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位四川作家 用笔让历史名人“活”起来
日前，我省公布了第二批十位四川历史名人名单——文翁、司马相如、陈寿、常璩、陈子昂、薛涛、格萨尔王、张栻、秦九韶、李调元。如何挖掘历史名人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从7月10日起，本报《天府周末》“原上草”版每周五将用整版推出大型系列非虚构专栏文章“作家眼中的四川历史名人”，陆续介绍这10位历史名人，每期介绍一位。
10位历史名人，他们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财富？他们的事迹为何能够彪炳史册、辉耀千秋？本组非虚构专栏文章，由本报特别约请李舫、蒋蓝、刘火等知名作家撰写。
作家们带着复原历史、阐释历史的使命感，以人文的视角、丰富的史料、充满温度和感情的笔触，再现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历史名人形象。没有史料的堆砌，不是单一的简介，作家们在讲述历史名人故事的同时，特别凸显了历史名人的传统美德、人文精神、文化记忆和气质风范，旨在让历史名人在当代人的视野中“活”起来，并影响当代。
今日本报推出的历史名人是文翁。西汉初年文翁兴学，不仅开创了地方官办学堂的世界先河，而且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对这个“仁爱好教化”的蜀郡太守，“少好学，通春秋”的饱学之士，作家蒋蓝将会以怎样的文字呈现？敬请关注今日“原上草”。
【人物简介】
文翁（公元前187年-前110年），名党，字仲翁，西汉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舒城县）人，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守，清正仁爱、举贤兴教、励精图治，深受蜀地民众拥戴，最终逝世于蜀中，“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被《汉书》列为《循吏传》（“循吏”指政绩突出、政声斐扬于天下的清廉官员）第一人，闻名天下。
【主要贡献】
文翁勇于创新，是历史上最早创立官办学校、施行“有教无类”办学方针的第一位地方政府领导人，汉武帝高度褒扬，推广于天下，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文翁任蜀郡守的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正处于中国古代第一次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文翁以其经世致用、廉洁勤政的卓越政绩发挥了引领时代的历史作用。
【历史功绩】
先秦古蜀文明曾有辉煌灿烂的成就，但因秦灭巴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故《汉书》称西汉前期“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蜀地本土文献《蜀王本纪》亦谓之“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文翁举贤兴教，移风易俗，改变了蜀地落后风气，史称“大化”，“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影响广及于巴、汉二郡，从此树立了“巴蜀好文雅”、崇教尚文的优良传统。文翁继李冰之后，在蜀中大兴水利，将蜀中水利工程体系拓展至湔江流域，弘扬发展了大禹、李冰以来蜀地优秀治水文化传统，促进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的形成。
【在四川的历史遗存】
成都市有成都石室中学、彭州关口文翁祠两处纪念礼祀文翁之地。
【当代价值】
文翁“仁爱好教化”，其廉洁勤政、崇教尚文，而且勇于创新的精神，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意义。
石室中学校史馆文翁像
蒋蓝/文
据史料记载，学术史上第一个发生在蜀道上的重要事件是先秦诸子中的尸佼亡逃入蜀，尸佼本为商鞅之师，秦杀商鞅，尸佼自秦入蜀当走蜀道，但缺乏详细记载。蜀地第一次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学术事件是汉文翁化蜀，自此文翁贤名在蜀地内外传颂。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有一首咏文翁的五律《文翁讲堂》：
锦里淹中馆，岷山稷下亭。
空梁无燕雀，古壁有丹青。
槐落犹疑市，苔深不辨铭。
良哉两千石，江汉表遗灵。
西汉初年文翁兴学，则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它不仅具有首创地方官学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引入中原文化，并按照蜀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接受了中原文化润泽。卢照邻把文翁石室比喻为“岷山稷下亭”非常恰当，“稷下学宫”位于山东省临淄市齐国故城，为战国时期各派学者荟萃中心。事实证明，文翁石室确实承接了“稷下学”的育人教化之功。
扬雄《蜀王本纪》里有“蜀左言，无文字”之记载，就是说，古蜀时代仅有一些片言只语的神话和掌握在极少数权力者手中的“巴蜀图语”，群体精神形态并没有发展到理性化程度，文化普及程度明显低于中原。所谓“开明王朝”，远未达到文化的“开明”。
直至西汉年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学，建立文翁石室，地方政府办学这种全新的办学模式应运而生。文翁石室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办学校，“蜀学”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也缘自文翁……它填补了中央太学与私学之间的教育空白，开创了全国地方政府办学的先河。就在汉武帝将文翁办学模式定为制度在全国推行之际，在万里之外的古罗马帝国，那里依然是以家庭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教育体系……文翁开创的地方办学模式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教育之林。
“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出自唐代王维的《送梓州李使君》。一言以蔽之，文翁教化，就像古蜀的纵目之神一样，为蜀人开了“天目”。
李君碑、裴君碑出土地为东汉蜀郡府衙
1938年在蓉城文翁石室南校区的城墙下被发现的《蜀石经》残石。蜀石经不仅奠定了中国儒学经典体系的基本格局，它还与文翁石室一起，成为了古代文人眼中“蜀学之盛冠天下”的最佳代表。
成都涉及文翁的传说很多，但历史的结论，必须以史料、出土文物为证。
2010年11月5日下午1时，天府广场东御街口人防工程施工现场像往常一样，正在有条不紊地施工。伴随挖掘机、搅拌机巨大的轰鸣声，突然有一个工人大呼：“快停下来！下面挖出了好大的石碑哦……”众人循声望去，在地表下5米处果然看到两块石碑，一大一小。
“巍巍大汉，佁（yi）皇承度，昌光耀轸（zhen），享伊余赏……”石碑虽然由泥土包裹，但刨开泥土，碑上面苍劲有力的篆刻字迹，依稀可辨。两块石碑各保存有完整的碑帽以及碑座。
“那个石碑确实很大，而且上面还刻着字，我们下去看到时，也感到很震惊。”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谢涛，回忆起当时看到石碑时的情景，眼中也闪露着兴奋。经过考古专家一周的仔细清理，两块石碑终于重见天日。它们一大一小，呈长方形，大的一块碑高2.61米、长1.24米；小的一块石碑高2.37米、长1.1米，两块石碑厚度均达40—50厘米，每块石碑均重达4吨左右。石碑出土时保存状况完好，碑文铭刻字口清晰，两碑竖放在汉代地层之下的生土沙石层，因此两碑的埋藏应在汉代立碑后不久。
《蜀石经》残石
由于它们分别记录了汉代裴君和李君的事迹，它们分别被命名为《裴君碑》和《李君碑》。其中较大的一块是《裴君碑》，其碑阳及碑阴（即正反两面）共1400多字。除碑阳铭文外，《裴君碑》碑阴还刻有联袂捐碑的人名，共104个名字；《李君碑》有800多字……
《裴君碑》《李君碑》记载的主角是谁？裴君和李君两人又有什么关系，他们两人的德政碑为何会被掩埋在一起？由于碑体正面向下掩埋，碑文保存得近乎完好。专家们可以从碑文中寻找到揭开这些疑团的蛛丝马迹。
“讚命俊臣，移苻（符）于蜀。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远近辑熙，荒学复植……”两块碑的内容都是叙述了碑的主人——蜀郡太守任内的事迹，以振兴入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目的，兴办学校教育的内容特别突出。这说明碑与学校教育有直接联系。两块碑属于德政纪功碑，应该安置在学校园区之内。有专家根据史料推断，碑文中的李君是东汉顺帝年间蜀郡太守李膺。而两块石碑安置在学校，正是当年的文翁石室所在地。
李膺（公元110-169年），字元礼，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东汉著名学者，政治家，党锢之祸受害者。出身于衣冠望族，祖父李修，父亲李益。在《后汉书》中记载让其任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没有上任，但从谢承的《后汉书》以及袁宏的《后汉纪》以及相关的地方志中，有其担任蜀郡太守的记载。
巴蜀学者罗开玉认为，《李君碑》碑文中的“殿堂”，应是当时蜀郡郡府之一部分。从石碑性质上看，蜀郡太守裴君的下属为歌颂裴君，为其专门修建的生祠（“庙”），并在祠中立此颂德碑。这一座新建的生祠，同时又是为前任立碑的“殿堂”、实际上也是生祠，竟在同一地点。
换一句话说，前任一调离，为前任立碑的“殿堂”即变成了为下任立碑的“庙”，实际上也是生祠。唯在下任的生祠中，保留了前任的碑刻。
《蜀石经》书影
此两块汉碑所在地建筑的性质，后来确有变化。裴府即郡守裴某，东汉时期又俗称郡守为府君。裴某应该是感到下属为自己建生祠有所不妥，特别是所立颂德碑被大水冲倒一事，更从某个角度给出了警告。于是由他自己出面，“建福学校，追叙修斯，勅官树缮，永传罔穷”。可见这里有两次转变，第一次是将原来郡府内的“殿堂”改建为生祠（庙），第二次是将生祠改为官属学校（罗开玉《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说》）。
……
时光回溯到1900多年前，东汉安帝永初年间（107——113年），成都发生了一场大火灾。这场火灾就正是常璩《华阳国志》所说的：“永初后，堂遇火”。这场大火让成都城遭到了严重破坏，整座城市几乎毁灭殆尽，只有西汉文翁修建的一间石头结构的建筑因为抗火性强，得以幸存。公元133年左右，河南襄城人李膺在百废待兴、成都教育处于最低谷时，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李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文武双全。他是带着恢复、振兴蜀郡学校教育的明确任务和理想而来。李膺在任时，以当年的文翁石室为基础，大力推进教育。
北湖文翁像
后来李膺调离蜀郡，与文翁一样，他在蜀任职时间不会低于3年。范晔《后汉书·李膺传》中，有唐李贤注引三国时谢承《后汉书》的材料：“（李膺）出补蜀郡太守，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威恩并行。……益州纪其政化。”在李膺离任3个月后，蜀郡本地人为李膺立下了碑文。这通碑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李君碑》。这通碑在146年被洪水冲倒了。后来又由另一位裴姓蜀郡太守在组织修缮学校建筑设施的工程中，安排有关官吏人员再度将它竖立起来。《李君碑》上有人在正面碑文结束后刻下一道横线隔断，另外加刻了一段“旁题”说明，讲述了《李君碑》被洪水冲倒后，再次竖立的过程。
两汉时期，目前可考有名有姓的蜀郡太守约有17人，但并无姓裴的太守。我推测其担任太守时间，应在蜀汉时期或者之后。
西汉时期的文翁在蜀兴学，以石头修建教室，振兴教育。200多年后，东汉的一场大火几乎摧毁了一座城市，却毁灭不了文翁种下的教育火种。石室在，火种不灭，兴教之道，薪火相传。东汉蜀郡太守李膺重教，他离任后，蜀地百姓及下属为其立碑纪功。当《李君碑》被洪水冲倒后，又由同样重视教育的裴姓蜀郡太守再度将它竖立起来。两座汉碑赞颂了两位蜀郡太守为振兴蜀地教育而做出的努力，将李膺与裴君这两任太守在冥冥之中联系在了一起，也证明了文翁兴学精神的延续。也许，在李膺与裴君的心中也有这同样一座丰碑，那便是文翁。李膺与裴君这是在以实际行动践行文翁的兴学精神。两座汉碑见证了文翁兴学传统的延续与发扬。
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文翁石室的最初位置在哪里？
有学者认为两块汉碑所在地即是文翁石室原址。罗开玉认为值得商榷，文翁石室的所在地，历代文献多有记载，非常清楚，就在今石室中学原址。东汉时期，成都官学绝非只有一所，有郡学、州学，还有县学。文翁创办的官学，即石室原址学校，西汉时为郡学，但在东汉时，却已升格为州学，于是蜀郡府另择地新办郡学。“州夺郡文学为州学”后，蜀郡于夷里桥（成都城西南南河方向）南岸道东边另建郡属官学（隋唐时期于此附近设立锦官城）。任乃强先生认为，“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具体地点在“当在今盐道街附近。其时，锦江（检江）循今金河东流也。”可见东汉时的州学、即文翁石室原址即今石室中学所在地，现今盐道街一线。
成都石室中学教学楼中庭文翁像
发现汉碑之地应是什么学校呢？罗开玉认为从其由蜀郡守下令修复并改为官学的背景看，可能是当时郡属官学的一个分校，或郡府直属的、短期培训低级吏员的学校，再从其由个人生祠改为官学的历程看，一较仓促，二有形势所迫之意，可能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言。
文翁开启的府学是教育的里程碑
文景广场处文翁像
西汉初年的蜀郡守文翁到底是个什么人？
《西汉野史》上说，文翁本名党，字仲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人。后因“文翁”之名太盛，本名反而知者寥寥。又说文翁居乡时自幼好学，家贫，尝与人一道入山采木，行至深林之中，文翁忽对同伴道：“吾欲远出求学，未知能否成就，今试投吾斧于高树之上。如果所志得遂，斧当挂住不坠。”说完就将手中之斧尽力向上一掷，果然，斧头挂在了树上。见此神示，文翁大喜不禁，于是径往长安，从师求学……虽是传说，但也可见他是平民子弟，早有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之志。
文翁可能自己也不曾预想到，他人生的巅峰会在他最初认为“有蛮夷风”的蜀地发生。文翁的家乡庐江郡舒城县，舒城是春秋时的舒国，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尤其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淫。他曾到京城长安读书，通晓史书《春秋》。对于德才兼备，又有声望的人才皇帝自然乐意征召，并授以爵禄。文翁秉性宽厚仁慈，爱护百姓和部下，又喜好以德才教化庶民，故而政绩颇佳，口碑甚好。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左右），文翁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担负起了治理蜀地的重任。
文翁赴任之前，对巴蜀充满憧憬，觉得这里也应该是教育昌盛之地。然而当他跋山涉水，越剑门过栈道，历尽千难万险方到达蜀郡时，看到的景象却是一幅夷狄之境、化外之民的景象。在“好仁爱教化”的儒学传人文翁眼中，“蜀地辟陋，有蛮夷风”。
为了彻底改变民风蛮夷辟陋的习俗，文翁走马上任之后，就开始实施教育大计。《汉书·循吏传·文翁传》记载：“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文翁首先通过类似察举的程序，从自己的属吏中选定优秀学员十来名，亲自担任教师，在短时间内加以突击性的强化训练，然后送往京城长安，让他们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等。为减省政府费用，他还买来铁刀、巢丝、织绸、煮盐、金银器、漆器等蜀地名特产品，一是传播蜀地物产，二是借此赏赐给学员们转赠博士，作为他们的培训学习经费。数年之后，学员们学成归来，他又根据各人学绩安排相应的官职，让这批精英在郡守、刺史等重要工作岗位上迅速成长起来。
在兴学的道路上，文翁并没有止步不前。培养起一批地方政治文化精英之后，他又精心谋划了一个更为详尽的人才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文翁决定把自己最初的经验进行“克隆”，创办中国第一个地方官办学校。这是他一生中作出的最为重要、也是让他名留千古的决定。
文翁既是“仁爱好教化”的蜀郡太守，又是“少好学，通春秋”的饱学之士。对于这样一件吃螃蟹的事情，他决定迎难而上。
当时要办学，朝廷不可能拨给特别经费，蜀郡也没有这项经费预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翁力排众议，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从蜀郡拨出专款经费，并亲自兼任学校首任校长。学校办起来了，校舍如何建设？这一点也没有难倒文翁，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在成都用当地最多的最常见的石头垒起石屋，名之曰“文学精舍”，因为讲堂全用石头建筑，花费自然不大，故又简称“石室”，后人称作“文翁石室”，也有人称作“玉堂”、“讲堂”的。文翁当校长，并不是挂职，而是亲力亲为，为学生授课。
汉画像砖《传经讲学》图生动描绘了西汉时期讲学情景：图中，西面一人坐在一长方形的台上，似盘膝危坐，著长裳，双手交置于前，头戴冕。其余三面，东一人，南三人，北两人，均坐在毯席之上，头戴冠，双手捧简。西坐者为老师，其余六人为毕恭毕敬的学生。画像砖虽不是描绘的文翁授课，但人们可以通过这块画像砖，遥想文翁讲学时的场景。
成都西汉文翁石室授经讲学图
文翁石室建立后，文翁的人才库从此开始产生“雪球效应”。为此他还启动了深思熟虑的配套工程和激励机制，政策向教育倾斜，支持兴学重教，教育中心任务之外的开支尽量节省。学员均享受各方面的优惠，学绩优异者委以要职，即便稍逊，也视为察举人才，享受免除徭役或赏赐等待遇。若干学员还被选入备用人才库。他每次出行巡视所辖郡县，都让品学皆优的学员同行，一方面让他们有机会“见习”接触现实，处理事务，培养实际才干；另一方面让他们沿途挨家挨户、现身说法宣讲教育新政。此类出行总是十分吸引人，令民间艳羡不已，纷纷希望有机会也到成都受学官教育，于是争相报名。“文翁石室”一开始创立就是“公立”学校，政府办学，且面向平民招生，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位于秦岭深处的陕西省略阳县，在嘉陵江上游陈仓道上，这里距离成都路途遥远，然而在略阳灵崖寺的汉代摩崖石刻《郙阁颂》就记载着文翁的贤名。《郙阁颂》刻于东汉建宁五年（172年），全称为《汉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颂》，是纪念李翕重修郙阁栈道而书刻，颂文最末写道：“佥曰太平兮，文翁复存。”文翁是西汉人，以文翁再世比喻对武都太守的赞颂，可见蜀道上文翁声名之高。
文翁祠是中国第一座祠堂
东汉后期，石室旁重建周公礼殿，用来祭祀孔子、孔门弟子、历代名儒，以及自盘古、伏羲、神农以下的历代圣君贤臣和治蜀有功的历代先贤，正式形成“庙学合一”体制，是当时全国第一所由政府建立的祭祀先圣、先师、先贤的专门建筑。这一体制在成都一直保持着，中间虽然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遭到破坏，但不久又得以恢复。文翁石室以及周公礼殿，是成都地区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也是当地最权威的寄托精神信仰的神圣家园。“庙学合一”的格局对后世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建制影响甚大,对历史上的教育制度、礼乐制度以及地方文化建设，曾起到过重要推动作用。
北湖文翁像夜景
文翁最后死在蜀郡太守任上。文翁墓地在舒城县寨冲村(现华盖村)小学附近一处叫象形地的山坡，立数米高的石碑，现在墓碑不知去向，唯见两三松柏掩映下长满青草的坟茔。由于当时舒县属于庐江郡，故庐江城建乡贤祠（移建易名忠义祠），首立文翁崇祀，以启后贤。近年为纪念文翁，在枫香树村附近原文冲小学现改名为文翁小学，原枫香树中学改名为文翁中学。
蜀人立祠追念文翁，后人更是感念不已。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宋祁在《成都府新建汉文翁祠堂碑》中开篇写道：“蜀之庙食千五百年不绝者，秦李公冰、汉文公党两祠而已。蜀有儒自文翁始。”在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关口镇，至今仍能看到文翁祠的历史痕迹。值得一说的是，彭州文翁祠，在湔江堰旧址，至今廊柱犹存，颂褒之联刻于柱上，清晰可览。其中有“东流不尽汉时水，西望长陪秦守祠”之联。
宋仁宗时，宋祁于嘉祐二年(1057年）为益州牧，次年建文翁祠。南宋文学家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常山宋公至府，闻其事叹息之，且欲成公意，乃即其旧址建文翁祠。祠之内，图张君平、郑子真、司马相如、扬子云蜀先士凡九人，及公之像而十，常山公为之赞。”从这段文字人们可知一个基本信息：宋祁修建了文翁祠，是希望通过修文翁祠将其精神发扬光大。由此可见，文翁祠是中国第一座祠堂，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祠堂文化。
成都石室中学教学楼中庭文翁讲学雕塑
《辞源》中【祠堂】的出处：《汉书·文翁传》：“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本词条同时还收录了张安世（？—前62年）与杜甫（712年—770年）的记载，而文翁生殁为前187年——前110年，由此说，文翁祠是见之于中国历史文献上最早的祠堂。
在明嘉靖（1522-1566）以前，百姓平民是没有祭祖祠堂的。士大夫以上者，有立庙，而庶人无庙（祠堂）。在秦代，“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北宋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即“天地君亲师”才配有庙。
到明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称：“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乞召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召天下臣工立家庙。”嘉靖皇帝于是下诏“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
而文翁祠在公元前就建立了，至今有2000余年历史。
二千年多年前，文翁走出舒城，为蜀地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开发边陲、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最后病殁在任。蜀地百姓为追怀其功德，立祠致祭。作为文翁后人，世代相传以其为骄傲自豪。
四川绵阳盐亭人、著名诗人、画家文同是文翁之后，其先祖可追溯到汉代的文翁。范百禄《文公墓志铭》写道：“其先文翁，庐江（安徽庐江）人，为蜀守，子孙因家焉。至立（文立），徙巴之临江（重庆忠县），学谯周，门人推为颜子。其后又徙梓州永泰之新兴乡新兴里。”
文同被称为“石室先生”，即源于“文翁石室”。他曾经在家乡的岩洞中读书学习，也曾经到“文翁石室”学习交流。他从政后，所到之地，都重教崇文，发展当地文化、经济，继承了祖先文翁的优良传统。
另外，成都文家场的得名，也与文翁有关。
文翁为四川文姓之始祖。据民国《温江县志》记载，文家场“为后蜀侍御史文谷故里”。《成都市金牛区志》指出，文家场“因文翁后裔后蜀侍御史文谷宅在场北而得名”。文家场科弟进士门生，署名在册者有：文振齐、振德、振鹭、衡中、达之、振道、人中、定中、安中等十余人，有史赞曰：文氏诸族，科弟门生，可谓盛矣。
文翁兴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
“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人心未肯抛膻蚁，弟子依前学聚萤。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唐代裴铏在《题文翁石室》的诗作中对文翁兴学对后世的影响做了高度评价。的确，在文翁有意识的提倡、奖励下，当时儒学在蜀地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传播，蜀人旧有习俗随之大变。这样，几年下来，文翁治下，崇学尊儒，蔚然成风。文翁兴学在巴蜀地区也掀起一股空前的办学热，求学热，使兴办教育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形成优良传统，薪火相传。据《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东汉时，“洲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广汉冯颗为成都县令，“立文学，学徒八百人。”仅在成都一地，便建立了州、郡、县三级官办学校，这在全国实属罕见。除蜀郡外，巴郡、广汉郡亦建有官办学校。
北湖文翁像夜景
学者谭继和指出，文翁兴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恰在于中原文化对蜀本土文化的改造，这并没有窒息本土文化，而是使本土的优秀文化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发展。
秦并入巴蜀以后，由于执行商鞅燔诗书政策，古蜀祖先的历史事迹被扫荡殆尽，典册散失，留在后人记忆中的只是一鳞半爪的传说。随着文翁将中原文化在本土的大力传播，人才蜂起，促进了四川以及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班固在《汉书》中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云：“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宋代田况在《进士题名记》中说：“蜀自西汉，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肩屈、宋，杨雄参驾孟、荀，其辞其道，皆为天下之所宗式。故学者相继, 谓与齐鲁同俗。”蜀地人文蔚起，除当时频繁活动于长安与蜀中两地的辞赋高手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外，王褒(约公元前92——前52年)、严遵(约公元前78——12年)、扬雄(公元前53——18年)等具有全国一流影响的文人相继崭露头角，以“文章冠天下”，并引得蜀人“慕寻其迹”，争相仿效。
究其原因，学者谭继和指出，他们不是走传统经学道德的老路，而是“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他们达到汉文学的代表体裁——汉赋成就的顶峰。司马相如尤其是汉赋定型化的奠基者，代表了汉赋鼎盛时期的最高成就……这不能不说是因为蜀文化的独特性的影响的缘故。可以发现，他们的赋善于虚构夸张，语言富丽，用字新奇，不循老路，司马相如的艺术构思主张“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正是古蜀人“发散式”思维方式的生动体现，在文学上形成浪漫主义的倾向，富于文采和想像力，这对后世巴蜀文人富于激情、奇幻的文化、文学传统，由此可见滥觞。
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汉代，成都是当时西南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除京城长安以外，与洛阳、邯郸等并列为全国五大都会；人口最多时有7万多户，约25万人，仅次于京都长安，居全国第二。成都的纺织业、井盐业发达，位居全国前列。
由于文翁学堂是全国首次兴建的地方政府官办学校，它的演变发展也见证了成都一直延续了两千年的崇文重教传统。文翁石室从古代的“文学精舍讲堂”（公元前141年）、“文翁石室”（历代大多这样称谓），到近代的“锦江书院”（1701年），到现代的“成都府师范学堂”（1902年）及“成都府中学堂”（1904年），直至现在的“石室中学”。随着行政区划建制的改变，文翁石室弦歌不辍、文脉不断，先后作为蜀郡郡学、益州州学和成都府学等地方最高级别的官办学校，一脉相承发展下来。文翁石室连续办学已达2145年，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实现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学者胡昭曦认为，蜀学主要指巴蜀哲学、史学、文学、经学、宗教等，重点在于思想、理论方面。蜀学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缘自西汉蜀守文翁，西汉至今的涉及巴蜀文化的研究，就是蜀学的时间概念。正是因为文翁兴学，蜀学在历史上迎来了两汉、两宋、晚清的三次蜀学高潮，涌现出一大批代表当时全国最高学术水平的四川籍学人……
对于文翁办学这份学术遗产，蜀中历代都非常重视。直到清末张之洞和王闿运入川主持尊经书院，书院中门横匾写的就是“石室重开”四个大字，尊经书院在继承文翁办学传统上又进行了修正和完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赞颂其师张之洞是“举巴蜀而齐鲁之者”，就是将张比喻为文翁再世。
地方官办学校从成都走向全国
北湖文翁化蜀浮雕
自文翁首创地方学宫以来，重视教育形成传统，历朝历代官员，莫不以兴建书院、弘扬国学为任职期间最为重要政绩。从元代官方于文翁石室原址建立石室书院，清代按察使刘德芳接着在原址创建锦江书院的角度来看，文翁石室无疑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中国规范化的书院最早建于唐代，成都自宋末以来，更是书院盛行。到了清代，成都市有名的书院有锦江、潜溪、芙蓉、尊经等书院鳞次栉比，尤以尊经书院培养出的人才对成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成都经济文化的繁荣和书院的昌盛，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文翁兴学不仅使成都崇文重教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年，更奠定了以后成都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诸方面在全国长达1400余年（汉初至宋末）先进地位的坚实基石。汉武帝将文翁办学模式定为制度在全国推行，也让文翁兴学对后来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翁轰轰烈烈的兴学，很快就得到了汉武帝的注意。《汉书·文翁传》记载：“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武帝此举，其实质是以文翁兴学为模板，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广新型教育模式。自此我国最早由地方官府开办的学校从文翁石室开始，就逐步推广到全国。文翁所完成的，不仅仅是地方官学的创建，他同时也提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块官学模板。
文翁不仅是推动了整个巴蜀地区的办学热潮，而且也带动了全国教育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到东汉时，终于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库序盈门”、“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库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的教育局面。经过学校培养的官吏均成为儒者、学者，通过他们的努力及其表率作用，儒学得以渗透、贯彻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文翁对地方官学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等均有较大的影响，这对儒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胡适在提到文翁兴学、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之后指出：“从此中央有太学, 州郡有学官，又有以通经取士之法，中国的教育制度的规模才算成立。因为创制之人都是儒生，故教材与考试内容都限于儒学的经籍，故儒家便包办了中国教育与科举制度二千年之久。”
如果说李冰治水总结出的科学原理是“深淘滩，低作堰”，那么，文翁兴学提炼的教育原理无疑是“师资高，学风严”。学者流沙河感慨说：“和都江堰一样，文翁兴学的功绩至今泽及后世。”诚哉斯言。
宋代吕陶在《任史阁记》中指出：“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石室、礼殿、九经，这才是真正的“蜀中三宝”。
文翁与治水传说
《都江堰水利述要》
文翁为蜀郡守时不仅崇文重教，而且十分关注民生。发源于四川西北的岷江，每遇下雨，山洪暴发，泥沙俱下，淤积河床，河水常常泛滥成灾，较高的地方又易干旱。文翁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主持开挖灌江口，灌溉成都以北一片农田。《都江堰水利述要》记载：文翁任职期间，带领人民“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续史方舆纪要》载：“灌口山，在灌县东北二十六里，汉文翁穿灌江口灌溉平陆处地，亦曰金灌口，以春耕时需水如金而名。”《益州记》云：蜀中“沃野千里，世为陆海，谓为天府也。”文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任期间使蜀郡出现“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繁荣昌盛景象。在四川彭州地区，至今还流传着文翁治水的传说：
西汉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太守。文太守善听民声，常步行于大街小巷以察民情。有一天，他看到成都街头有很多灾民，上前打听后，才知道繁县和湔氐县因湔江断流出现旱涝灾情，繁县良田裂缝寸余，湔氐一片汪洋，二县庄稼颗粒无收，百姓纷纷外出逃荒。
文翁实地来到繁县和湔氐县考察灾情。驻足天彭门，只见皂角岩垮塌，岩石压断湔江河床，致使断流成灾，上游水淹良田，下游久旱无收。文翁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文翁回到郡府，召集州官议事。大家认为，当务之急须立即打通皂角岩，以排上游水患，解下游旱清。文翁当即上书朝廷，争取治水资金，同时开始在地方的绅士中募集钱款。文夫人听说夫君广纳达官绅士之礼，夜责其夫不守清廉，文翁言之以理，夫人感慨，倾其家中多年积蓄以助太守。
时堋口有一富绅，闻听太守将兴土木治理湔江，便决意发此横财。文翁广开财源，广收“财礼”，此举乃为收富豪财帛以集治水之资。富绅想借此谋一肥缺，便带三千两白银往求文翁。文翁赞之：“解囊以解民忧，可喜可嘉！”并就其意为其谋差。富绅喜出望外而去。
堋口富绅确实从文翁那里获取了一个美差，心想借机贪污中饱私囊。谁知太守下令：治水钱款有限，若官吏有贪贿之举，就地立斩不赦。富绅听令如听惊雷，不敢造次。后因经办差务有误，不得不私下拿出银两充填，总算逃脱处罚。
不久，朝廷拨来专项经费，令文翁早日开工，时文翁也集筹到无数银两。秋后，文太守下令开工，坐镇天彭门亲自指挥民工挖掘河道。
文翁治水甚得民心，其清廉之举更受万民钦佩。民工纷纷卖力，不遗余力而为。不到两年，就开通九条河，把湔江之水分流到下游各州县。
皂角岩打通了，白鹿河的水源源不断地注入湔江，涝灾旱情因此得以控制。百姓欢呼雀跃，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在成都，早有将文翁治湔江与李冰建都江堰相提并论之说。另有一长联对文翁的历史功绩作了概述：“既庶何加曰富，曰富何加曰教，至道本自尼山，文不在兹乎？独怪二千年历唐宋元明无庙祀；穿堰然后有田，有田然后有收。深思长流湔江水，民弗能望也！足征十七里中士农工贾具天良。”对文翁治水造福蜀地的伟大贡献，无限褒奖。
本文刊于7月10日四川日报第11版、文学副刊《原上草》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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