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观察记者 边钰

11月3日，“中心与边缘：巴蜀文化和上古中国”高峰论坛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易建平、重庆师范大学教授袁艳玲等作了《良渚玉器上的人兽神徽与商周虎方之关联》《东周青铜器视角下的巴蜀社会等级考察》等观点分享。

良渚玉器上的人兽神徽与商周虎方有何关联？王震中介绍良渚玉器上的人兽神徽，可以解读为“人虎神徽”，展现的是祖神即本族保护神来自于虎图腾；虎方之地出土的所谓“虎食人卣”等题材的青铜器，表现的也是本族来自虎的图腾神话（祖先诞生神话）。他认为，良渚文化崇尚玉器的文化特质并未被马桥文化所继承，良渚上层贵族应该是迁徙离开了良渚文化区，而商周时期虎方的统治阶层应该是来自良渚文化的上层贵族。从良渚演变为虎方的这种情形，并非孤例。他提出虎方的统治者、上层贵族以虎为自己祖先的图腾神，来自于良渚文化中“人虎神徽”的意识形态。

重庆师范大学袁艳玲从青铜器出发，对巴蜀地区东周时期的社会等级进行了探讨，并与中原、楚、吴越、秦文化区域礼乐器的等级序列进行了对比。袁艳玲说，巴蜀地区东周墓葬可以分为五个等级，巴蜀式青铜容器、兵器、工具的组合比较固定，青铜礼器的组合与同时期楚系青铜器类似。但等级划分不如中原、楚、战国中期之前的秦文化区域严格，各等级青铜器的划分不存在严格的数量差异，也缺乏如吴越地区常见的原始瓷礼乐器，“这说明中原地区的礼乐观念在巴蜀地区影响不够深入。”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陈淳肯定了参会嘉宾的观点，不过对于该类研究，他也提出中肯的建议。他认为当下文明和国家起源是中国上古史和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反映在二里头与夏朝的争论以及如何认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问题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反思我们讨论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其中，科学方法、逻辑推理和概念的严谨性特别重要。”

“中心与边缘：巴蜀文化和上古中国”高峰论坛有何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认为，历史为现实中国提供了坐标与界标。他说，对上古中国的研究对了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他现场提出3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的先人为我们栽下什么样的种子、为什么我们的文明没有出现断层、又是为什么我们的文明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明。李红岩说，这些问题都和种子有关系，正是这个种子决定了中国后来的发展。他还强调，上古中国的研究，就是要弄清楚我们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血脉。只有这样，我们的基因之源头，血脉之根才能找到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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