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观察记者  杨洁  邓也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民工在其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何认识农民工的贡献和价值?如何更好挖掘他们的发展潜力?近日,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郭晓鸣。

看过去不可或缺

●第二产业每年为国民收入增加贡献率超过40%,2017年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占全部第二产业就业人员67.8%

●我国城镇化率从17.9%增长为58.5%,2亿多农民工事实上成为了中国城镇化率突破性提升的主要贡献者

●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78%,毫无疑问是农民增收的最大推手,也是农村大面积减贫脱贫的重要源泉

记者:农民工问题始终是中央关切点、政策聚焦点和社会关注点。从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就地进工厂”,到90年代“离土又离乡、进城进工厂”,再到新世纪以来成为“新型劳动大军和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历史贡献不容忽视。

郭晓鸣: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流动和转移,既是世界范围的共同趋势,又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共振下的经济现象,同时还是对劳动生产率不懈追求的人类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客观产物。中国发展也遵循着相同的规律,而且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制度特征,使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民工潮深深烙下了独特的中国印记。

其中一个印记,就是农民工是推动我国快速工业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40年来,第二产业每年为国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超过40%,我国成为当之无愧的制造业大国,作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功不可没。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为1.49亿人,占全部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67.8%。更为重要的是,历年农民工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下,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比超过85%,有约三分之一接受过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他们对非农产业接受度高,学习和应用新技能速度快,加上吃苦耐劳、勤俭诚信的传统美德,为我国40年来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农民工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郭晓鸣:农民工是促进我国城镇化水平突破性提升的特殊群体。1978年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7.9%增长为58.5%,其中,占城市居民总量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有着突出贡献。农民工不仅是城市建设的重要主体,而且是各类消费性服务业的主要从业者。作为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2亿多农民工事实上构成了40年来中国城镇化率突破性提升的主要贡献者。近年来,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参与度不断增大,归属感显著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进城农民工的下一代正在逐渐成为新市民,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为83.3%,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的在校率达到98.7%,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留得住、稳下来的真正基石。

记者: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极大地解放了困在土地上的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很多人奔走在城乡之间,成为农民工。虽然身在外地,但农民工对乡村建设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晓鸣:二元户籍制度下的人户分离的农民工流动方式,客观上不仅为我国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乡村建设推动力。改革开放40年来,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78%,毫无疑问是农民增收的最大推手,也是农村大面积减贫脱贫的重要源泉。也正是在这40年间,大量农民工“空手岀门,抱财回家”,巨量打工收入持续不断由城市流入农村,由此带来农村房屋建设投资年年攀升,农户居住和生活条件大幅改善,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大幅减少同时又有效缓解了极为尖锐的人地矛盾,促进了土地流转和集中,进而成为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因素。所以说,农民工是加快我国乡村建设全面提速的支撑性动力。

看现在作用特殊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地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大批有技术有经验的农民工是这一新动能的有力支撑

●农民工将会为小城镇发展作出更为突出的支撑性贡献,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中坚力量

●农民工既理解城市和市场,又了解农业农村,是有效化解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管理人才和劳动力匮乏的有生力量

记者:可以说,农民工是对经济发展动向最为敏感的群体之一。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工会创造怎样的价值?

郭晓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地区间的不平衡是最大的不平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地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大批有技术、有经验的西部地区输出的农民工将成为这一新动能的有力支撑。以四川为例,2012年四川农民工省内和省外务工人数首次发生逆转,到2017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2505万人,其中,转移到省内已经超出省外115万人。所以,农民工将成为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小城镇一端联系城市,一端服务农村,是城镇化体系中不可替代的基础单元。农民工也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二者之间可以发生怎样的“化学作用”?

郭晓鸣:近年来,我国小城镇发展迅速,在优化城镇空间体系结构和提升城镇化质量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农民工在小城镇的人口聚集和产业集中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可以预见,伴随着小城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发展特色产业、服务现代农业等方面功能不断强化,农民工将会为小城镇发展做出更为突出的支撑性贡献,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中坚力量。

记者: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战略部署之一,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农民工如何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

郭晓鸣:农村管理人才和劳动力的缺乏是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最为凸显的矛盾,农民工既理解城市和市场,又了解农业农村,其中一部分农民工有能力、有意愿返乡创业就业,在乡村发展新的舞台上施展才能,他们将不仅成为有效破解“谁来种地”矛盾的有生力量,而且还能在创新乡村治理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合理引导部分农民工返乡是乡村人才振兴必须重点聚焦的一个方面,农民工应当也必须成为未来乡村发展的关键性力量。

看未来潜能与风险并存

●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既进一步发掘农民工巨大发展潜能,又让农民工能够和其他群体一起平等共享发展成果

●当前农民工呈现出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和群体性特征,如代际转换、对就业和市民化有更明确更自主的诉求

●从四个方面更大力度地创新体制机制和完善相关政策,为农民工群体继续提供良好发展环境

记者:在作出贡献的同时,农民工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何更好满足农民工的需求,让他们平等地分享发展成果?

郭晓鸣:由于传统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在制度夹缝中生存发展的农民工普遍性地付出了较大的个体和家庭代价,这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总体上看,农民工在地区间和城乡间的过大过快的流动,以及其作为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作为城市新居民的社会融入和政治参与不充分、作为千家万户“主心骨”的家庭撕裂和传承断裂等突出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潜在风险,成为制约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的重要因素。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必须更加强调从全局的战略高度审视和筹划农民工问题,既要进一步发掘农民工的巨大发展潜能,使其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贡献;又要加大力度突破制度瓶颈,让农民工能够和其他群体一起平等地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准确把握当前农民工呈现出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和群体性特征。其一,处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发展战略之中,非农产业和现代农业对农民工存在强烈的双向需求;其二,农民工规模增速总体趋减,老一代农民工退出的代际转换加速,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主力军;其三,农民工从以选择就业的流动为主,向就业定居并重的转移为主的发展阶段转变,对就业和市民化有着更明确、更自主的诉求。

记者:农民工仍有较大的潜力可以挖掘。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促进农民工个体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郭晓鸣:针对新的形势和变化趋势,在农民工问题上我们必须以更积极的态度主动作为,重点从四个方面更大力度地创新体制机制和完善相关政策,为农民工群体继续提供良好发展环境,让他们能够再度出发,再创辉煌。一是切实践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赋予进城农民工完整市民权;二是深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盘活要素、提高配置效率为核心进行创新,探索建立农民工的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农房,以及其他资源产权的自主有偿退出或市场交易制度;三是重点关注创业、待业和养老三类不同的农民工返乡群体,因地制宜地分类探索建立有针对性的扶持或保障政策;四是探索建立发现和回引返乡能人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特别是应注重培育或重用一批返乡“能人”成为新型农村管理人才,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集体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