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吴梦琳/文 向宇/摄影

“蜀语初闻喜复惊，依然如有故乡情。”一方语言，往往是对于一方土地的记忆最直接的承载。

2018年，汪启明、赵振铎、伍宗文、赵静耗时12年编撰的《中上古蜀语考论》由中华书局出版。著作全面搜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可靠资料，从文史哲、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古代传说等多学科角度切入，开创性地系统探讨数千年来古蜀语起源、形成、发展以及融合，证明“蜀语是汉语前身华夏语的源头之一”同时，“古蜀文化是与中原文化同为中华文明的起源的重要组成。”。

这本专著一出版，立即在学界引起了众多关注。2019年，此书获得了第18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王力语言学奖是中国语言学界最权威的奖项，在学术界影响巨大，评审标准极其严格，在《中上古蜀语考论》获奖之前，一等奖曾空缺多届。近日公布的19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也再次空缺。

在日前公布的第十九次社科优秀成果奖中，《中上古蜀语考论》获评一等奖可谓实至名归。

蜀语发展脉络可分为三个层次：

从蜀语到蜀方言再到四川方言

如今四川人所说的“坝坝”“院坝”，魏晋南北朝时《玉篇·土部》中记载“蜀人谓平川曰坝”。

如今四川很多地方将暴雨称为“打白雨”，在隋代《绵州巴歌》就使用了这个词语，例如李白所作“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

在蜀地数千年历史变迁中，蜀人语言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汪启明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中上古蜀语研究”，正是源自于他所主持的2006年度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不同于其他方言，古蜀语的研究材料十分稀少而且散见，此前几乎没有对于古蜀语发展脉络的完整、系统研究。汪启明告诉记者，由于“文献不足征”，研究之初，其实自己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但另一方面，随着三星堆、金沙以及众多遗址的考古发现，研究蜀地历史文化的出土材料越来越丰富。

“因此，我们打开思路，将语言研究放在整个蜀地历史文化格局之下，大量结合历史和考古材料，研究蜀地语言的发展变迁。”汪启明说，语言本身就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族群记忆、社会结构、民族融合、人口迁徙等息息相关的。

蜀语变迁，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蜀地的移民文化。“语言是族群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蜀地自远古起，就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在蜀人所居住的成都平原，优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蜀地移民文化的形成。”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汪启明说，移民所带来的人口族群变化，对于语言变化来说起着重要的影响。

专著中考证了“蜀语”一词最早见于魏晋时期的《抱朴子·内篇》，基于蜀地语言演变的根本原因，即社会发展变迁，将古蜀语分为“三个层次”，具体来说包括：“蜀语”，即中上古时期的蜀人语言；“蜀方言”，即宋元明时代蜀人的语言；“四川方言”，清代以来的蜀人语言。

在汪启明看来，三星堆时期的蜀人肯定有着自己的语言的，秦汉时期的人口迁徙，后来三国六朝时期刘璋、刘备带领军队入蜀以及僚人入蜀、西北流民入蜀，直至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大批湖南、湖北、广东等地人口来到四川，都对当今的四川方言产生了重要影响。“外来语言与本地蜀语互相融合，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四川方言。”汪启明说。

以语言学研究

力证古蜀文化是中华文明源头之一

自研究启动以来，课题组几乎读遍了所有与古蜀相关的著作，从中寻找散落的蜀语内容，采用“语史互证”的方法，彰显了语言研究对历史、社会、民族、文化研究的证据力，拓展了汉语史研究新领域。

激活了很多旧材料，也挖掘了很多新材料。

研究中，课题组尤其是发现了一些前人未曾指出或使用过的新材料。过去的文献认为，在秦灭蜀前，“蜀左言，无文字”，秦灭蜀后“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但课题组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远古传说、文献校雠学、文献辨伪学、文本阐释学、史源学七个方面，用多重证据法提出新见解，包括地理之通、道路之通、考古文化之通，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尧帝时代，蜀人就融入了华夏民族大家庭，秦蜀早已“通语言”，“左言”不是与华夏语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是华夏语的一支重要方言。

“当时秦与蜀的语言互通，有不少证据可以证明。”汪启明说，关中、汉中通过金牛道、米仓道、褒斜道、子午道等，把蜀与秦在地理上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语言文化上可以猜测，蜀语与秦语面貌相似，在秦汉时期，蜀语和秦语一道，已经成为华夏通语的优势方言。

一个证据是，秦灭巴蜀仅一百多年后的西汉初年，蜀人“文章冠天下”，出现了“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的盛况。汪启明说，巴蜀的文化早已有着坚实基础，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这样高度发达程度。

西汉文学大家蜀人扬雄，遍寻各地方言材料，写成了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方言》。奇怪的是，《方言》中记载了全国各地很多方言，却对蜀语搜集很少，不过十多个词语。汪启明说，或许当时秦蜀语已经是华夏通语的一支优势方言，因此在扬雄看来，蜀语并非方言，而是当时所流行的通语。

研究过程中，考察、分析古蜀语的词汇成为难题。《中上古蜀语考论》严加甄别，首次系统搜集、考释了中上古蜀语词汇，整理出蜀语词742个，列为《词表》，并分析了中上古蜀语的面貌和演变的若干特点；对词语形成、发展的一些特点做出了解释。

通过古蜀语研究，这本专著把古蜀人与华夏族在族源上联系起来。这也是首次从语言研究角度出发，提出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古蜀人是华夏族团的重要成员，古蜀语是汉语的前身华夏语的源头，也是后来汉语的一支方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将三星堆出土龙纹、跪坐人像、四节玉琮、陶豆等文化符号，与语言学研究互证，有力地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三星堆新出土的龙形青铜器、虎头龙身青铜器等，再次印证了《中上古蜀语考论》提出的这一观点，这也足以看出著者的超前意识。

谈到古蜀语形成、演变的空间架构，汪启明表示：“先秦两汉前的蜀地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区，各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形态，使得中上古蜀语混合了多种语言内容，而非单一语种。后来的多次移民，外来语言与蜀语不断融合，改变了蜀语的面貌。而古蜀文化的包容特质，或可追溯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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