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观察| 川浙对话： "打喷嚏绷断裤腰带”的故事是怎样消失的？

资料图

川报集团特派记者  梁现瑞 3月6日发自北京

采访从“副省长打喷嚏绷断裤腰带”的故事说起，故事就发生在南存辉的家乡浙江南部。

不堪的往事，浓缩的是浙江制造业低端挣扎的历史，而这样的故事从出现到消失的过程，也是当地制造业从弱到强，从低质量到高质量转变的蜕变过程。

今年56岁的南存辉，出身于一个浙江乐清市一个贫困家庭，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辍学做鞋匠，1984年，他和别人一起创立开关厂。

南存辉。资料图

这是正泰集团的前身。和求精开关厂一起诞生的，还有数以万家的民营小微企业。从总体来看，处于草创期的这些企业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打喷嚏绷断裤腰带“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期。

故事的原型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柴松岳有一次温州下面一个县去视察，顺手花钱买了一条所谓的“真皮腰带”。

意外的是，随后不久，在北京开会的过程中，他打个喷嚏，居然就把腰带绷断了，现场一度十分尴尬。后来这个事情被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知道了，还被笑话了一通。后来还误传为“副省长放屁挣断裤腰带”。

不仅是服装鞋帽，南存辉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地电器厂商野蛮生长，市场上出现大量假冒伪劣产品。

假冒伪劣，不只浙江有。杨建德回忆，几十年前，在成都，乃至整个四川，同样有假冒伪劣横行的情况发生。

杨建德曾经工作过的成都市武侯区，是全国著名的女鞋生产基地，20多年前，也曾低端产品横行。

假冒伪劣产品愈演愈烈，引起国家高层关注， 1987年8月8日，杭州市下城区工商局将从各地查获的5000余双温州生产的劣质鞋付之一炬。

1989年，国家六部委联合进驻柳市，治理电器行业，这样的举动堪称前所未有。一大批不合格的电器厂被迫关闭。

“大整顿”过后，求精开关厂非但没有死去，反而脱颖而出，越做越大。

能够死里逃生，在南存辉看来，秘密只有两个字：敬畏。电器出问题，一般是大问题。深知这一点的他，一开始就对产品质量、客户抱有深深的敬畏。

出于这份敬畏心，在假冒伪劣横行的当时，南存辉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惜重金聘请手艺高超的老师傅加入。有人问他：你是要票子，还是要牌子？

南存辉没有丝毫犹豫：“先要牌子，再要票子。”1986年，国家颁布《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要求生产低压电器的厂家必须获得生产许可证。

南存辉积极响应，报名参加各种培训，并花8万元买来检测和试验设备。这在当时是天价。很多同行为此嘲笑他，因为当时产品根本不愁卖，不拿证书照样赚钱。但他不为所动，一意孤行。

“转型升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企业要的就是一份坚守。”杨建德认为，高质量发展永远在路上，正泰集团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持续转型升级的成功。

今年1月，南存辉和部分年度优秀外籍员工代表在正泰杭州园区拍了一个合照。

这些员工很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照片浓缩的是正泰当前的产业版图。

目前，正泰集团作为全球电器产品的巨头，已服务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80%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和他们有不同程度的合作。

从一家作坊式的小微民营企业，到世界级的电器产业巨头。从低端到高端，巨变背后的秘密何在？

当然，正泰集团的崛起只是整个浙江企业的缩影。正泰的背后，还有千千万万个浙江企业，浙江制造已经远销全球。

在南存辉看来，成功的背后，既有企业自身的努力，始终坚持创新求变，开拓创新，政府提供的监管和服务也至关重要。

★重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良好的营商环境。最近两年，当地党委政府贴心问需、靠前服务，全面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服务保障、政策落实、营商环境营造等领域和环节，措施实、力度大，创新点多、解渴管用，让企业办事更便捷，让企业家做事更顺心。

第二是优越的发展条件。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各级政府部门出台降税减费举措，进一步取消各类不合理收费和前置收费项目，简化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手续。同时，多措并举降低企业用地、用能和物流成本。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市场活力的“乘法”，让民营经济获得了比以往更为优越的发展条件。

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让浙江企业能够顺利推进转型升级，一大批企业逐步从低端迈向了中高端。当下，假冒伪劣商品基本在浙江绝迹。“打喷嚏绷断裤腰带”的故事一去不返了。

在杨建德看来，转型升级有历史规律。不仅四川，包括浙江、广东，甚至日本、美国，历史上，都曾出现低端产品横行的时候，这和这个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关系，是很难逾越的。

不过，这不代表政府就无所作为，当甩手掌柜。相反，政府的职责是做好规划、加强监管、营造环境、充分开放，为企转型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川报集团特派记者 梁现瑞

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红卫

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卓勇良

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浙江省中国科学院工业经济咨询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兰建平

记 者：制造业要实现从低质量要高质量发展，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做些什么？

兰建平：我们要始终坚信，党委政府制定经济转型的方向、路径，比给钱、给物、给资源要素更为重要。

具体来说，就要通过产业规划政策，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和导向，哪些是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这个要明确。

卓勇良：是这样的，调动企业内生的转型升级的动力，远远比外部直接干预更重要。“要我转”和“我要转”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高红卫：制造业的根本问题在于消费升级的需求换挡，但是我们的产业能力的跟不上。问题不在消费侧，出在供给侧。政府要抓住根本，那就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大换血、大改造的痛苦过程。

过去你会的，现在没啥用了。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为企业减负。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减费降税目标，非常振奋人心，大家非常拥护。但是光靠减税，企业也不会自动转型升级，必须要一套规则和机制、办法，和相应的技术、方法和工具。规则、办法由政府制定，工具、方法和技术是由企业来制定的。

记  者：仅仅给个方向是不是太空泛了，有一些的具体的措施和抓手吗？

卓勇良：导向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这个制度环境一是向内的，针对所有区域内的企业，实行严格而公平的监管，首先是严格，即较高的标准和严格的执行；二是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不搞差异化执法，优者胜，劣者汰，而不是相反。

其次，是向外的，坚持充分开放，自由竞争。各种主体、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都能够在一个制度环境下充分竞争，同台共舞，而不能搞任何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在自由竞争中，会激发出企业家发自内心的转型意愿，并分享转型的利益。

兰建平：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坚信，关起门发展产业，只能是温室里养花，强大不起来，必须始终坚持国际化，敢于在全球化背景下，与强者为伍、与能者比舞，才能让自己变得强大。

高红卫：从我们所在的领域，政府可以做什么？你比如说，现在的工业互联网有可能为制造业提供转型升级的机会。我们已经搭建了平台，每年有几千亿的成交额，但是我们在新型领域，还需要在政府的指导和指引，需要政府介入，发挥监管职能，提供公共服务资源。

记  者：但有些企业没有能力转型，活下来就不错了。

兰建平：要解决这个问题，首要的是要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和转型成本，减费降税的同时，还有各种其余要素成本也尽可能降低，让企业能够有能力、有心情去转型。

兰建平：制度成本才是最大的成本。所以，要始终优化营商环境，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最大限度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最好案例。制度成本低了，企业发展的成本，包括时间、精力都会大幅下降，反过来，他们就有精力去转型。

记  者：能否简单概括一下，政府的责任是什么？

卓勇良：一个词，创造“自由低成本充分竞争环境”，其中三个词：自由、低成本、充分竞争。自由，就是要充分开放，进出没有障碍；低成本，就是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要低；第三，充分竞争，就是各个环境、各个领域都不能有门槛。

记  者：企业的责任呢？

卓勇良：企业的责任就是心无旁骛，做好产品和技术创新，为顾客提供更好产品的同时，为自己创造更大的效益。

记 者：他律的同时，也需要自我管理吧？

卓勇良：当然了。企业家自身，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对于转型升级非常重要。在过去这些年，温州乃至整个浙江出现了一大批行业协会。对于当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转型升级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记 者：我们似乎忽视了一个群体，那就是消费者。

卓勇良：消费者的作用不可低估。他们是整个制造业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过去这些年，对于浙江制造业而言，正是因为培养了一批挑剔的顾客，倒逼了企业不断提升质量。过程中，他们更多采用了一种用脚投票的方式，“你的不好我就不买”，给生产者形成巨大压力，倒逼他们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记 者：“用脚投票”未免太消极。

卓勇良：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法治层面，严格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同样重要。法治的力量和个体的选择，缺一不可。

记 者：都说饥不择食，对于有些群体来说，质量没那么重要。有没有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那是其次。

卓勇良：消费和生产是息息相关的，这需要一个过程，不仅是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一个过程，消费者也需要转型升级，两个过程是休戚相关的。

记 者：换句话说，制造业没有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怪消费者咯。

卓勇良：不是怪，而是靠。消费和生产是孪生姐妹，命运共同体，一起出现，一起成长，消费升级的过程和制造业升级的过程需要同步，尽管现实中并没有完全同步，但这需要努力，尽量缩短时间差。

为啥我们的老百姓要去日本买马桶盖，背后传递的信号是，我们生产没有跟上消费升级的步伐，企业家们要敏锐把握到这些信号，及时调整自身产业机构，否则，就会被淘汰。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