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地震灾区的转型重建

杜受祜、杜珩

2008年5月12日那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天崩地裂、江河倒流，锦秀山川倾刻化为废墟。灾害无情人有情，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彰显，经过三年的对口援建，七年振兴重建，灾区浴火重生，旧貌换新颜。

我们已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决胜全面小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今天，回顾5·12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所走过的道路，探索灾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路径，不仅事关灾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战略实现的全局。

对于正在决胜全面小康的当代中国，5·12汶川地震灾区的转型重建最具备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有以下几点：

为解决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精准扶贫等矛盾探索了道路、积累了经验

重建第一阶段，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援建省区用不低于本省1%的财力支援灾区的重建。在这样的强度下，短短2-3年内，灾区完成了重建任务，居民住房条件、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都得到恢复和改善。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2011年日本3.11地震，到2017年，灾区的废料尚未清空、赔偿还未终结、灾民尚未返家。社会制度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三年之后，重建的重点转入支援省与受援县建立互利共赢、长期合作机制阶段。最令人鼓舞的是浙江省与极重灾区的青川县从1996年就开始了对口支援，5·12地震后又作为对口重建单位，自2011年启动了十年长效帮扶计划，连续三年每年实施十个特困村建设，开全国扶贫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先河。浙江省的帮扶无缝对接，从县级部门到乡村基层、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从医疗卫生到教育文化、从脱贫攻坚到经济社会发展；浙江省对口支援力度最大，累计安排资金近90亿元，共派遣各类专业人才40余批、4500多人次帮扶青川，实行“输血”与“造血”“扶贫”与“扶智”的深度融合，为青川培育了一大批叫得响、潜力大、质量高的优势特色产业。培养出各类本土人才2万余人。最关键的是浙江省历届领导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对口扶持工作。时任浙江省领导的习近平、张德江、夏宝龙、赵洪祝、李强、陈敏尔、黄坤明、蔡奇等都先后到青川，调研视察帮扶工作。历届青川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也先后赴浙江对接扶贫协作工作。浙江省与青川县的对口扶持所创造的经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了体现，为完成19大提出的解决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扶贫攻坚机制等都有重大的贡献和价值。

灾区可持续发展的转型重建道路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认为事物发展的规律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重建显然不是原有基础的简单恢复，而应当是理念、模式、路径等方面的创新，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转型重建之路。

震前极重灾区县的共同特征是，森林、矿藏等自然资源富集，既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地区，也是龙门山生态脆弱地区；无一例外都选择了资源开发型的工业强县的发展模式。5·12汶川地震一定意义上讲是对灾区过去发展模式的否定和批判。摆脱对传统模式和路径的依赖，转型发展是灾区重建的必然选择。

地处震中的汶川县水磨镇的华丽转身就是极重灾区县转型发展的典范。震前的水磨镇是典型的重化工业城镇，聚集了阿坝州的63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在收到短期的税利效益的同时，却付出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的沉重代价。震后由广东佛山市对口援建水磨镇，共同重新审视水磨镇在区位、资源、产业等方面的竞争优势，探索转型升级重建道路。经过近10年的努力，水磨镇实现了从工业园区向以体系教育、绿色居住、流通商贸为主的山水环境宜人的服务型城镇转型。2010年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2013年又升格为国家5A景区。打造出以“汶川生态新城，西羌文化名镇”为名片的水磨古镇旅游。开辟了环线农业旅游，带动了包括衔凤岩等七个村的旅游业发展。在崛起的旅游产业带动下，2017年全镇经济总收入是地震前的7.7倍，年均增速22.7%；农民人均纯收入是震前的5.16倍，年均增速17.8%。

水磨镇的转型不是个案，极重灾区县不约而同都把旅游业发展成为了新兴支柱产业。旅游业年均增速大都超过20%。其中都江堰市超过150亿元，安县和北川县达到50亿元。更为可贵的是极重灾区县以旅游为统领，将品牌、文化、农业、工业、小镇、乡村等与旅游有机融合，摸索出包括“旅游+品牌”、“旅游+文化”、“旅游+农业”、“旅游+特色小镇”、“旅游+扶贫”、“旅游+体育”等旅游新业态，推进了重建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灾区转型重建还在滚石上坡的路上

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认为，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者的有机统一，也是建立在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基础之上的经济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用这个标准来审视极重灾区县的可持续转型发展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矛盾：

极重灾区县基本上是以采矿、冶炼、加工为骨干，以第二产业为经济主体、税利主体的经济结构。经过灾后十年的重建这种畸形的格局仍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迄至2017年彭州市等县的第二产业比重仍然超过50%。而且第二产业比重不降反升。

由于地震损坏毁了部分矿山，加之日趋强化的生态红线约束，以及受市场需求不振、企业经营效益下滑等因素的影响，第二产业增加值逐年下降，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名也逐年下滑。

绵竹市就集中体现了灾区县受传统经济结构、发展路径的束缚，转型困难重重：

一方面依靠丰富的磷矿资源，磷化工产业是县域经济的传统支柱产业。境内既有几十处矿山，也有省级磷化工业园区和龙蟒等大型的磷化工企业。震前绵竹多年都是四川省工业10强县之一。到2016年，全市以磷钛化工产业为主的矿产品、化工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行业的税收贡献仍占全市税收的17%。另一方面，磷矿主要分布在九顶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磷化工业园区对当地大气、水、土地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引发了群体性的冲突；也是环保巡视要求限期整改的问题。

一方面，按照国家关于自然保护区内探、采矿权依法有序退出的要求，到2017年全市已封闭97.1%的井硐。关停的企业的增多，替代产业一时又难以形成，致使县级工业产值在四川全省的排名降到第26位。财政收入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包括修复灾后形成的大量地质灾害隐患等工作亟需推进，下岗职工再就业、扶贫攻坚、保民生、促转变等工作对财政的需求与财政供给之间差距日增。

走出两难的困境，破解保护与发展之间的难题，实现可持续的重建发展是摆在灾区面前的重大课题。极重灾区重建的探索告诉我们出路还在于，首先，要从当地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生态地位，主体功能定位等县情出发，不照搬其他地区的模式，选择适合本区域的绿色发展道路和模式。其次，打破旧有的观念束缚和路径依赖，以“大保护”为抓手，倒逼经济转型、走出了一条“不砍树、不开矿”，经济仍然持续发展的路子。第三，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钥匙，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发挥这些地区良好的生态本底的优势，通过培育生态特色产业，发展森林培育、生态旅游、生物质能源、生物质材料、生物制药等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变成区域新的支柱产业和脱贫致富重要收入来源。

（作者单位：杜受祜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杜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震灾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