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凌仕江
本文刊载于2020年1月10日《四川日报》11版
小时候，我最亲密的伙伴就是蚂蚁。
闷热的夏天，黑五、小八和我常约在房前屋后那片竹林隐掩的空地上乘凉，打碎小瓦片和沙子办“酒酒”。那欢天喜地的样子，比起现在随便上桌吃到大鱼大肉的心情真是好多了。
只要我们玩舒畅了，蚂蚁自然有骨头啃。
我们曾经根本不认识烦恼为何物，成天在房前屋后奔来跑去，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像一只无人牵扯的风筝，像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只有天快下起雨来的时候，风才知道，我们一天到晚都做了些什么。
那个喜欢穿粉红连衣裙的小女娃拥有一个我们男娃觉得一点都不时尚的名字：润英。
其实，润英是我们几棵树中间唯一的一棵草。“男娃是树，女娃是草。”这是我六岁那年就独出心裁的惊人之语。男娃们都愿意承认自己是树，不肯承认自己比女娃矮半截，像草。
于是我们男娃聚拢和散去都齐声地喊“男娃是树，女娃是草。”喊多了，内心自然就喷出一种自豪的东西来。
只是润英听了，脸上很不光生。她在我们的喊声里噘起小嘴，用手狠狠指着我：“凌六哥，你们男娃尽欺侮我一个女娃，我要给大人们告你。”
我说：“你告不倒我。这不是男娃欺侮女娃，只是我打的一个比方，就是你长得很像草，我们长得很像树的意思嘛，真是小气鬼？”
润英用擦燃火柴的眼神恨我几眼，气乎乎跑回家告妈妈去了。
我们的“酒酒”通常是这样完成的：黑五搬来丑石搭灶，小八找来绿草切菜，我捡回一些树丫当柴禾。我们心里清楚这是一场虚拟的酒席，但我们做起来却比大人们认真——我们简直就是一家人。
润英常趁我们忙碌之际，跑进花丛追捕黄蜻蜓和花蝴蝶。当我们办好“酒酒”，通知润英席位，只见她的网兜里躺着好几只大蜻蜓。
我们像大人们喝庆丰酒一样，围成圈，端起一块白瓦片在每个人手中传递。我们一边传递，一边发出“真香”的惊叹。“酒杯”传了一圈下来之后，黑五就像没睡醒一样的喊“别理我，我没醉。”
于是小八和我也跟着装醉，大有斗嘴动手之势，闹得大地一片生机盎然，吵得梢上麻雀喳喳乱叫。
待最后一道“菜”上桌时，我们拥挤在喉管里的音量才稍微减弱。这道“菜”最有特色，名字叫“花瓣饭”。它是我们一场酒酒里最高规格的“特色菜”，用“六月七”（一种好看的花）的六片叶子与七朵花拼贴而成，真可谓色美味香。
“酒酒”耍完了，我们不忘酒杯一碰，邀请蚂蚁出洞。
润英将她网兜里的大蜻蜓分给我们每人一只。我们将其碎成几份，喂给各自看中的蚂蚁。并让这只蚂蚁捎带蜻蜓的一只脚回去调兵遣将，以示有好东西等着它们倾巢出动。
一场人类指挥的蚂蚁内战就这样开始了。
我独自指控的褐黄色蚂蚁为我军，黑五和小八俩协同作战指挥的黑蚂蚁为敌军。我军收到信号后，以最快的速度拉出了长长的队伍——它们大小形态各异，有卵、幼虫、蛹、身量较小的工蚁、颇像战士和保护者的大蚂蚁，还有一些刚刚披上婚礼服的雌蚁，她们在爱情生活中总是插上一双诱人的翅膀。它们很像人类，崇拜集体力量。
不过我倒是欣赏它们勇而好斗，出入皆成队伍的纪律意识，这充分证明蚂蚁是很容易被人驯服的自然动物。一群蚂蚁完全就像一支军队，它们集合在一起，完全可以把一只胖蜻蜓抬回家。不过半路上，它们受到了敌军的阻截。
敌方的蚂蚁虽然队伍稀稀拉拉，但全是些米粒大的黑家伙，我军方的蚂蚁小得就像细细密密的油菜籽。润英见势不妙，悄悄撕下一只蜻蜓的翅膀援助我。
我军小分队杀开一条血路，打道回府，再请二万兵力出洞。漫长的队伍赶到后，自动整编，诱敌深入，分兵合计，进退分合，章法有序，杀得敌军措手不及，结果是黑蚁战败，阵亡数超过褐蚁的四倍。
黑五和小八的表情，像是偷吃了谢家凹打农药的青苹果，闭着口，满肚子不舒服。
我军打了胜战，蚁群抬走两只胖蜻蜓打牙祭去了。
润英同我在战幕后，学着上学去的大娃娃喊过的乡谣，高声齐喊：“蚂蚁搬家要落雨……”
多年以后，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楼台上，手托腮帮，为童年的细节坠入沉思。许多人的故乡纵然回得去，可有关“蚂蚁搬家要落雨”的乡谣，不知何时已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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