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记者 徐浩程

四处采访,与杂志老朋友、老读者交流,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杂志以往所做的策划报道,其中《副县长:行走在夹缝之间》是必聊的报道之一。

那是2009年4月杂志的封面策划。至今很多读者仍然记得,封面是三折电梯,上面站满了各种人偶,一步步慢慢向上,“像极了副县长面临的权力‘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下的副县长生态》正是整个策划的第一篇。

在这前后,杂志还策划了一系列此类文章,比如2013年策划的《副秘书长们》、去年报道的《领导日程谁做主?》等等。除了这些封面策划,其他单篇报道也从未缺席。在这些报道中,我们既不污化、丑化体制,也不美化、神化这些岗位,只从观察者的角度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成绩、困惑、问题乃至陨落,记录这些岗位的运行规则和逻辑。

运行的明规则

由于种种原因,外界对体制内有一种充满各种奇幻想象的神秘感,比如“衙门里好修行”“吃饭要吃素,当官要当副”。在传统的省、市、县主干系统中,副职的数量在权力的职位体系中人数占到80%以上,副职真的如外界印象中那样吗?

一次偶然与一名副县长交流后,我们意识到“当官当副”这种认识的片面性,决定做一期非常委的“副县长”策划报道。

在历时数周的采访中,有“权弱责重,那滋味不好受啊”的尴尬,有“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感叹,还有“一边拼命地干,一边拼命地熬”的抱怨,更有“如果连一个副县长都要叫苦,那些还没脱贫的老百姓呢”的追问……

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述与细节中,是这个岗位不为人知的隐秘一面。

在基层政权的权力谱系中,副县长处在多方权力矛盾相互作用力下的犄角。因此,当权力主体出现矛盾时,副县长在夹缝中处事的尴尬,是最令他们头疼的事。外界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涉农部门的女局长在大会上,当着10多个局级正职顶撞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后来上升到人格侮辱,副县长却隐忍不发。

纵览中国的法律制度,很难找到对副职权力与义务的明确规定。这种时候,就会通过各方长久博弈形成自身的运行逻辑。这种逻辑不是“潜规则”,而是明规则,是体制现阶段运行的一种选择。

这种运行的明规则在体制内各种岗位上都存在。2013年,曾任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汪扬落马后,我们将观察的视角聚焦到副秘书长这个岗位。

采访中,一名市政府副秘书长用一个细节进行自我概括——签文件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会签同意,只签拟同”,成为策划文章《签“拟同”的“有关领导”》的主要观点。

副秘书长首先是“有关领导”,承上启下,大量突发的、临时的、非既定的工作需要他们出面处理,部门间的推诿扯皮,也要他们出面协调。一个副秘书长戏称,“政府如果是辆车,他们就是润滑剂”,要在单位与单位、部门与部门之间寻找平衡点,寻找各方能够接受的办法。

但将副秘书长与贪腐直接画上等号显然是一种误读。在“副秘书长的权力某些方面明确、某些方面相对模糊”的运行逻辑中,有些副秘书长走向腐败,但正如相关专家向我们分析的一样,“从权力越大风险越大来说,副秘书长作为群体并不突出”,毕竟盯着一个岗位或某个人并非反腐长策,“管人是人治,管权才是法治嘛”。

对体制的这种观察,我个人将其视为一种培养,培养读者政治兴趣与政治能力。对于体制、政治,外界获得渠道无外乎两种:枯燥的政治宣传、抑或个人化的官场读物。我们希望通过对解析体制,以平等的视角记录这一切,让其中的人有血有肉、丰满起来,让政治变得妙趣横生。

规则在不断进化

我们记录、解析体制,我们不哗众取宠,我们不媚俗邀宠,我们希望它变得更好。

2014年,在反腐败形势高涨的情况下,我们注意到有些地方用检讨来替代处分的现象,将关注点聚焦到官场检讨上。整个策划并不是否认检讨这一做法,而是正视检讨现象带有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自我剖析、自我反省与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

通过整个策划,我们希望体制内外能抛开检讨的层层“政治”意象,将它视为政府管理中的一环:目标、计划、执行、检讨。如此,官员的检讨,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痛苦、明智、清醒的过程。

十八大以来,国家部委、省市厅局里面的处长们屡有落马。处长的江湖有多大,总在挑战人的想象力。2015年,我们策划《裁量处长》一组报道,希望能正常看待处长这个岗位,“很多时候,处长的权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他们是单位中具体干事的人,也通常是一个单位里的中流砥柱”。

对于县委书记这个群体,我们同样希望能正常看待。在《县委书记:光鲜背后》的策划报道中,我们写到:一方面是县委书记“白加黑”“五加二”,一方面是质疑他们权力过大;一方面是县委书记责任重大,高度紧张像惊弓之鸟,一方面是质疑他们权力失控,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无论如何,他们都为一个县的发展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县委书记有权,也有责;有少数人腐败,但主流还是奉献。这个群体是中国治理的基石,他们和整个体制内所有的岗位一样,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大潮中。对这个岗位,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

当然,这些体制内的运行规则都需要制度化。虽然不可能将所有的明规则都制度化,但是明规则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是不断适应体制运行需求的。

基于此,2013年《向领导人学做地方官》的策划成型,梳理了数位国家领导人在此前的从政经历,清晰地告诉我们,想要在中国的地方行政体系里做好领导者角色,要过哪些关卡,怎么突破这些关卡。

当然,时代在变,对地方官员的要求也在变。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优秀干部的代表是焦裕禄,这样的干部特点是实事求是、踏踏实实、艰苦奋斗地工作。现在这样的干部仍然是好干部,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就需要增加新内容:有改革精神。

2009年,我们曾关注过体制内人身依附的现象。其中提到贪官张二江在任时,曾与人合作堂而皇之出版过一本《下级学》。此书专授下级如何溜须拍马,如何吹捧上级,实为传播封建专制之奴性流毒,因此被媒体称为“奴才学”。

十八大后,中央明确提出“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在反腐败实践中,这种“拔出萝卜带出泥”、清理流毒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我们关注纪检系统,但我们也是一本关注官场的杂志,一本关注时政的杂志。时政、官场、体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用平等的视角去观察体制,既不羞于列举成绩,也不回避现有的问题,希望以此推动体制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