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记者 曾晖

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曾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说明你离得还不够近。”

作为一名记者,我追求与社会知名人士和热点新闻当事人走得更近。我始终认为,只有穿越拟态环境,接触到实实在在的个体,才有可能发现聚光灯后的他们。事实上,他们往往是媒体聚焦的王者,高调张扬;但他们又是生活里的青铜,低调平凡。

在“转基因论战”最激烈的时候,我是全国少有能走进方舟子家中的记者。他坐在沙发上略显疲态,完全不似媒体渲染的那般“好斗”模样。

我们从“方元大战”聊到“打假斗士”,从转基因聊到对科学的认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他神情的急转,还试着给他“挑刺”,问他打假的动因,问他被人议论的心情。但他从始至终没有眉飞色舞,也没有慷慨陈词,而是客气耐心地谈完所有话题。

在“北大梦桃源”事件中,邹恒甫在媒体频频“大放厥词”。但我走近他,得知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孤独。因为被法院限制出境,无法跟大洋彼岸的亲友团圆,被迫跟自己的学生在新春的北京街头“流浪”,连一口热腾腾的饭都吃不上。

我是第一个接触到“靖国神社纵火者”刘强的国内记者,独家披露了他的故事,一经刊登,网络上充满了“致敬英雄”等溢美之词。而我却知道,因为他的古怪行为,几乎失去了亲情,也没有哪家单位愿意接纳他……

与社会知名人士、热点新闻当事人的诸多面对面采访,通常的基调都是平和、冷静的,甚至透过他们的言谈举止,让我分明感受得到这一群体常有的不被理解的孤单和心酸。

唯有在于建嵘“东书房”的那次采访,难得的“热闹”令人印象深刻。

那年春天,适逢全国两会召开,走进北京东郊的一片庄舍,找到社会学者于建嵘先生的工作室。虽然早已是各大媒体的常客,但于建嵘丝毫不显架子,他放下画笔,在工作服上揩了揩,热情地迎上来同我握手。

近距离接触,第一印象是于建嵘的眼镜度数很高,镜片上的几道白圈一清二楚。再有就是他的湖南口音很重,谈吐间始终透着直率与倔劲。

采访前,于建嵘向我介绍了一圈他的画作。在一幅头缠白布的妇女肖像面前,他停下来讲了很久。这是一个脸上刻满沧桑的访民形象,背景是压抑的黑云,这幅画被他视为代表作,翻刻成了不同尺寸,据说还曾赠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于信访这个敏感的话题,于建嵘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我从不觉得自己能帮助所有的人,我没那个能力。很多人找到我,我也这样告诉他们,认真地规劝。真正要化解信访难题,还是要靠法治。”

采访的尾声,有个全国人大代表登门,他也曾是一名农民工,当年在深圳时险些陷入绝境,就因为于建嵘说了句公道话,使他成功脱困,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他都要抽空上门道谢。这种神奇的际遇,让人倍觉惊奇,使我对于“复杂中国”的认识更增加了一分,对于新闻工作者责任的理解又深了一层。

这些年过去,我采访过的“方元大战”纷争已烟消云散;邹恒甫从“反腐斗士”回归正常的教研工作;刘强找到了自己的新兴趣,当起了演员;于建嵘也更加专注于公益和画作……在媒体上红极一时的新闻人物都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他们的行为,折射出时代的特征,而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也会一直客观真实地去记录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