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殿增 川报观察记者 吴传明 摄
川报观察记者 吴晓铃
创造了辉煌青铜文化的三星堆，为何消亡？这一直是学界甚至公众也倍感兴趣的话题。10月23日，曾参与组织发掘三星堆的著名考古学者赵殿增，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古蜀文明及四川考古专场上发表自己的研究观点。他认为，三星堆的消失，可能经历了一个对神权过度崇拜和才富过度消耗的问题。也就是违背了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最终受到了惩罚。
财富过度消耗让古国不堪重负？
在三星堆祭祀坑1986年出土后，大量体形巨大、造型神秘的青铜器震惊海内外。这些青铜器几乎全部为宗教性质的用于祭祀的器物，基本不见象征军权的青铜兵器，三星堆王国也由此被学界公认为是“神权国家”。然而，当时的人们为何会将这些神圣的器物打碎焚烧后埋葬呢？
致力于研究三星堆文化30多年的赵殿增说，三星堆王国是一个由原始宗教信仰支撑起来的神权国家。为表现鸟崇拜、天神崇拜、神树崇拜，他们制造了著名的青铜神树；为了表现太阳崇拜，有宛如汽车方向盘一样的太阳轮形器；为了表现对祖先的崇拜，又有巨形的纵目青铜面具……“这些神圣的宗教祭祀，增强了王国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但为凸显神权而营造大量的神器祭器，大大超过了王国的承受能力。过度的人力物力集中和财富消耗，必然导致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冲突。这种不注意发展经济、扩大实力，全靠宗教狂热信仰观念维持的神权古国，越来越经不起社会的发展动荡和新思想新事物的冲击。”赵殿增说，大约在商代后期，三星堆神权王国就逐渐失去了控制能力，最终发生严重的生存灾难和社会恐慌。
大约在距今3200年左右，三星堆的人们发现这些宝器似乎已经“失灵”，于是通过一两次盛大而奇异的祭祀，把平时放在神殿中的神器和祭器搬到一起，对着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和祖先，举行了最大和最后的祭典。然后，他们打坏、焚烧了全部神器和祭器，把它们有序埋藏于祭祀坑中，表示送回天上神界和祖先之处，神殿等建筑也同时被毁，随后，王国的统治中心迁到了成都的金沙遗址，由此开始“十二桥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杜宇氏蜀王”时代。
从三星堆到金沙，这也体现了古蜀文明不同部落间的权利更迭。赵殿增说，虽说杜宇氏蜀王仍然继承了祭祀的传统，但宗教神权只是维持统治的其中一种，他们更注重用实力和武力扩大地盘。对内“教民务农”发展生产，对外则在汉中、宝鸡前线地区率先创造了“巴蜀式铜兵器”，建立自己的军队。但杜宇氏蜀国最终还是为成都平原的水患所累，最终被带领民众治水成功的“鳖灵氏”所取代，在距今约2600年左右进入了“开明氏蜀国”时期，直至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
奇瑰三星堆仍然与华夏文明交融
三星堆文化神奇瑰丽，彰显着古蜀文明独特的气质。但是在赵殿增看来，它并非一种独立的文化，而是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与生机勃勃。
赵殿增说，川西平原新石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较晚。在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才从西北山区和长江中游等处逐步进入。在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的彩陶，被认为可能来源于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他们从岷江上游翻过岷山、进入到川西平原时，慢慢发生了变化：先创立了什邡“桂圆桥文化”，再进入三星堆创造了“三星堆一期文化”。在距今4500年前后，则从长江中游进来了一支会筑城的人群，让古蜀文明与同样是中华民族重要起源地之一的长江中下游古文化有直接的关系。
等到进入青铜时代的夏、商、周时期，三星堆王国虽然在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比较滞后的社会形态之下，继续保持了神权国家的面貌。但仍以特有的方式，与中原及周围各地文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与交往。“比如此时，商代甲骨文就根据其主神的‘纵目’形象，开始将三星堆古国记录为‘蜀’。在杜宇氏蜀国时，还参与了伐纣灭商的战争，成了为‘理想的中国’而奋斗的‘方国’之一。”赵殿增说，后来的“开明氏蜀国”，与秦楚等国的交往更加密切，发展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具有独特礼仪制度的军事强国。直至在公元前316年蜀国被秦国所灭，并在汉武帝前后最终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成为多元一统的“现实的中国”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赵殿增说，正是古蜀人一直以包容的心态与四面八方交流，才使不同地区和文化的器物与元素出现在三星堆，而他们也采用各种新技术和新材料，再结合自身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以及对天地万物的理解，最终在造型艺术的创新与塑造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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