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卉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视频，一位医生在喂病人喝水，病人说水太烫了，等会再喝，话音刚落不久，人就没了。这是此前抗击新冠疫情中的一个真实场面。

疫情凶猛，全球焦额。当冰冷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不少人才真实感触到“明天与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更先到来”。这次疫情，有多少人想说的话都没来得及说，想交代的事也没有交代，住进医院之后，就是阴阳两隔了，这种遗憾，是一辈子也弥补不了的。

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长期以来，国人对在健康时预留遗嘱很忌讳——不能聊，不许聊，更不要想，似乎有种生前不需多想，死后“任人摆布”的感觉。然而，在这样的传统习俗惯例下，若在弥留之际尚有清晰意识和充足时间，对家人的安顿、财产的分割、子女的嘱托等从容立下遗嘱还好（一些老人因患老年痴呆、脑梗等情况处于病危状态，在语言和行动上有所不便，意识不清晰，此种情况下订立的遗嘱是无效的），就怕是突逢意外，根本来不及告别。而遗嘱的缺失，往往容易留下很多遗憾、麻烦和纠纷，甚至造成家人反目，家庭间对立。此前有数据称，北京法院超过70%遗产继承案件都是由于缺少遗嘱而造成的。

好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正视提前立好遗嘱的必要性，年龄也愈发年轻化。

据媒体报道，3月28日，《2019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发布，数据显示，老年人立遗嘱更趋理性，优先保障配偶晚年生活；中青年立遗嘱者越来越多，遗嘱登记财产种类更为丰富，且分布更为均衡。“90后”3年来立遗嘱人数翻近3倍。

现象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过去几十年来，国人个人财富由少到多急速增长，房价今非昔比，继承需求随之增长；家庭规模小型化、离婚率不断攀升等，让家庭利益格局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在中国由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中，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也令更多人开始依法主动管理和安排自己的事务，正如一名“90后”所说的：人生的遗憾是必然的，但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减少遗憾。立遗嘱能够让自己对身后事拥有绝对的掌握权，不用害怕来不及，反而能更从容地生活。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再把重要的话放在最后说”，但我们仍要意识到，这仅仅代表了一种趋势，远没有达到正常的水平。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成年人订立遗嘱的比例高达50%。与之相对应，则是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服务体系。在美国，遗产信托成为美国人遗产规划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英国，人们可以将财产委托给信托基金管理，并按自己的愿望使用或处理。比如，英国戴安娜王妃将财产进行遗产信托，使两位王子在满30岁时都能得到1000万英镑遗产。

而在我国，从立法司法、政府工作，到公益服务，再到整体社会文化，对于遗嘱的普及都没有做好准备。比如与遗嘱最直接相关的继承法，1985年至今，35年未曾修改过。其间，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了极大变化，现行的继承法已难于适应当前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

从观念到体系，遗嘱的推广普及，在我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希望立遗嘱在中国像买保险一样，从罕见到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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