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病毒和宿主一起,从寂静深林被运到喧闹城市,它们伺机而动,进入人体。随后,瘟疫蔓延,如同闯进瓷器店的大象,在人类世界,来势汹汹,又悄无声息。

从鼠疫到猪流感、禽流感,再到冠状病毒,这些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体的病毒,重复着相似的死亡和悲剧,最终,沉淀为历史中的一声叹息。

大雾弥漫,无物之阵,越是寂静,越是凶险。每一次瘟疫的蔓延,都考验着城市的治理水平,人类的应对举措,更留下了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反思和警示。

美国生物学家贾德·戴蒙德在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感慨:“整个近代史上的人类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虽然奇怪的是,引起我们人类流行疾病的大多数病菌如今几乎只局限在人类中流行。”

——这几乎是某种近乎轮回的设定。

祸从口入:流行瘟疫与致命野味

人类历史上,几乎大部分爆发惨烈的瘟疫,最后证明都和动物有关。

令人胆战心寒的“黑死病”,起源于公元6世纪的中东鼠疫。疫情持续五六十年,不仅造成30%-60%欧洲人口的死亡,也横腰斩断整个欧洲的发展史。

关于黑死病的说法有很多,大多都相信它是通过老鼠和跳蚤传播给人类的。随后流行此起彼伏近300年,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尤其以欧洲为甚,那时,欧洲人的平均寿命只有20岁。

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鼠疫才逐渐平息,而直到20世纪中叶抗生素的出现,鼠疫才对人类失去致命威胁。但由于不可能扑杀所有可能携菌的野生动物,更无法完全消灭自然界中的跳蚤等寄生虫,直到目前,这仍是一个无法被彻底铲除的问题。

2019年4月27日,在蒙古位于蒙俄交界地带的省份巴彦乌尔吉,一名38岁的俄罗斯男性游客在生吃土拨鼠后因感染腺鼠疫死亡,三天后,他的妻子也同样因腺鼠疫发病而宣告不治。随后,蒙古卫生部宣布对曾与这对夫妇发生过接触的158人实施隔离观察,万幸的是,隔离人群中没有再发现感染病例。

没有人知道那对夫妻为什么会选择生吃土拨鼠,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实践了如今常见鼠疫感染途径中最匪夷所思的一种——食用野生动物。

这样的祸从口入,人类应该并不陌生。

因为生食或已被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1988年30多万人感染了上海甲型肝炎。2003年的SARS,后被证实源头为蝙蝠,中间宿主是果子狸,病毒的扩散舞台就在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和餐桌,是滥食扩大了它的传播途径,给病毒的孵化提供空间。

曾经,人类在不断地同危害人类健康严重的疾病作斗争中,发展出流行病学,即通过针对传染病的深入调查研究,采取防制措施。例如,1854年伦敦霍乱爆发后,医生约翰·斯诺寻找到病源为被污染的水泵,随后通过对水质治理减少疫情。从那时开始,人类开始深入研究环境中自然因素和污染因素危害人群健康的流行规律,尤其是研究环境因素和人体健康之间关系,为制定卫生标准和采取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然而,相似的历史还是重复。

21世纪第3个10年的开端,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仍在蔓延。2月2日,湖北省科技厅厅长王炜透露,在动物溯源研究方面,新型冠状病毒与一种蝙蝠的冠状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几天后,华南农业大学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研究攻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通过对1000多份宏基因组样品,锁定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分离的病毒株与目前感染人的毒株序列相似度高达99%。

不但与SARS冠状病毒使用相同的细胞进入受体,就连传播途径都何其相似。在最初爆发病例的华南海鲜市场,藏在暗处的野味生意和心照不宣的野味餐桌,再一次为病毒的入侵,提供扩散的温床。

曾经,捕食野生动物,是远古时代人类发源之初的生存法则。如今,当科技和文明足以划分出危险与安全,伦理与共生之后,对于野生动物的餐桌需求,更多充满了无知与傲慢。

如同小说《三体》里所说,“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潘多拉魔盒”:未知病毒、人畜共患病

回过头看,瘟疫的爆发并非无迹可寻,更多时候,往往是因为人类打破了某种平衡。这边,对于未知自然的傲慢依旧存在于日常生活习惯之中,那边,某些病毒的发展速度正隐隐超过人类的科学认知。

例如埃博拉,在非洲,作为人类狩猎对象的猩猩、猴子、蝙蝠,携带着这种古老的病毒,一次次从丛林走向村庄,最后走向世界。

2013年12月,又一轮的埃博拉病毒从几内亚的一个小村庄里开始蔓延,最终造成全球范围超过28500人感染,11300余人死亡,平均死亡率约为50%,在部分非洲疫区死亡率甚至高达90%。

如今,人类对埃博拉依旧陌生。即便在当下,还是很难准确预测下一次疫情将会在哪里爆发,唯一能做只有在每一次的爆发中,增进对这种病毒的了解。

相似的还有艾滋病、流感、埃博拉、SARS、MERS……历史总是在重复,倘若再有某种病毒从野生动物身上转移到人体,大规模的疫情或许还是被爆发,而人类,依旧会对致命病毒一无所知。

更加糟糕的是,病毒正在进化。因为遍及世界的活动范围和庞大的数量,人类是病毒最理想的宿主。这使得人畜共患病,正进化成为现代一种非常危险的新型传染病。表现为平日里,病毒(菌)会躲在动物体内,不断地进行基因突变和基因重组,但一有机会就会入侵人类。

在这个过程中,野生动物是自然界病原体的储藏库,根据《自然》杂志发表于2008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40-2004年间新出现的300多例传染病当中,人畜共患病的比例为60.3%,其中71.8%来自于野生动物,家禽家畜不到三分之一。

最典型的就是流感病毒,大多时候,病毒躲在鸟类、猪类身体里,以禽流感和猪流感的姿态被熟知,但它们还在不停地变异,并伺机入侵人体。还有病毒MERS,在中东地区,病毒的中间宿主是骆驼,至今仍活在骆驼体内,伺机向人类世界扩散。

也因此,对于那些蠢蠢欲动的病毒而言,人类主动食用野生动物,则更多有了点“自投罗网”的意味。 例如,近50年来,尼帕、亨德拉、埃博拉、马尔堡、SARS、MERS……这些致命病毒的自然宿主都是蝙蝠,而蝙蝠却是野味餐桌上不算稀奇的一道菜,在印尼,因为流行蝙蝠汤,体型最大的马来大狐蝠,被食用到几乎灭绝。在中国,蝙蝠也曾被用于中药材,被视作拥有明目,治疗咳嗽和疟疾的功效。

此外,果子狸、鼠类、鸟类、蛇类、青蛙、贝类等,都是常见的新发传染病的宿主。而这些,无一没有几种不同风味的烹饪手段。

1月23日,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等19名院士学者公开联名,呼吁杜绝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食用,建议全国人大紧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公共健康安全内容写入法条之中。

“控制甚至杜绝野生动物的食用和相关贸易,已经不仅仅是生态保护的需要,而且对公共健康的风险控制意义重大。 ”联名信中,如是写道。

人与自然:界限与敬畏

纵然以史为镜,但当新的灾难以相似的缘由爆发时,当疫情溯源出野生动物之源时,呼唤人类和自然之间保持必要的界限和敬畏,就会成为更加主流的声音。

2020年1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决定,即日起至全国疫情解除期间,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

这被视作为杜绝野生动物非法食用和交易的一个契机。

“应以此次事件为契机,整顿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生产经营行业的乱象,全面清理不规范、不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由19名院士学者公开联名的建议书中,明确提到,针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生产经营许可单位,应由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建立审核和监管其运行情况的长效机制,凡是有非法行为的一律予以取缔,特别是那些名为驯养繁殖,实为非法收购和猎捕野生动物进行贸易的,要严加惩处。

事实上,感染不只发生在销售和食用这两个环节,只要有亲密接触,就会增加风险。

也就是说,当人类大肆捕杀野生动物,破坏它们的栖息地,造成生态失衡,原有物种之间的制约关系消失,才是造成更多疾病爆发的源头。

当代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了一种空间和地方理论,在他看来,空间是一种广泛而自然的存在;而地方则是被人所看到,听到,嗅到,感知到的空间,是属人的空间。这似乎是对人与自然状态的理想描述。

在更自然的状态中,野生动物保持着本性的生存状态,由自然的生物多样性来保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例如,当一个物种数量过多时,密度制约机制就会开始作用。其中之一就是通过疫病。密度越高,疫病更容易传播,而当密度降低后,疾病的传播也受到限制。此外,还有个体间竞争、捕食关系等等,都可以有效保证物种数量稳定,维系生态平衡。

但是这样的界限已经越来与模糊。当下,鸟的迁徙路线和飞机的航线重复,人类更在期间竖起高大的捕鸟网,洄游鱼类的洄游路线被大量的水坝所分割,大型动物或迁徙或消减、灭绝,更还有大量野生动物从密林被带到城市,出现在市场和餐桌之上。

这样模糊的界限,让生物多向性的保护作用被破坏,更为病毒和细菌的传播,提供了最好的空间和舞台。

2020年2月17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委员长会议上,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月24日在京举行,提请关于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杜绝野生动物消费,减少对野生动物的侵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完成的。”一位环保志愿者感叹,纵然人类的科技和文明,足以在面对每一次的疫情时,不再慌张,但未知永远存在。

——常存敬畏的,便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


参考书目

1、王坤宇,2020,《动物、荒野与人类,为何应保持必要的界限?》

2、李越,2020,《流血的人类抗毒史,是一场悲壮的长征》

3、丁强,《解密1918流感:人类的生存保卫战,百年也不会结束》

4、王立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场疾病最终将如何被解决?》

5、刘佳,《搜索“野味”大数据揭秘:果子狸、蝙蝠过去十年热度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