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协“四川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情况”视察监督组在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视察。陈婷 摄

川报观察记者 陈婷

“有一个国家重大工程项目,需要在阿坝州的自然保护区内打个钻开展地下空间调查,申请交上去一、两个月都进不了场。”9月18日,刚随省政协对四川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情况进行了视察监督的省政协委员、省地质调查院副总工程师付小方向记者表示,当前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给地质科考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截至目前,四川共建有自然保护区166处,总面积占全省幅员面积的16.73%。围绕自然保护区的困扰和矛盾,也出现在省内其他地方和其它领域。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分区,改变了传统的围绕“画圈圈”模式,而是根据人类活动所能到达的区域来划分,更加凸显“以人为本”理念。 陈婷 摄

分离式封闭式管理,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发展“不和谐”

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内属于禁止性行为。为防范这些违法行为的发生,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然而,“猫捉老鼠”般的管理方式,并不一定达到理想效果。2017年全省自然保护区专项行动共清理出生态环境问题1252个,经省级监管部门多次督促检查,但因处置成本高、涉及社会稳定等,目前仍有17%未完成整改。

目前,全省还有近1/3自然保护区处于无管理机构、无编制、无经费投入的监管真空状态。部分已建立机构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级别低、编制少、经费保障不足,这一情况在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尤为突出。

“自然保护区建设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受益者是全人类。但从局部和短期看,付出与收益不成比例。”省政协委员、绵阳市政协副主席沈其霖调研发现,受限于政策规定,保护区基础民生设施建设滞后,特别是原住民搬迁安置问题多,生态保护与当地社区经济发展矛盾突出,地方和群众参与自然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

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自然资源研究员章小平认为,被动的保护理念与机制是产生以上问题的重要原因。由于与保护区相关的各级部门和利益群体对建立保护区的重要意义缺乏清楚认识,导致行政管理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多头管理,基层管理者重发展轻保护,社区缺乏参与机会,也缺乏保护意识和保护技能。

“在四川广大的山区和高原地区,小农生产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生产与生活中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一刀切’封闭式的环境资源保护模式,并非总是有利于生态环境恢复,还对小农生产中利用自然资源造成一定约束。”在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晟之看来,在这种人与自然相分离的保护机制下,人类其实并不能很好地了解自然,甚至可能破坏保护区内的生态平衡。

据了解,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内,牛羚数量即将达到环境承载极限,保护区正考虑引入天敌来遏制其种群发展。而在不少自然保护区内,类似野猪到地里“拱菜”的情况时有发生,野生动物对农作物的危害程度逐年加大。

在绵阳市平武县老河沟保护地,社会组织正在帮助当地社区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五彩大米观光旅游和康养项目。陈婷 摄

自然保护变被动为主动,关键要让群众成为真正的“主人”

如何调动地方和原住民保护自然的积极性?能否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保护区与社区和谐发展,绿水青山才能真正变成金山银山。”各路专家不约而同地呼吁: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在自然保护区探索构建保护促民生、民生改善巩固保护成果的人与自然共生共享管理模式。

李晟之设想了一种“sharing”共享模式: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原住民各拿出部分林权,共同建立一个保护区域,该区域内允许当地老百姓用可持续的方式从事采药、放牧等活动,同时老百姓帮助巡山护林。这样做,政府节约人力、物力,当地老百姓为了能够持续利用自然资源,也更有守护它们的动力。“这需要审视和修订现有环境资源政策,授权部分社区和农村地区进行集体管理。”

眼下,政府和民间也在探索。根据人类活动可能延伸的区域,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新进行了功能分区,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开展共建共管协同管理,帮助社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发展林业经济,就业增收。绵阳市平武县老河沟公益型保护地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当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自觉站出来保护山林。

“当前主动保护的关键点是要积极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着力化解保护地与社区之间的矛盾。应正确认识保护区管理机构与社区居民关系问题,居民是主人不是包袱,是内生动力,不是管理对象。”章小平建议,明晰产权,在处理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矛盾中搭建有效沟通平台,不断增强社区群众获得感和参与度。

付小方委员与住川全国政协委员、省地矿局局长王建民则想得更远:“自然保护区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古老的地质元素为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基础和丰富营养,能否把地质元素融入自然资源保护、融入四川的全域旅游,让当地群众从地质科普基地建设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