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对话古遗址·仰韶遗址① | 一百岁的中国现代考古学，从这里诞生

川观新闻记者  李婷  现场摄影 向宇

提起仰韶文化，没有考古人不对之产生深深的敬畏。它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源头之一，其持续时间大约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它的发现地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见证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双鬓青丝成白发，耕耘春华又秋实，发现仰韶文化的100年，更是中国数代考古人薪火相承、风雨兼程的100年。

仰韶文化文物之花瓣纹彩陶钵

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敲击声，10月14日，四川日报全媒体“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三星堆对话古遗址”大型融媒体报道中原行报道组，来到河南第四站——位于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如今仰韶村，正建起了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考古公园、渑池仰韶文化博物馆，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完全对公众开放。走在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步道上，园内道路开阔、绿草如茵、路人们三三两两，四周是连片的粉黛乱子草，为这片厚重的土地织起一片浪漫的粉色。令人惊讶的是，步道两侧还有陶器碎片区，定睛一看，土地表层还能见到褐色的细碎陶质颗粒。

“当时的彩陶颗粒比现在还多。” 见报道组一行的惊叹，正在园内工作的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考古队队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李世伟笑着说，前辈们最初发掘仰韶村时，我们身边站的地方，都有大量的陶器碎片。李世伟口中的“当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1年。

100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国还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此时有一位名叫安特生的瑞典地质学家，受聘为“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雄心勃勃的安特生在中国发现了大型铁矿和恐龙化石，受到北洋政府的赞赏。1921年4月18日，听闻仰韶村附近有一些石器新动向，安特生经北洋政府的批准，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在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打算进一步研究，不料却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还有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

安特生（左二）在仰韶村首次发掘时的留影（资料照片）。

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安特生与年轻的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先生一起，在中国中央政府、河南省政府及渑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再次来到仰韶村遗址进行发掘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这种以磨制石器与彩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安特生也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安特生得到民国政府褒奖（资料图片）

就是这次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中国第一支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在仰韶文化研究史上以及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三门峡市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慷慨陈词：“仰韶文化是距今7000—5000年前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核心文化。仰韶文化是早期中国文化圈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如今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实在100年前并不被当时学者们接受。十九世纪末期以来，西方考古学家、传教士、探险家虽然在中国不同地区发现了石器，但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一个地方大量积存石器，当时石器的形色也无法证明其产自本土，因此断言“中国无石器时代”。与此同时，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以顾颉、胡适、钱玄同为代表的中国“疑古派”也对华夏千年历史呈质疑态度，直至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名扬四海以后，他仍然主张的是“中国文化西来说”，即仰韶村遗址内的陶器是沿着中国甘肃、青海等地区从西方传来，并假设了一条“彩陶之路”。

真理越辩越明。1931年留学归国的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发掘了安阳高楼庄的后岗，在这里他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商文化层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从地层上证明了中国的历史由史前到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的，给“中国文化西来说”以有力回击。

面对其他的质疑声，1945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对甘肃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安特生的分期存在严重错误。事实上齐家文化的时间比仰韶文化要晚。既然东边的文化比西边的文化要早，推测文明应该是自东向西传播。

更进一步的转机出现在上世纪50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安志敏等带队来仰韶村重新发掘仰韶文化。这次夏鼐也在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灰陶和黑陶，所以确定了仰韶村文化遗址是仰韶和龙山文化的混合遗址。1980至1981年，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获取了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从下而上即从早到晚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通过这次发掘，基本明确了仰韶文化的文化内涵。

但在欧洲、近东和中国黄河流域之间，横隔着疆域辽阔的新疆，要解决仰韶文化彩陶西来说的问题，须对新疆地区的彩陶进行系统研究。随着新疆考古的进步，新疆陆续发掘出史前墓葬四、五千座，出土大量彩陶。逐步搞清了新疆彩陶兴衰的基本线索。新疆彩陶并非是由西而来,是东方黄河流域彩陶西渐的结果,从而提出了彩陶之路的渐新理念。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把持续了几十年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终于画上了句号，用文化自信为民族自信注入了一股强心针。

仰韶村遗址的发掘，被视为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真正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就此起步。“你看我们现在的第四次发掘，也是田野考古。”李世伟说道。李世伟手里的这根考古接力棒，在仰韶文化发掘100年以来发掘了4次。

100年来，在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先后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在1921年安特生首次发掘、1951年夏鼐带队的第二次发掘后，1980年10月到1981年4月，由河南省考古研究所与渑池县文化馆联合进行第三次发掘，此次发掘，基本弄清了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内涵，进一步证实了仰韶村遗址存在着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

在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2020年8月，仰韶村遗址迎来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围绕遗址南部核心区和遗址中北部仰韶文化壕沟、龙山文化环壕等重要遗迹开展考古发掘研究相关工作，为黄河文化、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等课题提供新的考古资料。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仰韶村遗址考古发掘有了新的发现。最主要的发现在仰韶晚期，地层堆积厚，出土遗物发现数量最多，以陶器为主，另有玉器、石器、骨器、蚌器等。从考古调查、勘探及第四次发掘情况来看，仰韶文化晚期出土遗物种类多样、内涵丰富。发现的青灰色“混凝土”，可能为房屋建筑地坪，“涂朱”红褐色草茎泥可能为房屋建筑墙壁，这些高等级房屋建筑遗存在仰韶村遗址是首次发现，为研究仰韶遗址及豫西地区仰韶文化时期房屋建筑的类别、形制、技术等提供了新材料。仰韶村遗址出土有玉钺、玉环、象牙镯形器等高等级遗物，并出现大型壕沟作为防御设施，其聚落面貌比仰韶中期有了更高程度的发展，是仰韶村遗址的鼎盛时期，距今5000年左右。

系统性考古勘探和第四次考古发掘表明：仰韶遗址现存面积30余万平方米，是渑池盆地中面积最大的新时期时代遗址，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延续时间较长、学术研究价值较高，是渑池盆地一处重要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

近年来学界关于仰韶文化研究的新动向，又结出了不少丰硕的果实，开启着中原史前文明化的进程，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光环下，熠熠生辉，星罗棋布。

大范围内，2020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现存面积117万多平方米，确认是最大的仰韶文化遗址，被认为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分布区。大型聚落内部也有分化。面积达200平方米以上的特大房址、100余平方米精心加工的大型房址，往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组合在一起。而面积数十平方米的中型房址和中型墓葬组合，小型简陋房址则与小墓甚至灰坑乱葬相邻。如西坡遗址大墓出土玉器、象牙器等高等级随葬品，最大的房址外带回廊，面积超过500平方米，是考古发现的中国史前最大单体建筑，分析可能有高耸的重檐大屋顶，建筑具有殿堂性质。

河南郑州以西至河洛地区，也是仰韶中晚期文化十分重要的分布区。大型中心性聚落呈集群式分布，聚落规模庞大，一般达数十万平方米，有两三周环壕，是中原出现的最早一批城址。郑州大河村遗址面积70万平方米，建筑在地面上的连间套房并排相连。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城址、版筑城垣在建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陕西高陵杨官寨发现了面积80余万平方米仰韶中晚期聚落，有大型环壕、大片墓地和制陶作坊区，这是关中地区少有的新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近些年发现的大型仰韶聚落，已经足以让我们重新评价仰韶的社会进程。依据现在所获得的考古资料，研究者认为在仰韶中晚期出现了社会复杂化现象，开启了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更令人期待的历史画卷正等待着我们砥砺前行。

总之，正如陈星灿所言，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考古学探本求源、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的百年历程。经过几代考古学者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在百年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距今5300年前后，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和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社会快速发展，启动了文明化进程，各地区密切互动，形成被称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明由此形成。距今4300年前后，长江与西辽河流域的古国逐步衰落，而黄河中游地区开始崛起，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遗址出现超大型城址，在各地区文明的竞相发展和激烈碰撞中，中原腹地最终崛起，中华文明的发展步入新阶段。“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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