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莉

汪曾祺先生在《随遇而安》书中写道，“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迁往云南，组成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学生，像蜜蜂寻找蜜源一样，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奔到昆明读书。”

文章里的学生们，有的从家乡骑着毛驴，有的从家乡一步一步挑着行李，有的搭轮船，坐火车，再步行，衣衫褴褛，碾转数千里到昆明求学。他们心怀一个信念，希望读书救国。

书就像暗夜里的一扇窗，里面点着灯。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住在中国西部偏远的小场镇边，物质贫乏，乡邻们大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没有文化生活。书和粮食副食一样，是家家户户最为稀缺的资源。

因为喜欢读书，我也像蜜蜂寻找蜜源一样，到处找书看。我的母亲是民办教师，连她都没有多的书读。更多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打完猪草，无所事事，只有在田野里游荡，消磨无聊漫长的时光。

让这一切改变的是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家隔壁搬来一户新邻居，他们是重庆人，下放到我们村里，靠出租连环画为生，每天到不同的乡场赶集。

和有书卷气的好人家为邻，这样的概率极低，就像沙漠里开出了绚丽的花，特不真实。那天，邻居正式搬家，看着一筐一筐的小人书从我眼前挑过，我才知道是真的了。花花绿绿的小人书搅得我夜不能寐，仿佛书里的人儿一个个跳出来，和我亲切的交流对话。

邻居家的生意不太好，一本书一分钱，大抵和一个鸡蛋的价值相等，身边的大人们吝啬钱，他们说读这些书无用。我家也缺钱，补生产队的超支，缴我们的学费，救济多病的外公外婆，攒钱修自家的房，这些支出吸光了父母可怜的工资。

女主人周妈妈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两家是共墙的邻居，我看书不要钱，可以通过劳动换取。两位母亲很快形成共识，我要给他们家从水井里打水，煮饭拉风箱，扫地，见啥做啥。

才认识的周妈妈成为我心目中除了母亲之外，形象高大美丽的人。尽管她个子矮小，背也很驼，一看就是操劳过度。她的右眼是瞎的，安了假眼，眼皮半耷拉着，孩子们只瞄一眼就晓得不对劲。这一次，大家默契的表示了友好，喊她周妈妈，除了她，周边的残疾人都配有一个不雅观的绰号。

周妈妈姓席，顺应当地的风俗，跟了夫姓称呼。她的本姓反而没有几个人知道。

打我认识周妈妈，就没见她闲过，缝缝补补，洗洗刷刷，切切煮煮，几乎没有走出过这个院子，她是我见过的最劳苦的人。周叔叔则是早出晚归，挑着书，赶一个又一个场。他俩和我的父母一样，活在放不下的责任里。

我最喜欢下雨天了。周叔叔无法出门，于是上千本用一条条麻线挂起来的小人书， 一串串，一排排，牵在堂屋里，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给我眨着眼睛。草草完成周妈妈分配给我的杂活，我就可以挑选自己喜爱的小人书了，在那个没电视没零食，没玩具没游戏机，看一场电影要等上个把月，还要跑十里八里的年代，这么多书，让我内心充满万般喜悦！小人书，带我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让我的生活变得如万花筒般五彩斑斓！

读书的时光是快乐愉悦的，有时也是悲伤的，有时又满心柔软得如五月的花海。那是我借助图画和少部分认得的字，随着图文并茂的剧情去了。这种心情，就像后来第一次坐翻滚列车，嗖的坠入悬崖，又立时高高飞起，毫无防备的抛向高空。直至全书翻完，故事结束，身体落在地面，半天回不过神来。

很多个夏日的午后，阳光照进周妈妈家，无数细小晶莹的尘埃，满屋里跳跃。我常常捧着一本小人书，躲在角落里看得发痴。周妈妈眯缝着一只眼，正对着一束光，阳光下的面容就像广德寺的观音菩萨，安然祥和。她在穿针引线，全家老小的吃穿用度都系在她的手上。

记忆中，周妈妈从来没有给我这个经常蹭书看的小丫头脸色看。这份涵养，与我妈的火爆脾气，与院子里很多动辄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大婶大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依稀还有一些印象，看小人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些插图实在太精彩了——孙悟空被妖精吃进了肚里；被唐僧念紧箍咒捂着耳朵；和一群小猴子在花果山摘桃子……

后来，我无法控制的把这本书偷偷带回了家。再后来，带到学校里，传来传去，全班同学排队轮流看了多遍，很多精彩的页码被人偷偷撕掉了，书一下子薄了很多，故事情节也中断了。

母亲痛打了我一顿，按书的定价准备了一把零钱，领着垂头丧气的我，等着周妈妈劈头盖脸的骂我。周妈妈手中忙着活，并没有责怪我，也没有收我家的钱，和颜悦色的叮嘱我今后要爱惜书。

那天，我所受的教育是震撼的，忙得像个陀螺，遭受过无数磨难却依旧大慈大悲的周妈妈，温柔又善解人意的周妈妈，她一定是三打白骨精里的观音菩萨变的。

那几年，前前后后，我不知道白看了周妈妈家多少本小人书，算下来起码也有几百个鸡蛋吧。我的同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难得遇到这样的好邻居，这让他们对我充满嫉妒。我的作文写得很好，超出他们一大截，我想这里边有小人书的功劳。我有限的口才也得过些许表扬，应该也是给小伙伴绘声绘色转述小人书里的故事练出来的吧。我的少年时代，因邻居家的小人书而与众不同。

实际上，周妈妈家经济境况并不宽裕，生了五个孩子，还有两个老人，全家十余口人没有生产队的集体收入分配，就靠这些小人书，一分一分的攒钱，紧巴巴的过日子。

文字养人，现在回过头来总结，我的基础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对善恶美丑的最朴素的认知，就是从小人书中获取的。不像现在的孩子，可以在动画片里，在舞台剧里，在科技展览馆里，在游学中吸取。

此外，周妈妈的言传身教，也让我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每当看到小人书里善良，谦和，慷慨的女主角，大家都会想到她。

除了周妈妈家的小人书，新华书店我也是常客。去得多了，宽容的店员允许我在店里白看，内容是社会主义建设，红军长征回忆录等等，完全是囫囵吞枣的读，没有选择。母亲容忍我把时间消耗在书店，因为这是农村孩子走得更远的唯一通道。

后来，班上有同学订阅了《少年文艺》杂志。我敢说我的同龄人都有关于这本杂志的记忆，那些或忧伤，或优美，或向往的文章和插图，让当时的我依稀看到农村孩子也可以有美好的未来，而不仅仅是学一门手艺，打一份工，嫁做人妇。

当我初中快毕业时，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周妈妈全家搬到了德阳，他们顺应时代，彻底改了行。那时，各类私人书摊报刊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各种应接不暇的读物在夜市地摊上供人自由挑选，经历了文化荒漠时代后的人们对阅读的期待喷薄而出。我在学校读报栏天天浏览到天擦黑，在课堂里偷看金庸武侠小说、琼瑶小说。书籍真正是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周妈妈和我母亲相互扶持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周妈妈搬走。至今，我们和昔日的邻居没有再见面。也会时不时有他们的消息传回来，周妈妈80多岁了，身体康健，儿孙满堂，晚年幸福。“善良的人终究不吃亏，即使眼前吃了小亏，未来也会有福报。”母亲去前年清醒时还念叨道。能量守恒，此消彼长啊！

往事如烟，斗转星移，关于小人书，关于新华书店，关于少年文艺的记忆，犹如一本历史相册，记录着几十年来民生改善的渐进过程。而当年读小人书的孩子也都已白头，这些陈年往事，在岁月的流逝中慢慢遗忘，却不会被完全遗忘。就像六六写的，“岁月可以改变一些，岁月也会改变不了一些。”

刚刚过去的春节，天气突然回落，外面细雨绵绵，室内温度适宜。这样的夜读，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从前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好书百看不厌，再读《随遇而安》，让我想起北大中文系百年时，陈平原先生谈西南联大的老照片给他的感动：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器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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