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观察记者 吴梦琳 文/图
8月14日，“浮光跃金——中国古代典籍简史展”在四川省图书馆五楼李劼人、李一氓文库开展，通过“先秦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四个板块，甄选有代表性展品60余件，展现文字的产生、典籍的萌芽，到历代典籍的出版和制作，以及不同时期的重要典籍以及相关人物与事件，呈现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典籍历史。
书籍材料：从龟背到竹简再到纸张
在展览现场，展出了一些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复制品，这正是典籍最初的形态。
“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早在远古时期，先民们在龟甲、兽骨上刻下文字。到了商周时期，人们开始使用竹简作为记录材料，还流行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成为典籍的萌芽。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哲学思想和科学理论兴起，出现了儒、道、法等百家争鸣盛况，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大量的简牍诞生，书籍也正式产生并获得迅速发展。
据省图特藏部主任杜桂英介绍，古代的简既有竹简也有木简，竹简多为合编，篇长可以任意扩展，木牍则常常是单用。“简牍书写工具，有笔墨，也有刀刻。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书籍最主要的形式，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有关图书的名词术语、书写格式以及写作方法等依然承袭了简牍时期形成的传统。”同时，在简牍盛行之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开始被作为书写材料。
直到造纸术的出现。经过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经验和智慧的积累，西汉时期造纸技艺被发明，到了东汉时，蔡伦利用树皮、麻头、破布等，经过挫、捣、抄、烘等一系列工艺程序，制成植物纤维纸，大大降低造纸成本，用纸书写逐渐普及。
展览上，一本《后汉书》典籍中，能够看到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蔡伦改进造纸术，成就了中国书写材料的历史性变革。东晋桓玄称帝时，还正式发布了用纸取代简牍的诏令。”杜桂英说。
书写形式：从手抄到印刷的飞跃
而书写，也经历了从人工手抄到印刷的一个飞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籍，全部是靠人工抄写完成，这些人自东汉以来被称为“佣书人”。据介绍，在隋唐五代时期，政府还专门设置了大批专业的书手，专门抄写。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书籍制作需求增加，在唐代时期，雕版印刷术应运而生，为书籍的生产方式带来巨大变革，也与造纸术一起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雕版印刷就是在一定厚度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在印刷时，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盖在其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就能在纸面上留下字迹了。”杜桂英说，印刷术的诞生，也让中国的书籍发展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展览现场，不仅展出了雕版文物，还专门设置了雕版印刷体验，让读者亲自感受古人的智慧。“宋代时期，雕版印刷术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当时的蜀地，正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蜀刻本。”杜桂英说。
随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进一步提升了图书印刷的效率。此次展出的一本清代光绪时期活字印刷的《全蜀登科记》，记录了当时科举及第士人的名录。
同时，抄书依然盛行。明清时期包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官方组织的大部头丛书的编写，都是靠抄写完成的。“这也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写本典籍。”杜桂英说。
典籍保存：现代技术助力
中国古代典籍长河的历史画卷中，书籍不仅制作形式和书写形式多样，装帧形式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如今能够看到的，就有包背装、蝴蝶装、线装、经折装等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典籍数量不断增加，内容日渐丰富，形式日趋多样化，典籍也从社会上层逐渐普及到中下层民众，直接促进了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此次展览，还同步展出了不同时期的重要典籍及人物故事。古人的智慧和思想，正是通过这些典籍，流传至今，构成了蔚为大观的中华传统文化宝库。
但实际上，不论是竹木简，或是缣帛，或者是纸张，其实都是十分脆弱的，穿越漫漫历史长河留存到今天，实属不易。据介绍，近年来，图书馆加大对古籍的整理、保护和利用，善本再造、微缩影印等现代技术，让这些珍贵的文献典籍，被更好地利用。“本次展览还特别展出中国国家图书馆依照原书版式规格、纸张装帧，仿真影印的《永乐大典》。”杜桂英说，国家图书馆的系统影印，不仅使《永乐大典》永无灾厄之虞，亦将使之化身千百，传之久远，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一伟大文化奇观的恢弘气势和不朽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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