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观察记者 吴晓铃
历史上的成都，在唐宋时拥有“扬一益二”美誉。但在更早的两汉时期，它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个怎样的地位？
2010年，两通在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出土的汉碑，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列备五都。也即在都城长安之外，彼时的成都，已是全国商业最发达的5座城市之一。
这两通汉碑，就是现存于成都博物馆的裴君碑和李君碑。它们以总共2200余字的巨大体量，在陈述裴、李二人的功德之外，留下了不少关于成都的记载，成为今人了解两汉成都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历史信息的宝藏。
两汉成都“列备五都 众致珍怪”
2010年11月5日，天府广场东御街口人防工程在施工至地表下5米处，发现了两块石碑。
石碑相距约1米左右，都有两米多高，重达4吨左右，各有完整的碑帽和底座，最让考古人员欣喜的是，石碑保存完好，蚕头燕尾的篆刻字体清晰。
经过考古人员此后的清理和识读，这是两块东汉石碑，分别记录了东汉姓裴和姓李的两任太守的功德，因此分别被命名为“裴君碑”和“李君碑”。
成都博物馆博士黄晓枫介绍，根据裴君碑上的文字，专家们得以了解李君碑立于东汉阳嘉二年（133）冬，因本初元年（146）6月的洪水而倾倒。其后，由当时的太守裴君主持重立。裴君碑刻立的时间则略晚，应为裴君任蜀郡太守期间或其后由其属吏们刻立，为他的任绩歌功颂德，没想到却因此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当时蜀郡经济与教育事业发展状况的生动描述。
成都东御街出土的裴君碑
成都东御街出土的李君碑
黄晓枫说，裴君碑里有“蜀承汶水，缉熙极敬”的文字，“这与《史记·河渠书》中‘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等记载非常吻合。
最近几年，考古出土的李冰石像等文物，也实证了汉代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郡，在两汉时期物产丰富。它们正是得益于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水利设施优良的农业生产条件。”
此外，裴君碑描述成都“旧设储值，瑱盈殿馆。金银文锦，骇目动欲”，也与《后汉书·贡禹传》“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等记载吻合，说明汉代成都丝绸、金银器、漆器等手工制造业的兴盛，“这也与近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汉代织机、纺织俑等文物印证。”
裴君碑上的文字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为成都城市的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黄晓枫说，史书上记载两汉成都，往往形容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城市“既丽且崇”。但裴君碑以“列备五都，众致珍怪”给出了另一个鲜明的定位。“‘五都’曾见于汉书，是指除都城长安以外，商业最发达的洛阳、邯郸、临淄、宛（今南阳）和成都这5座城市。‘列备五都，众致珍怪’的说法首见于裴君碑，以另一种表述还原了成都在全国的商业地位。”
石碑出土处极可能为文翁石室原址
除了“列备五都”再现成都在两汉时的城市地位，这两通汉碑，还为探寻中国最早的官学——文翁石室的位置，提供了珍贵线索。
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根据相关史料和石碑的出土，认为东御街一带，才是文翁石室最早设立之处。
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学----文翁石室，从此，文脉在此延续两千多年而不绝。那文翁石室早年创办的位置，就是现在石室中学所在地吗？天府汉碑的出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黄晓枫说，从汉碑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它们倾覆以后就没有被挪动过，因此所在的位置就是原来立碑之处。从碑文来看，两任太守的功绩，主要是兴办学校、培养擢拔人才，尤其李君碑中有“同心齐鲁、诱进儒墨”的文字，颂扬了文翁兴学、蜀地教育可与齐鲁媲美，而李君则继承文翁办学传统，重振教育，恢复了西汉文翁兴学的盛况。“从碑文记述的内容来看，考古学者们认为石碑所立之处应是官学所在地，而非衙署所在地。”
李君碑上记载的文字
那石碑所在的官学，就是文翁石室吗？
在学者们看来这极有可能。黄晓枫说，史料记载文翁石室位于成都郡城南，在秦国张仪所筑的大城以内。同时，东汉时的郫江、江桥、郡城南门等都集中于此。结合到李君碑被洪水倾覆的史料，能以洪水冲倒石碑的应该就是当时的郫江。
成都东御街出土的裴君碑
此外，史料还记载文翁石室在东汉安帝永初年间（107—113年），遭遇了成都发生的一场大火灾。这场大火让成都城遭到了严重破坏，整座城市几乎毁灭殆尽，只有西汉文翁修建的一间石结构的建筑因为抗火性强，得以保存。此后，文翁学堂得以原址恢复重建。然而宋末元初，文翁石室在长时期的战乱中被彻底破坏，此后官府以石室遗名开始的重建，已经不在原石室的范围。结合史料记载和现有出土文物，东御街口汉碑出土处，极可能就是当年文翁兴学所建石室之处。
文翁石室的原址，也许还需更多的考古资料才能确证。但两通汉碑，无疑是汉代成都物产丰饶、教育兴盛的珍贵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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