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一
杜阳林的长篇小说《惊蛰》以一位乡村少年远赴异地求学时在绿皮火车上的思绪和回忆，书写了凌云青从1976年（四岁）到1986年（十四岁）这十年的成长经历，以及川北阆南县观龙村这一时期的风雨沉浮。小说以“惊蛰”为名，就是要写这变革、躁动的十年，农业文明所受到的挑战，不同的价值又是如何碰撞和交锋的，如题记所言，“惊蛰天，春雷起，僵虫惊，山川兴，万物乃复生。”川北大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历经的，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新新不停，生生相续”，矛盾和机遇、绝望和希望并存，可以看作是中国乡村变革的一个重要侧面。
读《惊蛰》，首先感受到的是杜阳林对自然、大地的亲近。一方面，作者对乡土人物、风俗物候、生活细节以及四川方言非常熟悉，如对登山工具打杵子的细节描写、开垦荒坡收割麦子的农活描写、“摆龙门阵”“瓜娃儿”的川地方言的应用，这些细节构成了小说的血肉肌理；另一方面，在精神和逻辑上，作者善于把小说人物的思维方式和生命哲学土地化、自然化，如四岁的凌云青面对父亲的死亡时，小说这样写一个孩子的感受：“冬天野棉花山的草枯了，秀英曾经告诉云青，只要土里有种子，第二年春风一吹，又会呼啦啦地长出来。云青隐约觉得，爹也像是一粒种子，被叔伯埋进地里，只要耐心地等一段时间，爹就会重新长出来。”这个比喻既有孩子的淳朴和童真，也写出了人与土地同在的关系，这也是父亲去世很长一段时间了，云青仍然认为父亲不曾离开的原因。他会给父亲的坟头浇水灌溉、仔细观察山间每天的新植物、满怀期待地在山头与父亲对话。对于凌家人而言，凌永斌生前用来行走山路背运重物的打杵子、亲手栽种的梨树都仿佛留存着他的气息和魂魄，为思念他的亲人提供了无穷的力量和无言的陪伴。这就是乡村哲学。只有熟知乡村生活的人，才有这些细微的感受，万物有灵，万物也彼此关联，你可以在一切生物中看见生机，也可在日常细节里与天地对话。因此，乡村的书写维度并不完全是一种文学题材，它更是在文学世界里建立起了一束眼光，这束眼光告诉我们，世界除了现实、现在，还有潜隐在其中的神秘、远方，除了可见的写实世界，还有不可见的精神世界。
在观龙村，孩子的成长也是与自然同构的，他们仿佛山野间的植物鸟兽一样有规律地生长变化——“孩子们在春夏季节，就像生长在山野间，风一吹又高一截，到了寒冬腊月，风一吹却缩短了脖子矮了身板。”采萍面对心上人羞涩得说不出话，只能把玩自己的辫子，她感到“辫子如同有灵性的仙草，千言万语都长在里头了”。这些带有土地气息、蓬勃生命力的细节描写令人印象深刻。在杜阳林的写作里，乡土不再是一个后置的背景，而是如呼吸一般融入了这一片水土，他所写的许多细节都是扎根于大地、自然和自己的记忆的。巴尔扎克说，一个人大半生的时间都在清除少年时代种在脑子里的观念，这个过程叫做“取得经验”。确实，有这种烙印于生命记忆里的经验，作品才有能触动人心的力量，一旦作家对自己所写的东西心中有数，即便那些没有刻意写出来的部分，读者也能感受得到，所谓写作的冰山理论，就是露在水面上的部分和藏在水下的部分是相连的。好的写作总是能让读者体会到作家所省略的部分，因为写作是对熟悉生活的想象；熟悉是真实的基础，而想象则让真实变得有普遍意义，所以卡佛曾告诫一些写作者，写作过于自传化是一种危险，一部分自传加上丰富的想象才是最佳的写作方式。
二
《惊蛰》开篇即是凌云青在离去的火车上，以回忆的眼光审视自己艰难的一生。可以说，苦难构成了凌云青过往生活的主体，小说叙事也是以接踵而至的苦难、危机作为内在动力，以凌永彬下葬、云青烧伤、果园偷桃被绑、帮做豆腐被诬蔑、秀英艰难凑学费、采萍被迫下嫁曹运强、云青腿疾住院、乞讨流浪、云鸿入狱等一系列事件推动着叙事的发展。自从凌云青的父亲被疾病夺去生命，这个破碎的贫苦家庭便无时不刻处在生存困境之中，小说中的人物如何在苦难中生存、搏斗一直是小说的重要主题。
面对苦难的书写，作者饱含同情、悲悯，但也充满克制，把生命苦难的残酷深重与小说人物对苦难异乎常人的忍耐包容交织在一起，写出了一种严峻、悲壮的美。云青被烧伤生死未卜之时，徐秀英在儿子的踢打哀哭中为他清洗完伤口，家里的事、田里的活却是一团乱麻，她只能拭去泪水、硬着心肠继续干活。“秀英在院里剁猪草，儿子嘶哑的哭声，应和着菜刀剁向案板的声音，交织成一支令人肝肠寸断的悲曲，像一尾尾铁丝粗细的小蛇，直往她的耳膜里钻，穿透了薄薄一层壁，穿透了血管和神经。只要是它爬过的地方，要么结满冰碴，要么黑烟滚滚，在她体内搅动了一场天翻地覆的悲鸣。……秀英机械地将菜刀举起又砍下，砍下又举起，她狠狠剁着，像要将拦阻在云青前方的孽障剁杀干净。”命运有时太无情了，但不论承受着多少痛苦心酸，生活总还要继续，无法逃避，她只能负重前行。丈夫离世之后，秀英甚至无暇悲伤，她必须拉扯大五个儿女，以一种大地般的坚韧承受生活带给她的苦难。
凌云青的成长历程，同样是苦难的。从童年到少年，他不光承受着肉体上的痛苦：饥饿、寒冷、下体严重烧伤、腿部骨膜病变、被孙家陈家人无端欺凌殴打、小小年纪便要做各种农活……也感受过太多精神上的苦痛：被别人家孩子骂家中“莫得老汉”的委屈迷茫；因饥饿在果园偷桃被捆绑示众而万分羞惭；母亲为了平息钱家的怒火当众抽打未犯错事的云青，比起身体的疼痛，云青更感到尊严扫地的巨大痛楚；腿疾让云青成为家庭负累带给他无尽的自责；奔赴亲戚家寻求接济遭冷遇，亦使他对世间的人情冷暖有了最初的痛感……而云青十二岁时，从广元舅舅家独自步行回家、一路乞讨流浪的经历，则是小说中苦难书写最重的一笔。生平第一次乞讨，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历经二十九天，才衣衫褴褛地回到家。这期间，云青在旷野里遭遇了一次狂风暴雨，这对他而言，是一次重要的人生启悟。面对旷野无尽的黑暗、寒冷彻骨的雨水、巨响的惊雷，云青起初是落魄奔逃，但在奔跑中他意识到人世的这一场雨和另一场雨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同，命中注定落在头上的雨水一滴都跑不掉，于是他不再奔跑，甚至在雨中“闲庭信步”起来，云青也不再惧怕黑暗中的未知，鼓起勇气踏入破庙避雨，在看见半尊泥塑菩萨后，他突然意识到这天原来是自己十二岁生日。
——这场暴雨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无法躲过的雨水也是生命中无可回避的苦难，而他已然学会了直面人生的惨淡。在神像前，云青更是收获了一份顿悟和洒脱。如果说，此前他只是懵懂地承受生活给予的一切，这一刻，他开始第一次认真回顾过往人生中的种种经历，回想起周爷曾告诉自己，一个孩子从落地到十二岁，往往有无数厄运想趁孩子未成人时以偷袭的方式损毁他，他意识到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或许正是自己长大成人必经的劫难。雨夜给了云青一种全新的人生感觉：他是一个没有刀戈箭矢的少年，没有金甲护体的农村孩子，没有亲人随行呵护，在风狂雨骤的荒野，迎来了自己的十二岁，更迎来了正视生活艰辛苦楚的勇气和自信。苦难没有压垮云青，反而打磨了他的灵魂，让他拥有了与之搏斗并不断向上攀援的勇气。
《惊蛰》里有不少对这种“决定性瞬间”的描写，这就使得小说的叙事从现实层面开始转向内心层面。很多的乡土小说，都停留在记录和写实的层面，它固然也把时代风云、重大事件都嵌合在了人物的遭际之中，但缺乏把遭际变成存在的能力。遭际只是事件，存在则包含这些事件在一个人身上的反响。小说就是要写下生活在一个人身上的划痕，以及这些划痕在他那里都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记忆和思想。所以，文学不只是对生活的实录，它更重要的是写出人对生活的体验和省思，尤其是貌似微小、不经意的事件在人物内心引发的巨大回响，往往是一部作品最内在有力的部分。杜阳林的写作，在隐忍中布下了不少这样生动的精神细节。
三
《惊蛰》的主体故事主要聚焦于徐秀英一家，寡母与三儿两女一路走来，这里不单有凌云青个人的成长史、奋斗史，也有整个观龙村的人物群像以及他们的悲欢呻吟。观龙村是川北阆南县一个世代耕种的贫困山村，人多地少决定了山村的基本面貌，村里大多数家庭平时连一碗米饭也吃不上，多以红苕酸菜稀饭果腹。饥饿的孩子们在山野里找寻浆果、爬树掏鸟蛋、去果园偷桃；严寒冬日里能烤炉火的人家屈指可数，若穿上一件棉袄，更是能让全村人艳羡了。贫困如同一道无法散去的黑影笼罩着观龙村，人心在物质极度匮乏下的扭曲和变异，也就成了杜阳林的另一个写作重点。
刘翠芳与徐秀英是妯娌，她深知秀英家孤儿寡母、生活艰辛，却仍为了多一米宽的耕地暗自挪动两家田地间的界石，并在秀英将其归位后反过来上门发难、发狂般地谩骂扭打；秀英为筹措云青的学费奔波，曾经在春荒中受过凌家半袋麦子接济的妹妹见到前来求助的秀英和云青，连饭桌上已熬好的红苕稀饭都不肯分给母子一口，更别提借钱的事了；岳红花因为二十元钱，冷眼旁观三个儿子在家门口凌辱和殴打年仅七岁的凌云白；面对病床前因腿伤奄奄一息的弟弟，哥哥云鸿不愿拿出一分钱，指控云青生病拖累全家遭殃受罪后便匆匆离去；哪怕疼爱孩子如秀英自己，也曾在心力交瘁的崩溃边缘咒骂云青你怎么还不去死，“现在这么不死不活的，个个都要被你拖累死”!除了为生存下去而变得自私自利、互相倾轧，观龙村长期以来那种封闭狭隘、陈腐保守的传统观念也给这片土地上的人带来许多人为的伤害，这从寡妇徐秀英在观龙村的艰难处境就可见一斑。徐秀英颇有姿色又年轻丧夫，从老单身汉铁锤到懒汉段发财，不少男人都觊觎着她，面对他们无礼的撩拨，她除了忍受和躲避别无他法。观龙村的女人们对秀英也满怀偏见。韩老师关心云青的读书情况，去了一趟秀英家，回头就被妻子频频质问；周凤藻调解关于界石的争执，制止了刘翠芳的打斗为秀英母女解围，村中女人便幸灾乐祸地去上官云萼跟前编排是非，提醒她莫让丈夫被狐狸精寡妇勾引了；岳红花更是因为丈夫曾经对秀英的痴恋对她恨入骨髓，处处寻机报复秀英和她的孩子们。小说中韩老师曾慨叹道：“徐秀英就算是个圣人，丁点错误都没犯，就因为她的寡妇身份，男人早早离世，这便成为她身上洗也洗不去的墨迹，擦也擦不掉的罪过。”小木匠心系采萍，他的师娘却为了让自己的侄女能嫁给小木匠，故意在村中散布采萍与人有染并怀孕的谣言，又让斜眼的曹运强扮好人不惧流言上门迎娶，逼得采萍不得不嫁入曹家。恶意传出的流言、村妇们推波助澜的闲话、媒婆的巧舌如簧，合力将采萍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日日被丈夫和婆婆使唤、凌辱、虐待。在这个男权主导的乡村社会里，女性的命运尤为卑微、可怜，甚至这种命运循环已经在川北大地上延续了百年千年。
沉淀着黑影的乡土魂灵是否能改变？充满呻吟与苦难的大地能否迎来新生？《惊蛰》没有一味地展示苦难，而是想为苦难找寻一条解脱之路，在苦难中找到生命的亮色，通过回忆来实现与过去苦难岁月的和解。杜阳林对待苦难的这束超越的眼光，来自于他看到了苦难的主体是人，而造就苦难的正是每一个人的心，要想改变这一切，也必然要从每个人的心里找寻力量。这让我想起《论语》里子贡的话：“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起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子贡说的“文武之道”可以理解为传统的文化、伦理、精神，它还没有掉到地上，还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心里。写作《惊蛰》的杜阳林，似乎也是怀有这样的信心，相信如同万物在春雷中会走向新生，一个村庄以及这个村庄里的人也会在新的时代节点里苏醒过来。是这种信心带来宽恕——对过去的宽恕，对苦难和罪恶的宽恕。孔子所在的春秋末年，是乱世，一片黑暗，文化传统看起来也是命若游丝，就要中断了，但子贡说还没掉到地上，还在人的身上，只是人分两种，一为“贤者”，一为“不贤者”，即便是最不堪的“不贤者”，终归也是人群中的一员，所不同的是，每个人的“识”不同，记忆不同，理解就不同。“不贤者”光知道自己的欲望和利益，也只记得这些自私的道理，当然就会对别人用强用狠；但“贤者”是能知道大道理，能记得别人、顾到别人，这就是差别。杜阳林想发现这种差别，并让一些人内心住着的“贤者”苏醒过来，这也是一个观龙村还有希望、并即将走向新生的力量和基础。
四
小说将故事开始的时间选取在1976年，这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小说的题名“惊蛰”，更多的也是喻指着时代所蕴含的这种巨大变化，乡村走出贫穷与愚昧的时间节点到来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十年里，多少年来如同一潭死水的观龙村开始躁动，她被设为阆南县的试点村，田地包产到户，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变化；商品经济的气息开始蔓延，敏锐的村里人也开始走街串巷买卖东西并由此发家致富；农闲时间有人做起小本生意补贴家用，云青也跟随其后做过买卖米花棒的生意；高考的恢复让观龙村过去盛行的“知识无用论”的观念悄悄消散；改革开放引发了农民进程就业的浪潮，比如凌云鸿本可在观龙村附近安安稳稳当剃头匠，却决定奔赴遥远的南方；更有凌云青这样的新青年，力图突破乡土固守土地的生活方式，在时代的风云中依靠知识实现命运的改写。
凌云青是浸泡于苦难中成长的，他的坚韧、顽强让他不至于被生活击倒，而那些生命中偶尔闪现的温暖善意，更是支撑着他前行，也在精神上指引他，让他知道惟有超拔于眼下的苦难泥泞，才能走向远方、走向现代化。流落乡间的大学教授周凤藻、上官云萼夫妇除了对云青的生活多有照拂，也在他心里种下了关于理想与文明的种子；韩家细妹子的关心爱护不仅给云青以心灵的抚慰，她送来的教材、书本更让云青在农忙之余开阔了视野；韩老师的帮助让辍学已久的云青获得了珍贵的高考机会，使他走向了施展人生抱负的新舞台。这些，让云青实现了认知上的自我觉醒，也是他“识其大”的过程，他渐渐成了思想观念上不再囿于眼前庸常生活的“贤者”，成了不同于周边人群的先行者。野棉花山对云青是有精神超越意义的重要空间，站在那里，他可以俯瞰整个观龙村，让他从乡土琐碎日常、陈旧不变的生活中抽离开来，去学习、沉思、眺望远方，去向往另一种远方的、现代文明下的生活。
凌云青的突围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个案，他的向上攀越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乡村里还有无数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凌云青们冲破苦难、通过求索完成了生命的蜕变。是这个庞大的群体共同完成了“惊蛰”这一时代隐喻，这也是一个关于民族的隐喻、乡土的隐喻，正如观龙村流传已久的古老传说：这里原本有一条黄龙统治水域、负责降雨，令百姓五谷丰登，但黄龙在一次天宫宴席中贪杯，醉卧河底，此后天地龟裂，民不聊生，而惊蛰天春雷响，终于震醒黄龙，它摆尾跃出水面，喷水降雨，人间喜逢甘霖。传说的背后，洋溢着一种时代情绪，人心思变，暗潮汹涌，而社会变革又正逢其时，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一个古老的乡土中国才探寻到崭新的出路。
川北大地上的这种苦难与突围，是《惊蛰》的主色调，作者有一种雄心，想以小喻大，一个乡村就是一个小的国族，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一代人的命运，凌云青、观龙村身上所寄寓的，正是关于一代人、一个民族的思考。杜阳林太熟悉这段历史了，《惊蛰》里有他很多个人记忆，他的写作如同半自传，感情投入很多，这也使得他面对这些记忆时难以彻底的平静和超然。
写作《惊蛰》的杜阳林有太多想说的话了，他对时代的记忆和体验，那些切肤之痛，是他终生无法忘怀的，他必须记录下来，他害怕遗忘。但另一方面，他又知道，人不能一直沉浸在对苦难的回忆和控诉之中，必须获得超拔的力量，实现对苦难的理性审视，人才能往前走，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救赎。苦难在杜阳林这里，没有积攒成仇恨和绝望，而是变成了宽恕和爱。加缪说：“没有生活之绝望就不会有对生活的爱。”确实，一个作家，描述那些黑暗和绝望的图景，和他试图要讲述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是密切相关的，没有苦难做根基的希望不可能打动人。所以，重要的不是作家是否写了不幸、失败、苦难和绝望，而是看他如何对待这些，只有对生命有无限同情和眷恋的人，才会真正领悟到不幸、失败、苦难和绝望的价值。正如《惊蛰》中年轻人争相从观龙村出走，奔向城市，而知识分子周凤藻、上官云萼夫妇却反而选择回到观龙村定居，通过他们的选择，说明乡土的价值正在被重新体认。当凌云青们远离故土日久，经过城市文明的磨砺之后，他们又会以怎样的姿态回望乡土？《惊蛰》之后，杜阳林也许在思考这些，或者说，很多的中国乡村都在面对这些。在庞大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走向正在成为当下最为尖锐的问题之一，文学当然也要试着去回答这些新的议题。
作者简介：
谢有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一级作家。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曾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等，在2010年度被国际经济组织达沃斯论坛评选为“全球青年领袖”。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与批评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等。出版《散文的常道》《小说中的心事》《成为小说家》等著作二十几部，主编丛书多套，数十本。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发表学术论文三百多篇。 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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