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公元1133年—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谥曰“宣”，南宋汉州绵竹(今德阳绵竹市）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其父张浚是苏轼、程颐再传弟子，“出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张栻历任知静江府、知江陵府等职，皆政绩卓著。南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从祀孔庙。
【主要贡献】
张栻勤勉精思、见识宏博、践行笃实，在道学、政事、教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尤其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甚大。他创建了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蜀中学者从张栻受教后，返回蜀地，讲学于成都“两江之上”，促进了蜀学的发展，“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
【历史功绩】
张栻在与朱熹的“相与博约”中，发展了宋代理学，确立了理学中最盛的湖湘学派，并促进了宋代蜀学的持续发展。其爱国爱民精神和躬行践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创建的城南书院之学风，影响深远。
【在四川的历史遗存】
德阳绵竹市有南轩祠、南轩洗墨池、桂香亭、读书台遗址等。
【当代价值】
张栻重视民生，勤政爱民，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加强民族团结，提倡孝道，重实事实功，内修外攘，爱国献身等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的经世致用精神，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绵竹南轩中学内的张栻像 庞惊涛摄
贾远波摄
庞惊涛
序
2018年5月19日，四川德阳，绵竹南轩中学，云开雨停，风来爽至。
这里是南宋大儒、理学家张栻的故里。按照绵竹南轩中学与湖南宁乡南轩中学的约定，两所南轩中学在结成姊妹学校后，又共同奉立张栻塑像。
当按剑执卷、目视远方的张栻全身像揭开后，全校师生无不肃穆恭谨、敬拜如仪。
四川绵竹、湖南宁乡，一个是张栻的生身之邦，一个是张栻的埋骨之所。两所南轩中学，就以这样的方式，跨越时空，共同完成了对这个先贤的恒久瞻念。
青史把名标，薪火传今朝！诚如《南轩故里颂》所唱言，作为张栻思想体系里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之所以在近千年的演进历史里山河重光、人间器重，实因于他的教育思想，有着洞穿时代、烛照古今的力量。
今天，张栻的身影尽管早已浩然远逝，但通过回视或者重温他的人生履迹，我们仍能重新走进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并和他完成一次跨越千年的对话。
一 阆州辞里
南宋绍兴七年（1137）冬，阆州，嘉陵江渡口。
一艘即将顺江而下的官船上，5岁的钦夫（张栻字敬夫，后避翼祖讳改字钦夫）和母亲宇文氏及一众内眷正在和前来送行的亲友僚属挥手话别。
“钦儿，我们就快见到父亲了，你念不念他？”母亲问道。
“父亲操劳大事，钦儿不敢念他，让他分心。”钦夫奶声奶气的童音里，却有一种成熟安定的力量，是和他的年龄不相匹配的。此儿自生下来，多少异于常人的颖悟，早让宇文氏安之若素了，只是这一番超出常人常情的回答，还是让她感到有些意外。
可细一思量，钦儿这一番话，若究及心源，实在是为人子者纯孝大爱的发端。自其呀呀学语以来，夫君谆谆教诲其孔孟仁爱之道，本以为他年幼很难懂得，却不曾想耳濡目染久之，还是春风化雨一般进了他的脑子，不经意地，就转成了他成人一般晓事的稚语童言。
“当得修书一封，为家君告知此状。”宇文氏心念及此，官船却是启动了，他忙将钦儿揽入怀中。看着两岸青山飞迎驰退，她竟突然生了些不舍。
张家在阆时间不长，却明大纲、修仁义，军政一体，上下归心。军政之暇，家君力劝文教，也结交了一些地方名流，与少数人家更有了通家之谊。这一年的春正月，蒙圣眷，家君加观文殿大学士兼枢密使，出将入相，正是他一生抱负初展的好开端。但朝局千变万化，年底的时候，朝廷却又有了新的诏命：以秘书少监分司西京，永州居住，这是贬谪的意思了。
永州好啊，远离庙堂，又能一家人团聚，只是离祖籍绵竹、离生活了几年的阆州越来越远了。
“母亲，我们还会回来吗？”钦儿忽然问道。
“钦儿啊，不管你将来走到哪里，你都不能忘了这个生身之邦。”在官不自由，宇文氏是明白的，所以她不能给出“会”与“不会”这两个确定的回答，但她可以确定的是，为母之教，在于让钦儿从小怀真情、懂感恩。
“钦儿记下了。”
山长水阔，去去初程。永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还有和阆州一样的名物风情、风雨故人吗？年幼的钦夫终究还是不解离滋味的，很快，他就在宇文氏的怀里睡着了。
二 长沙积学
尽心堂的建成，在长沙城南里居的居民们看来，不是张浚这个高官显贵显摆的豪门大宅，而是仕宦飘零的忠孝儒臣色养高堂的孝悌之居，乐与之为邻，是大家的真实心理。
而在10岁的张栻眼中，尽心堂却是他安然就墨的静心读书之所。当然，他不会知道，自此，他的未来以及这个家庭，从此将以这里为中心。
但得闲暇，父亲必不忘教习张栻圣人之道。可父亲太忙了，担心张栻兄弟荒疏了学业，便在尽心堂建成后不久，请来了刘芮先生，主持张家子弟的馆舍之学。
刘先生是元祐忠贤、忠肃公刘挚的曾孙，南渡后徙居长沙，先后师事孙伟和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成为元城学派开山大儒刘安世的再传弟子，后又游于和靖先生尹焞门下，深于易学，所造粹然。
从刘芮学问体系的宗派源流来看，显然都是南宋早期的儒门正宗与学问主流。张栻之所以能幼学正脉，并始终不脱离于这个正脉，实在是父亲张浚虽为武备、仍不断儒流的影响所致。在张栻的记忆里，但凡父亲在家之日，往来家中的，大抵都是一时鸿儒，而绝少赳赳武夫。在阆州生活之时，尹焞和靖先生曾经短暂教习过张栻，对其目之甚高。如今，那些夸赞他的言语，虽然再也记不得了，但他们的风态仪表，张栻却见之不忘。
刘先生对张栻兄弟言行举止的要求似乎更严。在主讲仁义之道之外，他根据二子的年龄天分，又加上了《易经》教习的课程。《易》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以天地自然、世间万象变易的深刻奥义，启发张栻兄弟的懵懂蒙昧于万一，这是他的道理，他相信，学有循序渐进，但没有渐进之基础，如何指望将来刹那顿悟？张栻现在不明白那些广大精微的辩证法则，可谁能否认，他没有融汇贯通的那一天？世俗的观念总是认为，适龄适学，但大多数人没有明白，超龄超学，乃是启发蒙昧的最佳方式。
稍长，在父亲的要求下，张栻又从岭表王大宝先生学。王大宝字符龟，是潮州海阳人，对儒学颇有研究，尤其对《易经》有心得。张浚贬谪连州时，王大宝正好知连州，两人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在连州时，张浚经济困窘，王大宝知道后，就拿出一部分经制钱来接济他。经制钱本是朝廷为筹措军政费用而在地方加征的杂税，只能用于军政开支，王大宝此举，当然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张浚为此深感不安：“如果就此连累了你，可怎么办呢？”王大宝却慨然道：“如果因此而被连累，这是我的命！”感于王大宝的高义，张浚由此与王大宝论交。
“刘先生易学高深，已是一时之选，为什么还要从王先生学呢？”张栻不解父亲的真实意图，于是问道。
“钦儿以为从师问学，以学问先，抑或以德为先？”张浚不直接回答张栻的提问，而是启发性地反问道。
“圣人云，德才兼备，以德为首，儿以为，从师问学，首要学其品德，次之才学其学问。”
“钦儿理解甚是。”张浚以此为发挥，又给张栻讲了一番修身立德的道理，并把王先生甘冒风险接济他的这件事讲给他，目的不是让张栻明白自己为官的艰窘，而是理解王先生品行道德的高义之处。“汝今后要明白，以才择人诚不如以德择人，但有德高于我者，即是我师。”
“父亲是要儿择师而处，遇贤即拜，开拓心胸，养成道德。”张栻有一点就透的天赋，欣然于父亲的这一番说教，自此汲汲于追拜名师，见贤思齐。很快，父亲的师友、门人关系，都成了他学习结交的对象。
以幼年庭训为基础，以少年馆学为递进，再经过青年早期的转益多师，这样层累地提高，使张栻很快超越了同年纪的大多数有正统官学经历的学生。多年后，他就凭着这个不一样的基础之教，把自己送到了湖湘学派宗师胡宏先生的门墙之下。
三 南岳拜师
安置一个平静悠游的书斋，在南宋偏安江南的政治格局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绍兴二十五年（1155），张栻秉承父命，给弟弟张枃的书斋写一篇铭文。张浚取孔子“士必慤而后求智能”中的“慤”为张枃的书斋名，要求张栻以此为发挥，写一篇文章，以对弟弟起到铭警的作用。
这等于是一篇命题作文。除了警醒弟弟外，当然也有考验他多年所学的用意。张栻略作思考，完成了《慤斋铭》呈给父亲。
这篇文章不事雕饰，辞藻平实，几乎无古奥偏僻的典故，但却有自己深刻独到的见解和明确坚定的主张，显现出了张栻作为未来理学鸿儒“文以载道”的朴实文风和以事说理的理学家旨趣：
士或志近，辩给智巧。学之不知，其器则小。天下之理，惟实为贵。实不在外，当慤乎己。不震不摇，物孰加之。以此操行，谁曰不宜？古之君子，惟斯之守。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故以此事亲，斯为孝；以此事君，斯为忠；以此事兄，斯为悌；交于朋友，斯为信。子其深思而不忒，维师乎慤以令子之德。
无论孝悌忠信，一个“实”字，都是可贵的根本，只要心里不动摇，外物是无法强加给自己的。张栻惟“实”之守，强调心的作用，是他后来在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反复讲解心性论的先声。
但兄弟二人的书斋，从二十三岁以后，再也无法安静了。
次年，祖母计太夫人薨，张栻随父亲扶祖母灵柩回蜀。这是他成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蜀，此后，故园千里，只相望而不得相见也；
二十五岁那年，父亲张浚受秦桧排挤，服阙落职，以本官奉祠居永州；
二十八岁那年，母亲宇文氏薨。
张栻纯孝，家中接连两丧，自然是哀毁骨销。父亲落职闲住，报效国家的理想眼见落空，情绪不佳，也需人纾解。可这些天道规律与庙堂政斗，都是他无能为力去改变和左右的，他只能反求诸己，让本不安静的书斋，经由自己的沉潜修守，复归于平静。
他静下心来，辑录孔子弟子颜渊的言行，作《希颜录》，以颜渊为自己的精神楷模。初稿写出后，“往往被朋友所传写。”当然，他也将这个初稿，交给新认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一年的十月，杨万里调任零陵丞，张栻与他一见如故，于是呈上《希颜录》，请杨万里批评。
早在结识张栻之前，杨万里就仰慕张浚的大名，执弟子礼拜谒张浚。但张浚以自己身在迁谪之中，不宜交接，所以杜门谢客。如是者数月，不得谒见，杨万里为之苦恼不已。
张栻是为父亲而骄傲的，他想起父亲以前对自己所讲“遇贤即拜”的道理，深深理解杨万里得遇良师、但不得其门的苦恼。这一日回家之后，即恳请父亲洞开门户，以教贤才。于是父子之间，有了一场与教育相关的对话。
“得贤才而教，诚为父亲之幸，廷秀（杨万里字廷秀）庄诚睿敏，儿所不及，父亲独不喜耶？”
“为父身已许国，岂能有私教之想，而况将来一旦投身戎机，难能片刻晓谕。一时名号，一世空许，如此有师生之名，而无师生之实，误人如此，实不愿也。”看来张浚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只是他未便与人明言而已。
但张栻却不认同父亲的看法：“先生之教，有长有短；学生之获，有深有浅。片刻之示，有人受益终生；终生之教，有人置若罔闻。此中之别，全在学者心意与根器，廷秀慧悟，远在儿之上，片刻片语，或也能收甘霖之效。父亲闲居常日，独不愿付片刻功夫以成君子之德乎？”
这一番至情至性的话，显然打动了张浚。他欣喜地看到，当年的钦儿已经长成了“脱然可与语圣人之道”的钦夫了。更为难得的是，他愿意为朋友遇贤即拜尽心如此，可见当年辛苦培养的功夫没有白费。
张浚除了答应，似乎找不到更合适的理由来拒绝儿子，拒绝杨万里。见面当日，他对杨万里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将此作为天道纶音，自己的书斋从此便名为“诚斋”。
杨万里求仁得仁，对张栻感激不已。张栻却有自己的苦楚，想倒给杨万里。
“南岳胡公（指胡宏），弟慕名甚久，时以书质疑求益，然公片纸不与。前次只身往拜，公辞以疾。兄之拜师大易反衬弟之拜师大逆，世事如此，奈何？”
“事有始难终易，兄大可不必如此过急。”杨万里宽解道：“胡公不见，或也如令尊当初不见弟一样，有不能明言之苦。”
一语点醒了张栻。他日，见到好友孙正孺，便把这番苦恼讲给他听。
孙正孺快人快语：“汝若不问，我便不讲。既如此，当据实以告。先生知尔大器，只是顾虑：‘渠家好佛，宏见他说甚？’”
张栻恍然大悟，争辩道：“家父好佛，少时偶得从侍，但从未随学。先生以父之故而迁念，真是冤哉枉也。”
“此事辩明，却也不难。只是此番断不能再驰书告，还是再走南岳，或得机缘。”
张栻听孙正孺之劝，只身再往南岳胡文定公书堂。一见胡宏，张栻即躬身拜在座下，泣告缘由，表白诚意。
“佛道两家，原本与儒门多有和合之处，只是近世以来，谵妄玄说多害，恐尔误入歧途，不为受益，反为之害。”胡宏也是一番苦口婆心，赤诚以见。
“学生理会得。干父之蛊，不忘盖父之愆，此才是人子大孝。”潜意识里，张栻也可能会对张浚好佛“无如之何”，因为“渠家好佛”导致他几乎迷路，这个后果，想来是让张栻不愿承担的。现在，他需要在胡宏面前，表白自己专心儒门，一意拒佛的态度。
算起来，这是张栻第四次拜倒在胡宏座下了。事不过三，可这样的贤明师尊，再拜百次又如何呢？张栻决心已定，这第四次，就是他的实际行动。
“前次来，让尔思‘忠清未得为仁’之理，可有领悟？”胡先生问。
“圣人早有分教，令尹子虽忠诚、陈文子虽清高，但皆未得仁之至高标准。窃以为，仁存于我心，我之举心动念，一言一行，当力求人格完善，修得人成。‘人’之既成，则得为仁之理；‘人’之不成，则为仁之理未得。”张栻恭敬答道。
胡宏掩饰不住自己的欣喜，此刻，他已决意将此子纳入门下，于是忙俯身挽起张栻，温言道：“此说甚善。今日始，尔即来学，湖湘之学宏大，有赖于尔了。”
四 江淮军幕
如果说30岁前，是张栻人生的春天，那么，从30岁开始，他的人生不得不依序进入酷烈的夏天和萧瑟的秋天。
隆兴元年（1163），高宗内禅，称太上皇。孝宗赵昚即位，对张浚张栻父子寄望非常。行在奏对时，张栻以理学奥义劝孝宗“振之”：“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诚愿益加省察，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其或少息也。则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也。”
赵昚和张栻年相仿佛（赵昚大张栻５岁），颇思一番作为，张栻这番话正好说到他心坎上，君臣之契，便在这次召对后达成。很快，孝宗起用以张浚为首的主战派，谋划北伐大业。张栻虽未参加科试，未得功名，但孝宗让他荫张浚之功补承务郎，辟宣抚使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
应该说，对张栻的安排，孝宗是颇费苦心的。张浚主持北伐军政大事，身边缺不得一个参赞枢机的秘书人物，在他和大内九重之间及时传报重要军政信息，但这个人物必须要深得双方的信任，又有特别的军事才干和勇气。想来想去，“上阵父子兵”这个祖训还是深为有据。张栻在军前历练，既可参赞枢机，又能得到张浚无条件的信任，还能塞住朝臣尤其是言官“荫功过重”的说辞，可谓一举多得。
张栻也从这个时候，开始留心兵法。《孙子》一书，既是诸子中的重要典籍，读来实用，也是作为儒生的正途。“盖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究，况于兵者，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讲哉。”在张栻看来，时局所迫，对兵法的重视显得尤其重要：“夷虏盗据神州，有年于兹，国家仇耻未雪……然则于是书其又可以忽而不讲哉？”
为岳飞平反传递出的信号是明显的。很快，这一年的四月，孝宗下决心对金国用兵，他径直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张浚和诸将下达了“隆兴北伐”的诏令。张浚统兵八万，以号称二十万的威势，一路由大将李显忠取河南灵璧，一路由大将邵宏渊取安徽虹县。
李显忠部很快攻取灵璧，并派灵璧降卒到虹县劝降。其时，邵部久攻虹县不下，李部劝降一到，虹县守将即刻瓦解，但邵宏渊却以虹县战功不出于己部而与李显忠生隙。在攻克宿州后，两部矛盾进一步激化。论军功，孝宗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抚使，邵宏渊为副使。邵宏渊耻居李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的节制。
如果此时张浚意识到大将不和的危害性，果断处理邵宏渊，给李显忠另派副使，或者如他当年果断处理悍将曲端一样，那么，“隆兴北伐”乃至整个南宋的政治局面都将可能改写。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张浚对邵宏渊的姑息迁就，为后来的“符离大败”留下了祸根。五月二十日，金将纥石烈志宁兵围宿州治所符离，李显忠力战不屈。金兵又迅速增兵围城，情势危急之下，李显忠不得不向邵宏渊部求援。邵宏渊非但不支援，反而军前调侃：“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犹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战乎？”军心由此动摇。李显忠部独立支撑苦战到二十二日，知事不可为，乃于当夜放弃守城，从北城撤出。金军乘势追击，宋军大溃，宿州再次失守，为期十八天的“隆兴北伐”也以失败告终。
符离之溃使主和派找到了攻击主战派的理由，和战局面由此更换。隆兴二年8月，忧辱成疾的张浚知大限将至，便在清音堂手书家事，交代与张栻兄弟。28日夜分，张浚满怀不得恢复中原的遗憾去世。去前，他对张栻兄弟说：“吾尝相国家，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不欲归葬先人墓左。即死，葬我衡山下足矣。”
身在军幕，张栻在父亲张浚和孝宗之间有单线传要情的特殊使命，但他仍然无法改变“隆兴北伐”的结局。归葬父亲后，张栻对北伐失败的原因作了冷静思考，其中一些问题，不得不指向孝宗：“向来朝廷虽亦尝兴缟素之师，然玉帛之使，未尝不行乎期间，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诚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在他看来，既然兴兵，就不该再存和谈之想，决心既下，就应该“无纤芥之惑。然后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士气充，而敌不难却矣。”
然而，他的这一番赤诚之见，并未改变孝宗主张和议的大局，结果自然是“疏入，不报。”或许张栻对孝宗战和无常的批评让孝宗大为恼怒，沉默，是作为皇帝的权力，也是他不得不为之的选择。
父亲言传身教与功名庇荫的31年就此过去了，张栻从父亲的背后，从此走上历史与时代的前台。父亲埋骨的衡山之下，冥冥中还要眷顾他，开启属于他衡山之上的万古盛名。
五、岳麓会讲
张栻的军事才能，在“隆兴北伐”中没有得到充分展示，但在随后破李金领导的农民军起义中，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隆兴二年（1164）冬，湖南郴州宜章弓手李金因反对地方苛敛，乘众怒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起义，很快攻入广东英德、韶州、连州、德庆、肇庆诸州府；往西夺取广西梧、贺二州，次年5月，攻克郴州。朝廷派刘珙为湖南安抚使，专事镇压李金起义。受胡宏的举荐，刘珙向张栻请教破李金之策。张栻为之筹策，一面传檄两广，扼关守寨，征调湖北京西制置使沈介的援兵，一面对义军进行分化和瓦解。八月，李金因部下曹彦叛变而遇害，起义军遂告破。
刘珙感于张栻之才，遂在平息李金起义之后，修葺岳麓书院，延请张栻为书院山长。当时，张栻在长沙与“湘中二三学者，时过讲论，同志之友，自远而至……”，与诸学友过从讲习，同时，认真领悟先生胡宏的著作《知言》，成《胡子知言序》，并开始《二程粹言》的写作。
对于刘珙的投报桃李，张栻是心存感激的，但他并没有答应刘珙的“山长”之请，他的理由是“先师胡宏所不得为”。他逊谢岳麓书院山长，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学术宗师的谦逊品格。
书院教学何为？这是张栻首要考虑的。在《重修岳麓书院记》中，他指出了岳麓书院重建授徒的目的：“岂特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又之，“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义利之辨具有很强的当代启发。他在继承孔孟义利观的基础上，就道德标准与物质利益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张栻传道济民的观点，也可以理解为“素质教育”思想在南宋早期的萌芽。从他自身的学习、读书实践来看，他觉得读书和学习提高，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反对单纯为科举而读书，几百年之后，马斯洛才提到了自我实现需要这个理论，殊不知，早在他之前几百年，中国教育家张栻就已经在实践了。圣人发机，往往先于常人导寻。在他所处的时代，能有这样的思想，便见出他思想先念的伟大之处。
早在隆兴元年（1663）十月，张栻就和朱熹在临安行在相互见面认识，次年9月，朱熹千里迢迢赶到豫章，登舟哭祭张浚亡灵。这是朱张之间的第二次见面，这次见面，他们畅谈了三天，相互引为究理探学的知己。此后，他们便常常书信往还，探讨学问，辩论是非。朱张相交的10多年间，两人书信往还超过一百通，是张栻师友中书信往还最多者。
有感于书信交流学问的不够畅快、效率低下，加之两人都有建立理学思想体系的想法，于是见面会讲便成为两人共同的意愿。其时，岳麓书院重建新开，张栻声誉与名望日隆，朱熹遂决定主动前往，会讲之余，一并作南岳之游。
乾道三年（1167）8月下旬，朱熹在弟子范伯崇、林择之的陪同下，从福建崇安启程前往长沙。在途半月余，于9月8日抵达长沙，受到张栻及一众弟子的热烈欢迎。
朱熹在长沙呆了两个多月时间，与张栻就双方关切的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辩论，有些问题是两人书信往还中未能畅达者，有些问题是临场激发，论之再四者。朱熹弟子范林二人和张栻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的弟子环列在两位大儒的周围，以旁听，以见证，以观察，场面宏大，为岳麓书院以来最盛，而那些风闻而来的读书人，以围观，以听讲，以求师，虽然目的各有不同，但显然都被这场大师级的对话所吸引。
从后来的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想象两个大宗师会讲的场景：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范伯崇更是记录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那么，这场轰动中国思想界的会讲究竟讲了哪些内容，朱张之间，又有着怎样不同的学理分歧？由于没有具体的记载，会讲的详细内容今天已经不可考，我们只能通过详细考察主讲者及其弟子、听讲者当时及以后的一些文字言论来作分析。通过分析，我们知道，朱张会讲，大体讨论了包括中和说、太极说、知行说、仁说、察识持养说等学说，涉及理学思想及教育思想等许多重要问题。
中和说关注人的先天本体和后天道德心理的“已发未发”问题。由于朱张二人的理学传承来自于不同的宗脉和学派，因此，“已发未发”问题便成为两人争论最多的问题。张栻主张“动中见静”，朱熹主张“静中见动”，前者强调在处事应物的活动中体认、实现这个纯静的超越性本体，后者则要求“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即在经验心理“未发”时体认这个先天本体。论辩中，两人互不相让，争欲说服对方。在来者朱熹的角度，显然有对张栻及其主持的岳麓书院“踢馆”的命意，但张栻维护自己的学说思想及其先师胡宏开其宗派的湖湘学派尊严，自然也是寸步不让，是以“会讲”虽是摇唇动舌，但实质也是剑拔弩张。
没有扩音器，圣人的声音再宏敞，也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听得明明白白。张朱二人的反复论辩，不是刻意的儒门仪轨，更像是他们给予士子们的课业复习，显示了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崇高师德。咳唾遗珠，风仪想见，流水一般循环往复的士子们，未纳分毫礼金，便得以分享了这场旷世难遇的思想盛宴，使后人思之，无不追慕再三、歆羡再四。
然而，我明白，比起明码标价的赙仪来，作为会讲的旁听者，自身的学问和道德标尺，才是张朱最为看重的人格高度。
岳麓书院太高，台阶太多，标尺之下的人，还是不要知难而上吧。
会讲之暇，他们还相约游览南岳衡山，相互作诗唱酬，张栻得诗149首。但他对这一倾盖交唱似乎并未感到自豪，反而隐隐存忧。他认为自己“荒于诗”，是丧志之举。“大抵事无大小美恶，流而不返，皆足以丧志。”于是他们商量“翼日当止”，“盖是后事虽有可歌者，亦不复见于诗也。”呜呼，南轩惜诗如此，我当为诗运一叹；南轩自律如此，我又当为天性一歌。
这次会讲之后的岳麓书院和湖湘学派，因张栻而名动天下。元代理学家吴澄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可为知言。
但张栻依然是谦逊而低调的，或者，他仍然是寂寞的。在他身后，世人多见朱夫子，而少提张夫子。张栻纯儒，不善于养生，以致其道早衰，其名寂寞。杨万里在《寄题张钦夫春风楼》中，感叹他“独立春风望洙泗”，有“四海无人万古空”的寂寞，真不枉张栻和他知音一场。
六、静江晚唱
终其在位的二十多年，孝宗赵昚对张栻是莫失莫忘、信任有加的。
原因当然不仅仅因为他是相国重臣张浚之子，更多的，是源于当年的君臣之契，源于对张浚张栻父子主战未能、反施和议之策的愧疚，更源于张栻确有经纬国家的才能。
刘珙去世前，曾多次向孝宗举荐张栻，谓其学行材能及破贼功，应亟召用。乾道五年（1169），孝宗始启用张栻，外放历练，先除知抚州，旋改为知严州，短暂任职后，召为尚书吏部员外郎，旋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在朝中，他反对使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因为他巧为名色，榨取于民，容易引起老百姓对朝廷的怨气；反对勋贵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在朝堂上公然面责宰相虞允文。因为他的激烈反对，史正志和张说的任命最终都没有实现。
对权奸，他不假辞色。有一回，他路遇靠潜邸旧人而上位的奸臣曾觌，曾觌举手欲揖，张栻直接把车轿的窗棂关上，搞得曾觌的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虽然很得孝宗信任，但是他从不揣测上意，君前奏对但凭本心。《续资治通鉴》记录说：公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以人主意向辄有所随顺。开经筵，他讲《诗经·葛覃》，以劝孝宗实施德政教化，提醒他不要兴利扰民。不期一年，孝宗召对六、七次之多，由此让近臣不安，他们合中外之力排挤，意欲将他赶出朝堂，外放地方。
小人合力之后，忠臣贬逐的政治目的总是容易达到，其间的势力平衡和政治妥协之道，或许孝宗自能明其真昧。淳熙二年（1175），张栻以知静江府（今桂林）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开始了为官一任、造福地方的从政实践。这一年，张栻已43岁。
他不知道，他生命的旅程，即将走向尽头。
到桂林后，张栻见官舍原名“缓带”，为提醒自己勤勉政事，他果断将其改为“无倦”。当时的广南西路及静江府，尚是边蛮荒地，人民普遍缺乏中原礼仪教化。张栻到任后，从其理学家的文教功能教化边民入手，做了大量有益地方的工作。立盐法、简州兵、抚峒丁、改马政、劝农桑、建贤祠、兴州学……不到三年的任期，政绩突出，教化明显，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张栻从政，特别注意将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于地方繁杂的政务之中，凡是讲求实事求是，强调躬行践履，反对虚无的空谈。“圣门实学，贵于践履，隐微之际，无非真实。”具体实践中，针对横山地区马政的诸多弊端，他向朝廷提出了数十条对策，经朝廷同意后，改革马政，既让朝廷买到良马，百姓的利益也得到了根本的保障。
对于地方因教化未到存在的陋习，他也坚决予以纠正。“刑狱使者陆济之子，弃家为浮屠，闻父死不奔丧，为移诸路执拘，以付其家。”这个不孝子，父亲死了都不奔丧，张栻实在看不过去，就让兵士把他押回家。这是他在桂林教化边民的一个生动的例子，和王阳明在杭州虎跑寺喊醒那个“不言不语静坐三年，家中老母强作不想”的和尚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地习俗尚仇杀争斗，边民相互掠夺时有发生。许多百姓愚昧无知，有病时不吃药，宁愿听信巫师装神弄鬼、搬弄邪说……张栻都希望主张通过教化进行移风易俗。为此，他在静江府开展了一系列文教活动，树立、彰显儒家正统思想，其中，在虞山重修虞帝庙成为他抓的另一件大事。
在重修虞帝庙前，他还公祭舜庙，将原来舜庙堂庑有的唐武后像投于庙前江中。虞帝庙重修后，张栻请朱熹撰写碑记，申明自己借虞帝庙弘扬纲常礼仪，发扬光大儒家传统的思想，并择吉日，在静江府老百姓和属僚的共同见证下，到虞帝庙拜谒，举行三献成礼仪式。静江府的老百姓也从这一庄严的庙宇及仪式中，感受到了千古虞帝如云行雨布的厚德。如此种种，对广南西路及静江府边民的教化确乎收到了润物无声之效。也难怪，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到静江府后，老百姓为之哀哭不已。
七、江陵谢幕
淳熙五年（1178），张栻儿子张焯因肺炎去世，年且不足30，这是对张栻又一次严重的精神打击。
不久，张栻除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安抚本路。
道经灃县的时候，当地的十多个士子拿着文书在郊外相迎。张栻开始非常高兴，在马上向他们作揖回礼。但是当他拿过文书看后，就气不打一处来，原来士子们所拿的公文，乃是对刘郡守政绩歌功颂德的文章。他把文书扔在地上，对士子们说：我原以为你们是来和我讲切义理之是非，告知闾阎的利病，实则不然，不过是被十只冷馒头使。于是骑着马径直走了。
为政在实，他是反对那些不良的官僚习气的。无论在静江府，还是江陵府，他都以自己理学家的较真精神，对官场的陋习予以纠偏。
严缉捕、整军政、斩奸盗、缚北虏，一系列在江陵府的施政组合拳打出去之后，这一年的十一月，他病倒了，而且，来势汹汹。
其实，早在他42岁时，就已显示出病象。在《寄吕伯恭书》（即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中，他说：某前月半间积寒成疾，势极危。一夕气复，盖服热剂灼艾之力，今幸已复常。病中念平日颇恃差壮，嗜欲少，故饮食起居多不戒生冷，不避风寒，此亦是自轻。观乡党中圣人卫生之严，岂是自私？盖理合如是耳。寻常忽略，亦是豪气中病痛也。
圣人为天下爱惜身体，不能算是自私，这算是他衰病晚年的一个心得吧。只是，这样的自我检讨还是迟了一些。到了他47岁知江陵府的时候，这病就越发严重了，宋人笔记《养疴漫笔》记载说：张南轩晚得奇疾，虚阳不秘，踰年卒。
在明知病重不起的情况下，张栻仍然心系朝廷：“亟犹手书，劝上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赵眘不忘当年的君臣之契，始终对张栻的建言重视践履，执政晚年政治清明，民和俗静，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成就了历史上的“乾淳之治”，使羸弱偏安的南宋朝廷有了一段难得的中兴气象，这其中，应有张栻作为理学家的政治建言之功。
二月初二日，张栻病危。追随他甚久的学生吴伦侍候在侧，左右扶掖，因问他还有什么遗命，张栻说：“蝉蜕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遂坐逝。
张栻灵柩出江陵时，江陵老稚挽车号恸，数十里不绝，四方贤士泣涕相吊。朱子闻讣，罢宴大哭，并寄书吕伯恭曰：“吾道之衰，乃至于此。且不惟吾道之衰，于当世亦大有厉害也！”诚为肺腑之痛语。
朱子之痛，确乎不是装样子给人看，他是真心为张栻的早逝痛惜的。朱熹自己也承认，“使劲夫不死，则其学之所至，言之所及，又岂予只所得而知哉。”
使张栻与朱熹同寿，则南宋及后来的理学发展将是另外一番面貌。而我也相信，他们的友谊不会因谁高谁低而翻覆。原因何在？寂寞高手，他们太需要一个可以说得上话的人了。
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是朱熹的悲哀，不是张栻的悲哀。我现在常常这样想。
数百年后，弟子问王阳明临终遗言，王阳明说：“此心光明，夫复何憾”，后人以为心学圭臬。然而，张栻的临终遗言，却绝少有人念及，而若论及其理学精要，更无人能阐明一二。
万古有长夜，圣人不寂寞。张栻这句临终遗言，和作为后来者的王阳明遗言心同理同，既是一生学问的归纳，也是理学方向的示喻，它们在时空的长河里始终发光，并始终保持人性的温热，让后来每一个念起的人，都会感到一种被善护的暖意。
八、青峰埋骨
湖南宁乡九曲峰下，有一马蹄状小山，当地人称为罗带山。山之东西两侧，依偎分布着张栻和他的父亲张浚的墓。舍故里而葬他乡，张栻追随父亲，以此示报国大志未酬之痛。于是千里之遥，故里绵竹，只好借助于魂魄回归了。
如今，张栻墓前，已然大树冠盖，林荫蔽日。张栻生时，好易学的父亲张浚为他取名栻，希望他把握自己命运的星盘，但张栻却坚持自己的主张，长成了古书上那棵风姿秀挺的大树。他成为宗师的湖湘学派，又因为魏了翁的私淑，以及宇文挺臣、陈概、“二江九先生”等蜀地主力学者群的传续，成为影响蜀学数百年的学术洪流。
一代宗师，大树冠盖，他确乎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出了“栻”的样子，并和苏轼一起，一先一后，成为蜀学“式范”。后人为其请谥，以“善闻周达曰宣”，得为“宣”，由是世称张宣公。
后世评宣公最的者，首推元代诗人方回：“南轩以魏国忠献公（张浚）为之父，以胡文定五峰为之师，以晦庵（朱熹字晦庵）、东莱（吕祖谦）为之友，而又取诸古人。其修身也，期以颜子为准的，著《希颜录》；其治世也，欲以孔明为准的，著《诸葛》。上下古今，内外体用，学莫不得其要以守之，其亲切可槩见者盖如此。”
清人全祖望则说：“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岷隐游者，如彭忠肃公之节概，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刘宰）、实斋（王遂），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
尾声
2020年6月19日，我驱车来到绵竹南轩中学，在张栻全身像前，我看着他腰间那把尚未出鞘的剑，为他未能沙场点将、为国雪耻而深深惋惜；我又看着他手中那部打开的经卷，为他遗佚的《经世纪年》等文献而遗憾叹惋。887岁的南轩先生，看着眼前这片早已沧海桑田的故土，炯炯有神的双眼从未游弋转向，自5岁阆州辞别、24岁扶祖母灵柩归里后，他已经有864年没有看过这片多情的故土了。
他是看不够的。
现在，他站在这里，可以与故土永恒相望了。
朗朗诵读声从教室里传来，那是他在这世间听到的最动听的声音。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1.《张栻集》，邓洪波校点，岳麓书社，2017年版；2.《张栻年谱》，王开琸 胡宗楙 [日]高畑常信 著 邓洪波 辑校，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3.《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任仁仁 顾宏义编撰，中华书局，2018年版；4.《斯文 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周景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5.《张栻与理学》，蔡方鹿主编，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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