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记者 李天锐

“没有法治的中国梦,终究只是一场海市蜃楼。”

20 13年初,廉政瞭望推出了一组反响强烈的策划报道——《重庆警察》。6年后,我还能一字不漏地记起策划导读的最后一句。这是当时杂志社领导,在我的初稿上修改的。

关于策划《重庆警察》的缘起,我所知的背景是,那段时间,有关重庆官场和重庆警察的事总见诸报端。关于重庆警界为一些被错误处理的干警“平反”的报道,也拨动着看客的心弦。杂志社采编团队进行了讨论,又和多名纪检干部、警界人士等交流,大家把目光聚焦到重庆警察——3年多来,他们被当时的警界负责人王立军翻转腾挪,成为备受关注的群体。

这个策划怎么做?我们当时确定了两个方向,让普通的民警谈谈这几年的遭遇并撰写成文;探秘交巡警平台的是与非。不过,如何进一步采访,深入挖掘出我们策划的主题——公正法治的重要性?

我们决定,到新闻现场去,边采访边寻找答案。

“你在套我话吗?你别老是‘审问’我’!”

2012年12月的三天时间里,我采访了7名重庆基层民警。

采访前,我们通过中间人,与上述人员都取得了联系。对方听明来意后,大都答应和我聊一聊,也较为配合,唯独老张是个例外。

他当时是重庆基层警界的一名领导,干刑警出身。在约定地点见面后,他有点亢奋,又有点紧张,寒暄熟悉后,很快就显出警觉。“你问这些来干什么?”“你们采访究竟是什么目的?”

我告诉他,我们想通过基层民警的遭遇,呼吁无边的权力受到监督制约,凸显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他仿佛放下心,但当我试图深入了解某个具体事项,如他们组织前往王立军创办的“基层民警沙龙”的情况,他有哪些同事被错误处理时,他又“职业敏感”附身:“你在套我话吗?”“我就是审犯人的,你别总是‘审问’我。”

那一次,我采访得既痛快,又痛苦——这位老兄担任一定层级领导,谈了一些干货,又时常出状况:“说这些好不好啊?”“你们会不会把我卖了?”“问问题也要有个度,不是啥都会给你说。”事实上,这种既愿意敞开心扉谈谈经历,又因种种顾虑而谨小慎微,或大发雷霆的状态,正反映了当时重庆警察队伍中的一种心态吧。

如果说这老兄是个聊天终结者,那么另一名基层民警楚乔就是个“段子手”。

尽管上午没有休息,晚上就要出警,他仍把我带到了家里。他敢说,有想法,也放松。四十出头的人,脸上绽放着活力的微笑。文中很多“鲜亮”的金句,均是由他贡献。如“几年来第一次休年假,老婆说2012年末世界末日就来了,再不休就休不成了。我说世界末日,我这几年早都经历了。”“王老师(立军)对民警的评价及‘要求’就是‘不是人,重新做人、做好人’。”以及心照不宣地唱“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

让我至今难忘的还有王立军事件发生后,获知消息的那天凌晨,楚乔呼朋引伴吃烧烤、吼号子、唱红歌到声音嘶哑的细节,这是多年压力的释放。但我尊重他的意见,没有将此细节写到文章中。

“你在广州哪里,我们马上过来拜访”

《重庆警察》策划报道刊发后,三篇文章都被各大门户网站置于首页,转载者众。但引起反响最大的,是一篇名为《重庆女警自述被“黑打”往事》的文章。这也是一篇经过深思熟虑后,对整组策划进行升华的报道。

当时,我和此文作者潘则福到了重庆,对第三篇文章应该是什么内容,怎样来操作,尽管有些想法,但无法确定。我们需要一名当地警界资深人士来“把关”。

凑巧,我们从其他媒体记者那里,得到了重庆警界当年一名关键人物的电话。于是进行沟通,希望能见面聊聊,但一直没有回音。

他被王立军重用又弃用,投入监狱的遭遇,我们早已在其他报道中获知。不少熟人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善良的,有良知的人。”我们没有放弃,仍然反复拨打电话、发送短信,说明采访目的。几天后,终于,他的电话接通了。

“我现在正在广州出差。”他听完来意后沉默了下,如此说道。

我们没有放弃:“你在广州哪里,我们马上过来拜访。”我们当时想,他作为还在“赋闲”的警察,在广州出差的可能性不大。何况,如果真在广州,我们跑一趟也很值。

一阵沉默过后:“今天晚上我在重庆××茶楼,你们过来吧。”

接下来的面谈和采访,他和杂志记者谈得很投机,不仅确认了上述基层民警谈的内容大多属实,还提出了“当地警界冤假错案受害者的艰辛申诉”这个切入点,介绍了新的重要采访对象。通过这名对象,又联系上上述“爆款”文章讲述的当事人,进行了客观真实的报道。

在重庆那段时间,记者曾晖也通过实地扎实采访,带来了当时争议颇多、众说纷纭的对交巡警平台的观察。

现在看来,我们的报道有不少不完善的地方。但我想,它至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权力不受监督造成的恶果,呼吁了公平、法治的重要性,为强调依法治理提供了一个反面样例。为了写作本文,我搜索重庆警察策划篇目时,意外地在凤凰网发现,这组文章出现在“历史”栏目下的“中国现代史”版块。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监督之网越来越密的当下回看这组报道,不禁感慨万千。

采访结束后,我和少数几名受访警察还有联系。虽然后来重庆警界一度又经历了“困难时期”,他们大多工作依旧繁忙,但他们的“心理负担小多了”,生活都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