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观察记者 吴浩 余义勇

“我们因希望工程相识,像亲人一样。”

11月21日,作为希望工程在四川的代表人物,让英在北京遇见了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多年未见的两人还未开口说话,让英已是泪流满面。

今年,是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1989年,希望工程由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建立,成为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基金,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全民性、持久性的公益事业。

30年来,一座座爱心互助和传递的桥梁架起在巴山蜀水间,点亮一个个孩子奋斗的希望。

在3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寻找到了四川几位和希望工程关系密切的学生和老师,他们虽年龄不同,但人生轨迹都因为希望工程而发生了转变。透过他们的故事,我们能清晰地洞见,30年间希望的种子已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果实累累。

相遇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出现在我生命里


让英来自阿坝州黑水县,老家在芦花镇四美村米尔克组,“那是一个四面环山的村子,我家在山脚下,门前有一条小河流过,风景很美,但家里太穷了。”作为四川最早一批接受希望工程帮扶的孩子,让英坦言很多记忆已经模糊,但有两件事情却依然记得清晰。

一件是断粮,当时家里时不时就会断粮。另一件事是借书本费和学杂费,这几乎是让英每次开学前都会做的事。如果没有借到钱,让英就不会去报名,“怕同学们嘲笑,很自卑。”有一次,开学一个多星期家里才把钱凑够,让英也耽误了一个多星期的课程。

1989年年底,希望工程在四川开始实施,让英所在的学校被纳入其中,学校给让英报了名。“当时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希望工程就是一个施工队。”让英笑着说,后来知道是资助自己上学的,心里特别高兴,“好几个晚上没睡好,一会儿担心选不上,一会儿又想如果选上了就不用担心学费了。”

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每学期40元,希望工程总共资助了让英320元学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钱”,所以这个数字让英直到现在也记得很清楚,“因为这笔钱,大大减轻了家里的压力。”让英也得以顺利地从小学毕业,进入黑水县中学、成都的中学就读,最后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学法学专业。

今年30岁的李小勇是我们寻找到的另一个在希望工程陪伴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如果说让英来自希望工程最初的十年,那李小勇就经历了希望工程步入21世纪后十多年岁月。

李小勇来自广安,直到现在他的爷爷奶奶仍住在他的老家,前锋区桂兴镇界牌村8组。“华蓥山你知道吗?我们村就在华蓥山群山的一座山顶上,每年都要下很厚的雪。”李小勇说,村子因为距离四川和重庆的界牌很近而得名,村后有大片大片的杨树林,那里是自己童年的乐园。李小勇父母常年在外务工,他和弟弟从小由爷爷奶奶照顾,是标准的留守儿童。

李小勇永远记得初一的那个暑假,那是2002年的夏天。他的父亲在广东打工时触电身亡。家里顶梁柱突然没了,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家人一合计,做出了李小勇不再读书尽快打工挣钱的决定,“弟弟也要读书,家里供一个人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决定,李小勇不愿接受,“我觉得父亲亏就亏在没有读过书上。”他开始了和家人的冷战,用沉默表达抗议。他还打听到如果自己继续上学,可以申请希望工程的帮助。几番权衡后,家里人同意李小勇继续上学。当年,李小勇在广安中学又从初一开始了学习。

复学后,班主任柏毅立刻为李小勇申请了希望工程,“刚开始我也很担心,会不会申请不下来,没想到开学不久我就拿到钱了。”李小勇回忆,每月50元的资助给了他莫大的鼓舞,“足够我吃一个月的了,我只管好好学习就行。”从初中的每月50元到高中的每月300元助学款,李小勇说,希望工程已经成为他内心深处的一座大山,让他有了依靠。

“希望工程给了一次宝贵的机会,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李小勇说,自己也牢牢抓住了机遇,不仅读完初中,还以优异的成绩进入高中重点班,后又考上大学。“村里将近1000人,我算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李小勇说。

同行

你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延展我人生的宽度


如今的让英,总是在各地飞来飞去,很忙很拼。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她,在先后告别了公职人员、企业白领等身份后,选择了自主创业。“可能我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吧,这也是受到了徐永光老师的影响,他曾经对我说过,‘在短暂的生命中,不妨把人生的宽度扩大一点’。”让英说,这句话至今仍影响着自己。

在让英看来,希望工程为自己的生命打开了一扇窗。

这扇窗有点大。1996年,全国范围内要选3个受过希望工程资助的孩子当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火炬手,正在读初三的让英从黑水县的学校脱颖而出,凭着大方的谈吐和良好的形象,入围全国3强。

这一趟旅程对让英的冲击力是巨大的,要知道,在参加火炬手选拔前,让英都没有到过成都,而这一次,她不仅去了首都北京、还去了美国、去了联合国。“我觉得我所有的改变,都源于这段经历,它对我三观的影响,到现在都存在。”让英说,希望工程把世界呈现在了自己眼前,“原来存在这么多种生活方式。我也要努力,将来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

“我平平淡淡不卑不亢的性子,应该也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毕竟见过大场面了。”

和让英一样,如今已经川大研究生毕业的李小勇也选择了创业。11月19日记者见到他时,他刚刚开完会,身材高大,标准阳光青年。

“如果没有希望工程,我应该是一个农活技能还不错的农民吧。”李小勇说,希望工程不仅为自己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教给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两个理念——自强不息和积极善良。

如今的李小勇带着上百人的团队,每天都很充实。而他在招聘时,会向农村家庭的孩子倾斜很多,他现在的公司里基本都是农村娃。这也是希望工程教给他的,尽可能给每个人一个机会。

“如果没有希望工程,我想我现在应该是一名公务员吧。”

11月20日中午,在中国科学院青年北川希望小学,刘崛正带着4年级1班的孩子们作下午开课前的自习,教数学的他端着书走在教室里,一点一点引导学生怎么去找到正确答案。此时窗外的阳光很强烈,教室里光影斑驳,孩子们的朗朗书声传来,这所大山里的希望小学,让人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一种希望与活力。

刘崛现在是该校的副教导主任,2006年,他以特岗教师的身份考到了这里,承担起了学校接受慈善捐赠和公益项目落地实施等事情。虽然刘崛没有像让英和李小勇那样在成长阶段就遇到希望工程,但同样感受到了希望工程对他的巨大影响。

“希望工程给我传递了另一种价值观。”刘崛说,在本来的职业规划中,他是准备考公务员的。2008年,他成功通过了公务员的考试,但是在最后一步前他选择了放弃。“作出这个决定其实并不算冲动,它源自希望工程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刘崛说,在这个山里的希望小学,虽然信息相对闭塞,但正能量的人和事特别多,每个人都很热情、懂得付出和感恩。希望工程有一份独特的文化在这里延续。

“怎么说呢,这是一种被人肯定、被人需要的感觉。”刘崛说,2008年,他和孩子们一起经历了汶川特大地震,事后看着孩子们明亮的眼睛,他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期盼和渴望,转过身,他将公务员考试的成绩单扔进了垃圾箱。

突破

除了物质捐助 如何以更多方式传递希望


在改变一个个贫困学子人生轨迹的同时,希望工程自己也在不断变化中。

“希望工程成立时的目标是资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继续完成学业,这一目标一直引领我们前行,直到2013年后,我认为希望工程进入了转型升级时期。”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蒋英和希望工程相识已经20余年,几乎见证它的全部发展轨迹。

为何时间点定格在2013年?原来,2013年开始,我省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免教科书费、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实现城乡全覆盖。贫困家庭孩子无钱上学的问题得到大面积解决。与此相应,希望工程的目标迫切需要升级了,不能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捐资助学。

新时期如何送“希望”?其实四川在这方面已有探索,就是将传统的“救助模式”拓展为“救助——发展模式”。与以前相比,新模式下,希望工程除了直接的物质捐助,更注重对青少年健康心理和社会技能的培养。

对于新模式,李小勇有着切身体会。在中学阶段,对李小勇的帮扶主要集中在资金捐助上,而当他进入了大学,资金捐助力度就开始大幅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授人以渔”的帮助。整个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李小勇有过在餐厅打工一年的经历,也有在大凉山当一个月志愿者教授孩子们体育运动的经历,这些都是希望工程在背后为他牵线搭桥。“我觉得希望工程更高的存在意义,就是让人不产生依赖心理。”在李小勇看来,教会人如何成就自己,应该是希望工程后续的发展方向,这也和希望这个词紧密契合。

刘崛作为老师,也对新模式深有体会,不久前,他被希望工程送到上海去,接受半个多月关于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训,最终,刘崛通过考试还拿到了相关资格证。“学完回来觉得特别好,我们学校在农村,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这些理论很有用武之地。”刘崛认为,这也是希望工程的一种转变,更加关注孩子们整体的发展。

“当希望工程脱离开 一次次的直接的捐助以后,它依然能以更宏大的形式存在,影响、改变更多的人。”刘崛告诉记者,随着国家对教育工作支出的增加,他所在的小学需要希望工程捐赠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少,“希望工程的印记在一点点变少,大概现在我们学校就只有篮球场设施还是希望工程捐赠的。”刘崛说,但另一方面,希望工程又似乎在学校里无处不在,比如他们校名依然保持着希望小学几个字,以此表达对曾经的捐助者的感恩之心;又比如,尽管没有人动员,但全校老师都去民政局注册了志愿者……“现在在学校内,希望工程更像是一种博爱、向善的文化,浸润影响着一代代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