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记者 徐浩程
2008年年初，我还在安徽《决策》杂志担任记者部副主任，接到采访四川相关选题的任务，寻求帮助，叩响了廉政瞭望杂志的大门。虽然之前和杂志同行有过联系、沟通，但走进杂志社，还是第一次。
当时杂志社二十多人，“寄居”于省委大院旁一栋办公楼的二楼，正在谋划从月刊改为半月刊，在全国范围内广纳媒体人。尽管我是四川人，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萌生要到这里工作的想法。
我是这样进入廉政瞭望的
此后在采访和选题上，与杂志同行一直有合作，互相加深了解。2012、2013年，杂志社时任两位副总编辑先后到合肥出差。他们都主动与我联系，希望见面交流，动员我能否考虑回四川、到廉政瞭望工作的问题。
不巧的是，这两次因外出采访均未能见面。因为我与廉政瞭望只是一两次工作上的接触，对其他方面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即便没见面有所遗憾，但并未有回四川的打算。我本以为和廉政瞭望的“缘分”可能到此为止，没想到几个月后，我又接到了时任廉政瞭望副总编辑周丽萍的电话，说时任总编辑廖翥在安徽日报报业集团考察调研，希望能当面聊聊。
很感谢杂志社的挂记和垂青。虽然当时我也在出差，但离省城并不远，便赶了回去。迄今我还记得当时见面的场景，不经意间，就交流了一个多小时。他介绍了杂志社的一些情况，说廉政瞭望正努力创办一本全国性时政杂志，需要更多的“熟手”。这份诚意和坦率打动了我，让我决定加入廉政瞭望团队。因为这个曲折的过程，后来杂志社领导还开玩笑说，你是我们“三顾茅庐”引进的哦，这让我感到“压力山大”。
进入杂志社后，我了解到类似的故事，杂志社还有不少，比如我的同事王巧捧准备打包回河北老家的时候，被杂志社领导“截留”下来，留在了廉政瞭望。
尽管如此，当初进入杂志社时，我内心是惶恐的。以前做区域经济报道，习惯从数据、区域竞争、经济地理等角度思考问题，打交道的也多是发改委、招商局、规划局等，至于反腐败领域并无接触。那时候的纪委，奉行“多做少说”原则，在外界看来，略显神秘，甚至曾有人把纪委称为“最神秘机关”。
十八大后，随着反腐败策略与方式方法转变，纪委曝光越来越频繁。进入廉政瞭望杂志，能如此近距离观察中国反腐败进程，对媒体记者来说，是幸事，但如何更专业，也是考验。
从感兴趣到走向专业
经常听体制内干部在接受采访之前说一句话：“谈事，不谈人”。他们习惯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的想法感受隐藏在具体的事情背后，将自己视为决策和执行流程中的“一颗螺丝钉”。
纪检干部当然不止是“螺丝钉”。一提到纪检干部，很多人脑海中的第一印象是包公。不信你打开各级纪检系统的网站，会发现绝大多数网站都是以包公形象或者类似包公的廉字作为其LOGO，两道剑眉冲天，没有狄仁杰“元芳你怎么看”的喜感，只有横眉冷对的距离与无畏。
但有血有肉的人，比即便曲折但枯燥的事件进程，更值得记录。在十八大后的反腐大势下，站在一线的纪检人任务更重、要求更严、面对诱惑更多，他们如何选择、如何坚持、如何承受，都值得铭记。
这种新闻故事可遇不可求，需要不断行走在路上去发现。2014年一次到地方采访时，我和同事走进当地的一个留置点，与办案人员交流。当时，留置点对于外界来说，还是十分神秘的地方，很少让非办案人员进入。里面的办案人员“大假基本无休，最长有将近4个月没有回家的”。他们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让我耳目一新，看似枯燥的纪检新闻有了更多元的视角，生动可读。
追求专业是廉政瞭望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准则。专业不仅体现在细节上，更体现在对纪检系统的观察以及对反腐败趋势的把握上。十八大之后，随着反腐败策略的转变，中央纪委对整个纪检系统的管理和领导方式也不断在调整。这种调整藏在各种工作细节中，需要用心去体会。
2016年初一次采访中，一名纪委干部就问我，有没有感到中央纪委虽然这几年发的文件、开的会少了，但如臂使指，各地方纪委在领会中央纪委的政策、意图时，比以前更强了。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一方面不断向纪检系统干部求证他们的感受以及相关细节，一方面联系专家，请他们系统地对十八大后中央纪委工作方式进行梳理。比如以网站引导舆论、以学思践悟指导纪检工作思路等，以及中央纪委的“判例法”：通过公布典型案例，以“判例法”的形式，来指导各地方纪委工作。典型案例十八大之前也有，但当时它们的作用更多是警示，而非指导地方工作。
专业还建立在对纪检系统职能职责的把握上，更专业才能更准确。十八大后，纪委聚焦主责主业，一方面避免“十处打锣九处响”的尴尬，另一方面强化了以前不太重视的职能。很多工作职责都在变化中，更需要准确把握。
从报道到推动问题解决
都说“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对于记者来说，首先要忠于观察和记录所见所闻所感，但如果能真正介入事件中，发挥一定作用推动事情的进展与解决，成就感就会更强。
在廉政瞭望杂志工作后，对于纪检领域的新闻我已慢慢掌握，并得到一定认可。也许正是因为如此，2016年四川开展第一轮正风肃纪集中督查，抽调了一线记者作为正式工作人员进入督查组，用媒体思维找问题，我有幸参与了第一次的督查。
当督查开始时，我还是习惯性地只是看，把看到的、听到的记录下来。结果头一天晚上开碰头会，督查组领导说这样不行，每天晚上碰头会是要各自交账。你下去调查了解到的、你质疑的，都要拿到会上说。用当时参与督查的媒体同行的话说，“是成为‘他们’，而不是报道他们”。
作为记者，我们的长处是在与群众接触中发现不正常现象，从现象入手发现问题。首先是发现现象，有了现象才能深入去挖掘。
一次督查时，我被分配到资料组负责查看被督查单位的会议记录等内容。在督查省级某部门下属二级单位时，发现该单位的年初年末两份文件上对某笔款项的记录不一致，出现了大约3万元的差额。我赶紧调阅该单位的原始会议记录，发现其中一次会议记录只有寥寥数语，且用铅笔记录而成，还可以看到较为明显的涂改痕迹。报告督查组领导并经同意后，我与负责审计的同志一笔一笔清查相关账目，最终查实了这笔差额被挪作它用的事实。
有一次行动就显得有些“战术”意味了。我和另外一名同志被分配到了暗访组。我们在农村一线查看精准扶贫问题时，该村几名村干部极为热情地要求陪同我们查看。我们都表示不需要他们陪同，然而他们还是一路尾随而来。
这就“逼迫”我和同事不得不更改策略。经过商讨，我们决定在下一户贫困户家里由同事拖住村干部，我则借故避开他们，深入村中继续暗访。这一策略果然奏效，经过深入暗访，我们发现该村存在“指定”贫困户的行为。
当然，作为媒体记者，我更希望自己的报道能推动事情解决。在本文动笔之前，我打了几个电话，给曾经的采访对象。他们有些已经不记得我是谁，有些为解决自己的问题继续奔走，有些事情已经解决话语中透着轻松……不管现状如何，我是记录者，我尊重采访的对象，敬畏我写的文字，尽力坚守自己的坚守，如此无愧。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