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危机，叫做“四分之一人生危机”。顾名思义，它指的是我们在人生的四分之一处，迎面撞上的一种危机感，我们姑且称它做“青年危机”吧。青年危机与年龄信号紧密相关，从25岁－35岁之间的人群，都可能承受着这种危机感的折磨。
尤其是在即将步入30岁这个门槛级年龄的时候，自我、亲人、社会对我们的期许是“三十而立”。我们被认为应当已经成家、已经立业。可现实的状况却是，房价飞涨买房无望；交际圈狭小没有稳定的亲密关系；甚至摸不清楚自己到底擅长做什么...... 时间推着我们到了要“三十而立”的关口，可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却仍然将我们再次扔回未知的深渊：三十而立，究竟“立”的是什么？又要如何“立”？如果还“立”不起来，要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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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人生危机的种种
若不是看到“青年危机”症状的自我检测量表，以及维基百科对Quarter-life Crisis（“青年危机”，直译为“四分之一人生危机”，英文缩写QLC）建立的词条，很多人也许还不知道，“青年危机”这个现象已经可以通过一套心理、生理方面的知识来界定了。首次提出青年危机的人是亚历山大·罗宾斯和艾比·维尔纳，二人是好友，当她们意识到自己在这四分之一人生节点不那么开心时，便试图统计同龄人是否有相同的处境。她们采访了上百人，发现很多人和他们一样都在挣扎以及寻求出路，但都没有将其归结为“遭受危机”。2001年她们合写的《四分之一人生危机：你二十几岁时独特的人生挑战》面世并成为畅销书，“青年危机”也就成了描述成年人早期[1]困境的专有名词。
英国学者罗宾森（Oliver Robinson）在2008年写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成年人早期的发展危机：复合定性分析》，自那以后他做了一系列的定量研究、定性分析和深度采访。他搜集数据，发现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在进入了“现实世界”之后，大部分都丧失了安全感，经常失望、寂寞以及沮丧。2011年5月，他基于Gumtree.com网页所发起的千人调查的数据，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英国心理学年会上发表了相关的研究结果。结果显示，有86%的人认为自己30岁之前在人际关系、经济收入以及职业等方面要获得成功“很有压力”。25岁~35岁之间的人，与其说在这“四分之一”的关卡上尝到积极生活的甜头，不如说他们较早地经历了对现状的否定和怀疑。“危机”在青年们身上的普遍程度与社会对该阶段危机的普遍忽视是同时存在的。
怎样才是体验到了青年危机？当人生的现阶段总是被一些困难、压力、负面情绪占据时，就可以说你已经感受到“人生危机”了。青年们常被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挑起自我的否定和怀疑。
《人生四分之一危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讲述他们的压力》
作者：（美）海斯勒 著
译者：孙璐 译
版本:新华出版社 2012年1月
比如围绕“修身”的种种：很久没完整地读完一本书了；记忆力好像已经开始衰退；体力开始不支；胶原蛋白开始流失，发际线开始上升，照镜子好像有鱼尾纹了，白头发也多了起来；少盐少油少碳水化合物，多水果多蔬菜多锻炼核心肌肉群......
围绕“成家”的种种：这个从大学（高中）就开始待在我身边的人，似乎已经不是最适合我的人了；异地恋与异地婚；婚礼要露天的还是室内的，中式的还是西式的；过年要回家；又收到请帖了；又有人生小孩了；戒烟戒酒，要提前一年服叶酸才行。
围绕“立业”的种种：只能做专业不限的相关工作——端茶、倒水和打杂；在大城市还是小地方之间犹豫；在要工作还是要生活上踟蹰；在租房还是买房问题上倍感压力；干哪一行才能买得起学区房的疑惑；无薪酬的加班；没有灵魂的职业微笑。
这些细节看似分散，却是每一个人的日常。而且，任何一个小点带来的否定最终都是全面性的，把你连根拔起。一开始只是一些情绪，积累久了便逼迫自己提出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对于这种现状我真的满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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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感”：一种持续的不安
对生活和世界的信任能够压过这份怀疑，哪怕有了“我很焦虑”、“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真要一直这样下去吗”的疑惑，青年们也很少将自己归结成为正在经受“危机”。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自我认识系统——“焦虑不安是可耻的”；一整套屏蔽系统——“可能只是我多想了，现实状况没那么糟糕”；也有一套自我劝服的方式——“我只是不够努力”。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据说引发很多人共鸣的一句话：“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成了瞎子，聋子，眼里除了他，什么都没有，连伤害都觉得这是一次关于爱情忠贞的测试，你还会傻不兮兮地告诉自己，要坚强。”如果换成了“爱生活”，这句话就是大部分人面对生活危机时自我劝慰的套路：当下经历的焦虑只是个非常个体的情绪罢了，闹一闹就好，接下来还得继续和现在的日子谈恋爱。
《自体的分析： 一种系统化处理自恋人格障碍的精神分析治疗》
作者: 海因茨·科胡特
版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年9月
不过，上述的自我认识很容易动摇，因为处境始终与自认为的“更好”有差距。屏蔽系统也很容易被攻破，至于劝服自己的方式则需要不断更新和升级：一开始只是发条自我激励的朋友圈就好，后来得作诗、唱歌、写日记、吃大餐才觉得痛快，再后来得拉着别人倾吐2个小时以上的负能量，以及总得问出“原来你也过得不好”才心满意足。或者干脆化压力为暴力：欺负一下电商的客服代表或外卖小哥，打个牌侮辱一下牌友，看场球咒骂一下球队，厕所蹲坑刷微博调侃以及嘲笑一下别人的大事小事和糗事。一切都还维持着表面的和平，直到这些问题被随便的一个人“以表关心地”随便一问：你怎么还在读书啊？你找的什么工作啊？你收入怎么样啊？有对象了吗？有对象那结婚了吗？买房了吗？……这些问题让自己重又回到压力和危机的漩涡中。
处境没有实质性改变，危机感便会一直存在。那一整套自我认识、屏蔽和劝服的技艺，其实都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我要尽可能地回避，也尽可能地延后“转变”的时机。因为对于“如何改变现在的处境”，青年们其实毫无头绪。
弗兰克·克默德《结尾的意义》
青年阶段不同于其他年龄阶段，社会赋予了这个阶段太多的期待。
（1）它与特定的“年龄”——尤其是30岁——联系得非常紧密；
（2）它暂时是隐蔽且不为人重视的，因为它不会关系到生死这样的终极问题，而且社会正需要年轻人的活力，如果表明他们其实精神上是“死气沉沉”或“患得患失”，这不仅在生理上显得不可能，而且在社会角色的定位上也不符合期待；
（3）危机的日常化，可以通过某个日常生活细节全面地诱发或强化；
（4）它，如果存在的话，其实表明了一个趋势：有危机感的群体在向着年轻化发展，而且体验危机的年龄还有不断提前的趋势。由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可能孕育出了下一代，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危机感“传染”给下一代，并且以“不能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为目的来规划孩子的人生。所以，很可能现在的小学生其实也有不同于以往小孩的“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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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无声语言”和世界的“有声信息”
现在的人越来越怕提到年龄，要么怕别人轻看了自己——你还小。要么怕别人觉得自己很老。尤其女士，被问“你今年多大了”时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
其实年轻人对年龄敏感，不是数字本身带来的，而是这个数字背后那些被人们“贴上”了“质”的东西，即它背后的社会要求。父辈们的教导常常是“在合适的年龄做恰当的事”。这本身无功无过，但“合适的年龄”其实并没有一个显性规定，它以一种无声地语言在传达它的“标准”。社会正是用标记年龄、赋予起相应价值，标记工作时长与休息时长等无声的方式，实现它的组织性和秩序性，哪个时期都一样。
父辈们可能随口就来，“我到了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早就已经……”，这可能涉及到结婚年龄、生育年龄、工作年龄。劳动市场也会以它的方式来“分门别类”，比如，招聘启事上通常都是有年龄规定的。30岁在现代社会正好是这样一个年纪：在父辈们看来（与自己相比）差不多必须完成成家立业等事情，而大部分行业，它可能是招聘启事上的年龄上限了。
《秋空爽朗：童话故事与人的后半生》
作者: 艾伦.奇南(美)
译者: 刘幼怡
版本: 东方出版社 1998年9月
人与动物的一个显著区分，就是人的“婴幼儿时期”相对较长，而且这个时期基本上无法离开别人的帮助。但是，现代社会培养一个人成才的时间也在延长。一入校门，一学可能就是20多年。20多年意味着，当初要阅读并背诵全文的那些课文早就收进仓库了，教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方法也已经更新换代了。2002年《疯狂英语》曾经有一篇文章叫《回归垃圾堆》，最后那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生活像是在跟教育者开玩笑，花了半辈子时间所学到的东西，到了后半辈子，发现都是错的”。而这种“回归垃圾堆”在碰到成人世界的时候来得更加“实在”：一直坚信只要努力便可以不断激发自己的巨大潜力，如同所有励志片的剧情设定那样有极好的工作、声望、成就与财富，直到发现自己最后不过是个顺从的打字员，挤地铁的沙丁鱼。
另外，人们获得的信息是“世界性”的，相应的“选择”似乎就多了起来。当问及60年代或7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如何度过他们的30岁，如何做职业选择的时候，他们回答得很简单，“盯着手头要紧的事去做就行”。现在的年轻人，盯紧的却不是“眼前”的事情，而是抬头望着整个星空。他们竞争的对象已经不是隔壁班的小红和小明了。“做得好不好”这个比较可以从华南比到华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世界的信息在量上是“星空”，而在质上，我们更容易被这样一些故事版本吸引住眼球：一个人付出如此少，但是他却成功了；一个人付出的如此多但他其实是一个失败者；或一个人他不够努力，所以得到得太少。现代人眼里的“成功”不仅意味着对“这个人拥有多少”进行了量化和比较——有几套房产，有多少的休闲旅游时间；还意味对着他成功的原因也可以量化分析，他的路径值得模仿——因为他的父亲有钱，因为他辍学了。参照着世界的信息，在自恋与自负的交互作用下去选择了一个想象的“目标”，正因“目标”的内容本身是超负荷的，它带来的压力也是超负荷的。
网上流传的教你如何画一匹马：1.画2个圆圈；2.画马脚；3.画马脸；4.画鬃毛；5.添加一些小细节。可是如何“添加一些小细节”最终成就这匹马却是个最神秘的未知。
现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装着一个计算器，有一整套计算的知识和公式。连最具有文化内涵的“仪式”也是可以计算的。越来越多人说，早就感受不到婚礼的“仪式感”了，锣鼓鞭炮，闹婚习俗还令人相当尴尬。体验到仪式感是需要“时间”的。比如，写情书。如果是飞鸽传书，光想象对方收信、读信、写信，在等待和怀疑着“到底有没有给我写信”的时间中，就已经把自己的情感完全充实起来了。当生活已被计算时，婚礼就成了一种规划，一个流程——30岁之前必须结婚，必须有一场盛大的婚礼。
因此，这些信息保留在了头脑中，以“人生闹钟”的方式，在适当的年龄关头，全方位地拉响警报。青年危机一方面来自于带着社会导向的年龄-价值，另一方面便来自于自我误解：世界在说着形形色色人的成功信息，它们与“我”是“同时代”的，那么我也可以通过比较、量化和模仿“同样达到”这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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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机为转机
也许，理清头绪首先要从正视“危机感”开始。弗兰克·克默德在《结尾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一书中说，“人们出生之后就迅速‘进入中间’”。人的出生是很容易想象的，但是结尾却往往是难以确定的，因此人会一直处于惴惴不安的状态中，如何度过这个生与死的“中间”阶段其实一直紧随了这样一种不安的情绪。危机本质上就是一种提前来临的终结感，一种对“结尾”的隐喻，“在这么下去就快结束了，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了”。这种结尾感刺激我们让未来提前来临，以便更好地总结过去和把握当下。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中便指出，青年危机、青少年危机、中年危机、老年活临终者危机在时间结构上都是类似的。承认人生各个“转变”的节点都可能爆发危机感，这才是度过危机的开始。
因此，对于青年来说，危机感虽然让结尾提前来临，但它同时还意味着一个新开端。罗宾森认为，正是那些“极其想要转变”的人才更容易体验到“青年危机”：极其想要成功的；关于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有着强烈理想主义的；以及在一定年龄需要实现这些计划却没有实现的。人从体验青年危机到度过青年危机会经历4个阶段：感受到自己被禁锢（locked in）住；分离（separation）；试验-失败-试验的反复探索；重新解决。而且罗宾森的研究表明，大部分人在事后回望自己的整个过程，发现这一“成长”虽然痛苦，但的确让自己过上了更贴近于自己倾向和喜好的生活。
我们习惯于用一些符号调侃那些危机中的困顿群体（剩男剩女，单身狗，码农，房奴）。这些标签背后既是同情，但也隐藏了价值取向：这样的生活是不可以取的。它们无异于在提醒马上要进入这个阶段的年轻人，要像预防疾病一样地防止自己感染上这种“症状”。无论是出于同情还是隔离，给一个现象命名不代表真正的理解，不见得赋予一个东西名称，人就可以成为控制它的主人。这些做法偶尔会妖魔化青年，让青年调适的空间被压缩得更窄，他们会在行动之前就被这些名称背后的无声指责所打败。
《自我与自性》
作者: C.G.荣格
译者: 赵翔
版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4年4月
青年自己也应该认识到危机其实既在刺激人做决定，是重新审视，也是自我突破。危机的背后其实是发展的转机。自我审视比照的对象不能太大，否则会生荒诞感，拿自己所匮乏的东西与全世界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作比较，就像说“我的脖子太短了，长颈鹿的就挺长”。要从无从下手到找到方向，先得找到相邻的参照系。
自我突破还要有勇气舍弃生活现阶段所维系的表面和平。所谓“表面”，是已开始觉得生活流于形式化，却无力动手。它会让自己觉得周围的一切是“由他人决定的”。这种外来的控制，写进了意识，它们让自己在任何场合都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局外人”，因此总想拿个橡皮把它们擦除干净。罗宾森认为“试验-失败-试验的反复探索”是度过危机的必经之路，这意味着要敢于尝试，不要害怕失误和犯错。生活要变为自己的主场，不是屡战屡败，养成了习得性无助，而是屡败屡战，在现在的战场上至少拿下自己的一分。
[1]参见发展心理学理论的划分。埃里克森（Erikson, E.H.）提出了人生发展的八阶段理论，莱文森（Levinson, D.）则划分出了“人生发展的四季”和成人初期阶段（Early Adult）。综合二者，罗宾森（Robison, O.）将21-40岁称为成人初期阶段。该阶段的人开始结束青少年阶段，逐步走向成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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