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

川观新闻记者 肖姗姗 成博

红星路是中国新诗黄金时代的见证。在中国新诗的百年历程中，我们如何找准红星路的定位？红星路又见证了中国新诗怎样繁荣的过去与当下？川观新闻记者专访了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

川观新闻：1957年在红星路上创刊的《星星》，是新中国诗歌史上创刊最早的诗歌刊物。四川为什么能够领先全国创办诗歌刊物？《星星》初创时的社会反响怎么样？


龚学敏：四川一直是个是个大省，四川从来不乏诗人，尤其是有很多优秀的诗人。但是四川诗人虽然很多，当时可供他们发表作品的平台却很有限。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当时在四川省文联工作的白航和他的同事们，想到了创办一本专门的诗歌刊物。当时大家热情都很高，集体决定让白航写一份报告，上交给省委宣传部。几个月后，报告获得批准。白航与同事们，立即搭起编辑班子，征稿和征集刊名的工作立即展开。白航后来说，一开始大家认可一个字“星”作为这本诗歌刊物的名字，后来有人发现苏联有本杂志就叫做《星》，于是就改为《星星》，星星每天在天上闪光，很多人都看它，它最明亮，指引着人们的方向，又有诗意，最后诗刊就定名为《星星》了。1957年1月1日，《星星》首期出版，影响很大。

川观新闻：《星星》创办至今已经有64年，中间经历过19年左右的停刊，但只要《星星》出版，总能对中国诗坛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力的背后，是几代《星星》人坚持的以高标准对待诗歌的结果。那么，面对海量的投稿，《星星》选择刊登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龚学敏：确实，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家写诗的热情一直非常高，投稿也很踊跃。从《星星》创刊之日起，第一代《星星》人确立的编辑发稿方针一直影响至今：首先，诗歌应该来源于生活，从生活中感受思想，要有感而发。其次，我们看诗不看人，诗歌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诗人有名与否。

川观新闻：上世纪80年代，读诗、写诗在社会上蔚然成风。1986年，以《星星》诗刊创刊30周年为契机举办的为期一周的“中国·星星诗歌节”更是作为中国新诗的高光时刻，被永久定格在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当时的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对诗歌有这么高的热情？

龚学敏：1979年，改革开放的东风让《星星》重新焕发了生机，《星星》诗刊以及以《草木篇》为代表的一批曾被错误定性的作品获得平反，全国各地的诗人和诗歌都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一批年轻的诗人，经过漫长的冬天后，终于在这个诗歌的春天里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激情和创作方向。

1986年，《星星》诗刊发起了“我最喜爱的10位当代中青年诗人”活动。全国各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激动不已，纷纷向自己心中喜爱的诗人投上了“庄严”的一票。评选结束后，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10位，最终当选“我最喜爱的10位当代中青年诗人”。当年12月，为庆祝《星星》创刊30周年，《星星》在成都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星星诗歌节”。10位当选的“我最喜爱的当代中青年诗人”除杨牧、杨炼、江河三人因故未到四川外，其余七人都应邀到了成都，在成都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当时热潮的中心就在红星路，就在设于省作协的《星星》编辑部。

诗歌节期间，《星星》邀请每位诗人开讲座，门票价定位5元一张，这在当时是很贵的，但依然没有挡住大家对诗歌的热情。买不到票的青年人，甚至把举行讲座的文化宫礼堂的门都挤破了。作为活动主办方，我们通过门票收入支付了那次活动的所有费用，甚至还从中赚一点，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当年的诗人和现在最火的明星一样，一下子成为大家追捧的对象。读者热情得想跟他们的偶像们握手、找偶像签名，最后演讲结束的诗人都不敢从正门出来，需要从后门溜走。

川观新闻：《星星》复刊的最初那些年，也正是“朦胧诗”产生和发扬光大的时期。诞生之初，“朦胧诗”也曾受到过各种批评与非议，但《星星》却一直乐于刊登“朦胧诗”。在当时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中，《星星》是如何考量的？


龚学敏：《星星》复刊的同时，“朦胧诗”方兴未艾，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的诗作先后在《星星》上发表。“朦胧诗”本身是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诗歌，激发了读者的空前热爱，引发诗歌的创作热情。但这种特点也使“朦胧诗”成为了传统诗歌爱好者、诗人眼中的另类，在获得关注的同时引起了诗歌界的种种非议。1979年，诗人公刘在《星星》上发表文章《新的课题——从顾城的几首诗谈起》，他痛心地忧虑着朦胧诗在历史观上的片面和情绪上的绝望悲观，希望大家帮助这些“迷途者”，以“避免走上危险的道路”，一场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由此展开。

艾青指出朦胧诗的创作“排除了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盖世界”的地步了，也就是说过分地强调的以“我”为中心，忽视了客观环境的存在。诗人丁力、鲁扬、李丛中也坚定地否定这股诗风，称之为“古怪诗”、“看不懂”甚至“不是诗”……老诗人臧克家也义正词严地痛斥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虽然批评之声众多，《星星》仍然毫不动摇地支持这些新颖的诗歌流派，陆续重磅推出舒婷、傅天琳等朦胧派诗人的力作。当时的《星星》编辑部认为，“朦胧诗”确实有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特点。但这也是特色，读起来很有味道。朦胧、明白、经验、感觉皆能成诗，只要有新意，有韵味，有思想就行。

川观新闻：目前，《星星》诗刊已经形成一月三刊的规模，这在全国的诗刊中都是比较罕见的。做出一月三刊的决定背后，《星星》编辑部有怎样的考量？

龚学敏：其实和创办《星星》一样，一月三刊的改版主要还是为了适应当下诗歌发展的客观需要。近年来关注诗歌、创作诗歌、研究诗歌的人越来越多，当中也分出了很多的门类，产生了很多不一样的需求。我们尝试在每月上旬出《星星·诗歌原创版》、中旬出《星星·诗歌理论版》、下旬出《星星·散文诗版》，一来是给单期的杂志减负，内容更聚焦才能更好地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同时，这样做对提升《星星》的质量、维持影响力也是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和一批优秀的创作者建立稳定联系，把诗歌原创、诗歌理论和散文诗三个方面的内容做出深度、做出特色。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