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名片

安徽省马鞍山含山县境内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800-5300年,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的一处超大型史前聚落。凌家滩出土了千余件制作精美的玉器,让凌家滩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列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其中凌家滩年代最早,也堪称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史前第一个玉文化高峰。


经过近年来考古发掘,凌家滩遗址的总面积超过220万平方米。从壕沟、祭坛等大型建筑看来,凌家滩先民已经掌握了修建大型公共设施的能力,反映出有组织性的社会调度能力,同时农业生产已达到很高程度,粮食已能满足当时人民生活社会需求。数量丰富的出土玉器中,彰显着凌家滩远古先民的神巫、图腾等崇拜,同时体现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进入了“以玉为礼”的新的社会形态。


走进凌家滩:中国史前第一个玉文化高峰

川观新闻记者 吴梦琳

此前,北京2022年冬奥会与冬残奥会奖牌正式发布,由圆环加圆心构成牌体,其中,奖牌背面图案设计融入了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双连璧元素。

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含山县境内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800-5300年,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的一处超大型史前聚落。1985年,当地村民因葬坟偶然挖到了埋藏在地里的玉器等文物,揭开了这个大型聚落遗址的冰山一角。随着当地文化部门迅速介入,向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报告 ,随即省考古所派员调查进行考古试掘,30多年来丰富的考古成果,不断冲击着学界对于这一未被记载于文献中的地域文化的认识。

玉人、玉鹰、玉版、玉龟……出土千余件制作精美的玉器,让凌家滩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列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其中凌家滩年代最早,也堪称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史前第一个玉文化高峰。

凌家滩出土玉器

9月,四川日报全媒体“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三星堆对话古遗址”大型融媒体报道组一行来到安徽省博物院,透过在这里展出的凌家滩遗址出土玉器,感触五千多年前令人难以想象的高度发达的制玉技术,以及其所蕴含的古人智慧和伟大创造。

前所未见精美玉器,揭开神秘文化的“冰山一角”

如同许多遗址被发现的经历一样,当地农民一锄头下去,犹如打开了通往来自几千年前的凌家滩文化的“神秘之门”。

1987年,如今已退休的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敬国,彼时还是一位正值华茂的考古队员,作为领队,带着其他几名考古队员一起开始凌家滩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从此,张敬国的工作和研究一直与凌家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我们就在村民发现玉器的地方,开了几个探方,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张敬国先生告诉记者,不负期待,这里就是一处豪华墓葬,发现了不少随葬的玉器和石器。随后,考古人员又在这座墓葬旁边,发现了另外两座墓葬,但与第一座墓葬相比,显得十分“简陋”,仅仅只有几件随葬玉器。但这些非常重要,揭开中国文明史“冰山一角”。

凌家滩出土玉器

在考古人员有些兴奋之时,第四座墓葬又带来了惊喜——这一座墓葬,出土器物比第一座墓葬还要丰富,最为独特的,是发现了一套玉龟和玉版。

在古代,龟一般作为占卜使用。凌家滩所出土的玉龟分背甲和腹甲两部分,出土时,还有一块精美的玉版就夹在这两片腹甲中间。两片玉龟甲上均有钻孔,近似于长方形玉版上四周也有钻孔,并且绘有一个神奇的图案——中间是一个小圆,圆圈被一个八角星填满。八角星的八个方向通过直线箭头向外延伸,分别指向到一个大圆,将大圆分为八等份。而在大圆外,又有四个箭头,指向玉版的四角。

这样一套组合,究竟是作何用,学界一直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跟方位和数理有关,有的认为跟观象或方术有关。在张敬国先生看来,这样一套组合,类似于原始的八卦图,并不仅仅具有占卜的内涵,还代表着凌家滩人的宇宙观,已经有了观测天文、研究“时空”的思想。

八角星符号,还出现在1998年凌家滩墓葬区发现的一件玉鹰上。

玉鹰张开双翅,头部偏向一侧,整体姿势矫健,似乎正在直奔长空。特别的是,玉鹰的双翅的末端,却被刻画成了猪头的形象。“在当时,猪是财富的象征。这件玉器,表示鹰带着猪祭献给太阳,乞求风调雨顺,代表着凌家滩人对于太阳的崇拜。”张敬国先生说,这样的太阳崇拜,在许多文化中都可见,包括三星堆。

每一次的发掘,似乎总有前所未见的惊喜带给考古队员。

2007年,考古队员在墓葬区发现的第23号墓,是凌家滩墓葬中面积最大、随葬品最丰富豪华的一座墓。在安徽博物院展厅中,复原展示了这一座“王者之墓”出土现场——大量玉石器有序摆放、层层叠叠铺满墓中。

安徽博物院展陈设计部管丹平介绍,墓穴最长处为3.6米,最宽处为2.1米,随葬了200余件玉器、90余件石器、近30件陶器。玉石器包括钺、环、镯、璜、璧、凿等多种多样,在墓中层密集排列,局部叠压最多的地方达到6层。“在腰部还有3件玉龟形器十分特别,在墓坑填土之上,还放着一件体形巨大的重达88公斤玉猪,应为‘镇墓’使用,也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最大的玉猪。”

凌家滩发现重达88公斤玉猪

展厅中,记者看到,这件玉猪,造型生动,嘴部雕刻明显,在嘴的两侧还刻有向上弯曲的一对长獠牙。

在凌家滩出土随葬玉器中,最为著名的,还有6件玉人。3件为站姿、3件为坐姿,采用写实的雕刻风格,6个玉人的双手均上举于胸前,放在脸部下方。

这样一些前所未见的精美玉器显示,在远古时期,凌家滩先民的制玉技术已经达到一个顶峰水平,并且代表着极强的艺术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在一件玉人身上,有着一个直径仅0.15毫米的钻孔,仅能穿过两三根头发丝,在五千多年前究竟采用何种技术制成,至今仍未能完全破解。

凌家滩出土玉器

从墓葬区到发现大型史前聚落,层层描绘凌家滩先民生活图景

1998年,凌家滩遗址继续在墓葬发现区域开展了第三次考古发掘。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包括在墓葬区的中部,发现一处人工建造的祭坛的遗迹,也是在这一年,凌家滩考古发掘入选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个祭坛,为三层式建筑,最底层为自然黄土累积,往上第二层则铺垫石块,最上面的一层则类似于现在的三合土,由石块、黏土等混合夯成。”张敬国先生说,祭坛总面积达到1200平方米,修筑如今复杂的建筑结构,也体现出修建祭坛的先民的先进的思想,其建筑技术远超过红山和良渚文化的祭坛。

发现如此精美丰富的随葬器物以及人工祭坛,在考古学家看来,凌家滩绝不仅仅只有墓葬,更可能是一处未被文献记载的先进的史前聚落。

“从发现的70多座墓葬中,也明显看出,在当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张敬国先生说,有身份显赫的贵族,陪葬器物十分丰富,玉石器占比达到70%以上;有工匠阶层,陪葬器物则主要为加工制作玉石器的一些工具,以及一些玉料的边角料;还有平民阶层,陪葬器物则更为简单,几乎没有玉器,只有一些用作生活用具的陶器。

这些墓地主人们生前生活在哪里,成为当时凌家滩遗址考古的一大重点。

在凌家滩墓葬以南,裕溪河静静流淌。经过多年大范围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2013年凌家滩遗址开始了又一次的考古发掘,准确找到了凌家滩先民的居住区——位于墓葬区以南、裕溪河以北的区域,在这里还发现了大型红烧土块遗迹。

同时,通过考古发掘,一条起于裕溪河、止于裕溪河呈现为半圆形大型的人工修筑的壕沟遗迹也被揭露。这条壕沟,总长度超过2公里,最宽的地方达到30多米,最深的地方达到7米,不仅将墓葬区与居住区分离开来,还与裕溪河共同构成了一个水屏障,将居住区包围保护起来,只在居住区北处,留下一个通往墓葬区的出口。

而对于凌家滩先民来说,墓葬区虽然在居住区之外,但是将如此众多的精美器物放置于墓葬中,体现出一种祭祀崇拜,不可能放任墓葬区“自由来往”。果然,在墓葬区外围,考古人员发现了第二条大型壕沟,为墓葬区构筑起一道保护屏障。

随之进行动植物考古,则揭示出,在当时,凌家滩先民已经掌握了水稻栽种技术,发现粳稻和籼稻,饲养和捕食猪、鹿等,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同时,凌家滩出土的6件玉人,雕刻出的冠帽、装饰可以看出,在当时,古人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张敬国先生推测,应该是纺织麻或丝。

衣、食、住、行——一系列丰富的考古成果,让凌家滩先民生活图景的渐渐鲜活起来。

“经过近年来考古发掘,凌家滩遗址的总面积超过220万平方米。”张敬国先生说,从壕沟、祭坛等大型建筑看来,他们已经掌握了修建大型公共设施的能力,反映出有组织性的社会调度能力。农业生产已达到很高程度,粮食已能满足当时人民生活社会需求。

步入一个“玉器时代”,在5500年前发出文明的曙光

据了解,在距今5500年前,凌家滩遗址进入了鼎盛时期。数量丰富的出土玉器中,彰显着凌家滩远古先民的神巫、图腾等崇拜。在张敬国先生看来,还体现着另外一种社会发展的进程——以玉为礼。

“在凌家滩之前所发现的墓葬中,以陶器为主要随葬品。”张敬国先生说,但是从凌家滩开始,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尤其是在显赫的贵族墓葬中,玉器的占比达到了70%以上,尤其是87M4号墓中,墓主人身上光是挂着的玉璜就有30多件,玉器成为一种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高等级礼制性器物,这样一种原创,反映了当时凌家滩的社会体系、社会文明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与以往社会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进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玉器文明”的时代。

凌家滩出土玉器

在退休后,张敬国先生虽然离开了考古发掘一线,但开始了另外一项重要的研究——寻找玉矿。申请课题,在安徽省境内、大江南北、历经2年,在大别山区爬了66座山头,采集了许多矿石标本,经过检测,找到了凌家滩出土的大量玉器的矿料来源。“就在离凌家滩不远处,有着玉石矿藏,这些为凌家滩丰富的玉文化提供了基础来源。”

在张敬国先生看来,凌家滩是中国文明重要发源地,在距今至少5500年前,就已发出了文明的曙光。

这样一个如此发达的文化,如何会在5300年前又突然消失?根据考古发掘,一地层资料现象在凌家滩遗址地层中,发现了洪水的痕迹。“我们推测,很有可能因为一场洪水,冲垮了凌家滩人赖以生存的家园,幸存下来的人们,沿着长江,一部分向上走,到了今天湖北一带,也有一部分人沿着长江向下走,到了今天的江浙一带。”张敬国先生说,在良渚所出土的玉器中,能够明显看到来自凌家滩的影响,包括玉璜、玉玦、玉镯、玉钺、玉环、玉璧和陶器等诸多相似的文化因素。

在多次发掘中,让张敬国先生记忆犹新的,是玉龙的发现。凌家滩玉龙呈环形状,首尾相连,相较于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凌家滩所发现的这条玉龙更薄,但在形象雕刻上更为丰富,能够明显看出龙鳞和龙角,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那天早上,我们上工的时候,有很厚的雾,过一会还下起了毛毛小雨,其他人说下雨了,要不要先回去,我说再坚持一下。”张敬国先生回忆,没过多久,听到旁边有人喊“出龙了”,自己赶紧跑过去,一件栩栩如生玉龙就静静地睡在泥土中。“我把这条玉龙小心地用手捧起来,突然就云开雾散了,阳光普照大地。”

“凌家滩发现了数量丰富的玉器,吸引了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看。”张敬国先生告诉记者,当看到玉器上仅有的0.15毫米需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的钻孔,有国外学者感叹,这真是“天外来物”。“我说不是,这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

“凌家滩所处的位置是东西南北碰撞的地方,从而诞生了这样一种伟大的顶天立地的文化。”张敬国先生说,尽管由于洪水,冲垮了凌家滩的物质基础,但凌家滩先民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延续了下来,汇聚在中华文明长河之中,绵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