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记者 刘兰

这几日，翻看以前日记时偶然发现，1998年的夏天，我在日记本中用稚嫩的笔触写下了长大后的理想职业，“记者”是其中之一。没想到后来还真实现了梦想。

2011年，我进入杂志社成为一名记者，一晃已8年。这些年来，我亲历了杂志社的发展壮大，自己也在摸爬滚打中不断成长。

把职业做成事业

初入杂志社时，我极不适应这种既全又精的工作模式，说全，是因为它及时报道国内外的热点时政新闻；说精，是因为它精准聚焦反腐败领域的方方面面。练好基本功，尽快适应杂志社的节奏成为最迫切的事。

作为记者，如何顺利采访是一项需要反复打磨的基本功，一些不错的选题常常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采访对象或报道角度而“流产”，打通采访关尤为重要。

进采编部门不久，我参与了一期《骗子走官场》的策划报道，要采访冒充国务院研究室司长的赵锡永在云南行骗的事迹，在前辈鼓励下，我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份差。可要怎么采访，我完全懵圈。

领导和同事为我出谋划策，找不到联系人就画个路线图，用最笨的办法沿着赵锡永行骗的路径再走一遍。在昆明和玉溪两地，我采访点位包括昆明市纪委监察局、昆明理工大学、云内动力公司、云南省住建厅、通海县外宣办、云菜集团等，每一站都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第一站是云内动力公司，辗转新旧两个厂区，依然吃了闭门羹。我很沮丧，领导鼓励我别灰心，继续下一个点，并叮嘱我注意安全。那时我才注意到，新厂区很偏僻，我步行走了很远才搭了辆顺风车到最近的集市坐车回城。在昆明理工大学，和校方宣传部门交涉无果，直接去该校交通工程学院老师办公室找到采访对象。在云南省住建厅，绕过门卫，向勤杂人员打听到某副厅长办公室，正在抽水烟的副厅长竟接受了采访。在云菜集团，假扮蔬菜经销商约见公司总经理，路经上千平米的蔬菜冷库、看到几十名壮汉在装车时，生怕身份被拆穿有去无回……

因为采访内容充实，《赵锡永的最后一骗》很快成稿，完成了报道任务。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实战中，我逐渐掌握了记者应具备的基本功。

融入杂志社后，我发现这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亦师亦友的领导和同事总能给我及时的指导与帮助；杂志社还能让人很快成长，不管你是新人还是“老手”，杂志社都一视同仁。

每期的策划报道，都是最有分量的一组文章。当时作为部门资历最浅的成员，我提出了老干部反腐的策划选题，没想到很快通过，之后迅速和另两名同事分头采访，完成了该组策划，最终获得了当年的四川新闻奖。杂志社能给经验不足的我一个做成事的机会，我很感激。

慢慢地，我越来越热爱这份职业，而且越来越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事业。

要想深耕，还得专业

有了最初的热爱还不够，要想深耕，还得专业。

作为一本反腐败的专业杂志，纪检监察报道始终是我们的王牌，采编人员的业务水平关乎杂志的专业程度。杂志社通过各种途径主动为员工充电。对内，学习最新的会议精神和政策条款；对外，组织大家参加各种廉政论坛，向专家学者们取经。事实上，采编人员每一次采访报道也是学习的过程。

我印象较深的是去德阳的一次采访经历。德阳开发了一个工程动态监管系统，成为省内首个把国家投资工程建设纳入网上监管的电子系统。在2012年，这是“科技反腐”模式的成功探索。面对这个新事物，我是个门外汉，更让我抓狂的是不少采访对象也说不太清该系统到底怎么运作，只知道某一个具体的操作环节。

最后，终于在市招监办找到一名行家，他参与了电子系统的前期筹划和具体实施工作。我跟着他两天，他帮我理清了前期采访混乱的思绪，并讲明白了这个系统是如何助推工程审批提速、如何实现线上线下监管、如何体现智能化，还带我进行补充采访。因为系统太庞杂，我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想把复杂的流程清晰明了地告诉读者。那几天，那名行家对我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刘，要不我们先把饭吃了。”

这次采访过程不算曲折，但却很费脑，带去的笔记本记了半本，拿回的纸质材料一大摞。写完稿子之后我有一种豁然通透之感，对“科技反腐”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专业不仅体现在深度上，还体现在速度上。

2013年雅安芦山地震发生后，杂志社领导带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交通受阻、余震不断的情况下，记录了灾情发生后的最新状态以及当地纪检监察干部的抢险救灾工作，获得了中央纪委领导批示。

一周后，由四川省纪委监察厅、省民政厅、省审计厅等单位组成的7个监督检查督导组赶赴雅安，监督检查干部履职尽责、效能作风、资金物资项目管理使用等情况。我是其中一个组的媒体记者。在五天的督查中，督导组成员马不停蹄地穿梭于群众集中安置点、资金物资捐赠点、救灾物资接收和发放点、医疗点等地之间，寻访群众对干部作风是否满意，查看资金物资监管是否公平公正，抽查监督举报方式是否公开便捷……

杂志社出刊周期不等人，采访完后就得立马成稿。在从雅安回成都的车上，我便开始打开电脑敲字，终于在截稿时间前交稿。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领导认为可以增加一篇写宝兴县纪检监察干部抢险救灾的稿子。

宝兴县因为交通阻断成为“孤岛”，救援力量难以挺进，该县纪检监察干部组织群众进行自救。好在我采访时特别留心了这个点，采访了多名干部，素材倒是有，但在刚结束几天连轴转的督查又写了一篇稿子的情况下，还要临时增加一篇稿子，截稿时间又到了，我的体力和脑力根本不够用。稍作休息后，我又开始起来写稿，天空泛白时，才终于写完。现在我已经忘了那些字是怎么码出来的，只记得那晚陪着我的一杯又一杯浓茶，苦涩中带着甘甜。

坚持，与结果无关

多年从业经历告诉我，做媒体就要打持久战，不可能靠一时的激情，它需要把每一次都当作第一次，并尽力做好，温和地坚持、再坚持。

在做老干部反腐策划时，我计划采访当时91岁高龄，仍坚持反腐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几经周折联系上杨老后，他的家人以杨老身体不适为由拒绝采访。杨老不用手机，我只好继续拨打他家的座机，希望能和他说上话，报告采访情况。连续打了几天，终于和杨老通了话，他知道我们杂志在反腐倡廉报道上的影响力，同意接受采访，不过得先看看采访提纲。

那次拟采访提纲时特别忐忑，生怕因提纲不当采访泡汤。先是拟了两页多的问题，之后又字斟句酌，反复删减，精简到一页多。采访那天上午，3个多小时过去了，杨老聊得兴致很高，希望下午能继续聊，采访就这样持续了一天。

临走时，杨老送了我一份特殊的礼物——尚未出版的他的自传，他说，有很多事他一时记不清，自传里记得详尽，希望对我写稿有帮助。读完这本几十万字的自传后，对杨老的人生有了更立体的认识，也更加明白他为何要坚持反腐。

还有一次采访也让我体会到坚持的重要。2017年初，我采访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梁益建，他刚获得2016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联系他的媒体很多，他根本无暇顾及，一一谢绝了采访。我持续给他打了一周电话，他最终答应我去医院。

采访那天，我七点半来到医院，但梁医生忙着就诊，中途劝我回去。我没走，而是采访他的同事、住院患者和门诊病人等。本以为中午他能稍有空闲，结果他们科室要闭门研讨业务问题。下午梁医生继续接诊，他再次劝我离开，再约时间采访，我依然没走。到了晚上六七点，他巡完病房后，终于有时间了。但刚开始交流，他又以我没拿到医院的采访许可为由拒绝采访，我又开始“卖惨”，称在室外风吹霜冻等待一天只希望能简要交流一下，看我可怜兮兮的样子，他最终接受了采访。

坚持有时会成功，有时还是会失败，但只要尝试过了，也无需过多苛责。我曾联系过一名四川的全国人大代表，希望他谈谈几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感受，刚开始他同意了，可每次商量采访时间时，他都出差在外，一拖再拖。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够电话采访，他仍拒绝。最后，他才说出实情，他们单位不愿过多曝光。作为采访者，也要尊重别人的坚持。

回顾这几年的经历：那些为了准备采访资料熬过的夜，那些为了写稿通读过的书，那些一起战斗相互扶持的同事，那些素不相识给过我帮助的人，以及点滴进步的欣喜、技不如人的焦虑、稿件得到肯定后的感恩、采访搞砸之后的落寞……很感谢杂志社能给我这么多闪闪发光的回忆，也很感谢为了做好稿子竭尽全力的自己。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