,四川的“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契合了区域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成渝地区的主要城市要加快推进生产力一体布局、促进基础设施共建、资源要素互通;川东北、川南经济区应把握机遇,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双城经济圈建设,构建中心引领、轴带延伸和多点支撑的网络化空间布局。


2

另一方面,整体不意味着整齐划一,强调局部的差异和个性,才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任何政策的提出,都应在思想上把握它所处的时代。如果没有看到时代与地域的特殊性,简单地将各种差异归为统一性、同一性,将会导致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外部国际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肩负着国家使命和时代使命,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党中央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渝地区联合能够产生更强的产业集聚能力,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几千亿到上万亿的产业链集群,成渝地区人口规模、市场容量、消费升级空间和潜力将在经济圈建设中得到充分释放,为拉动内需作出积极贡献。同时,成渝地区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腹地、南向西向开放门户,承东启西、连接中原与西南西北的重要枢纽,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作为新的开发开放前沿,可以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进一步拓展我国经济开放空间,融入国际循环。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地区资源要素分配和经济发展条件都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因势利导”发挥各自优势。在资本较丰富、人才较集中的成都、重庆等城市,可以布局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在人口较稠密,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适合承接东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将推动四川各地区错位融入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局当中。


(作者单位分别系成都市改革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