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许然
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一份判决书,披露了福建省龙岩经开区招商引资的一家企业骗补案件。该企业实际装修花费640余万元,却领取了政府2518万元的装修补贴。有关媒体调查后发现,这家企业的实控人叫黄某彬,其实控的多家公司在2018年至2022年间向8个省份11地许诺数亿元甚至十亿余元投资,打造“智能影像半导体生产基地”,而这些项目在套取补贴后均“烂尾”。
目前,黄某彬实控的公司累计领取招商补贴超亿元。黄某彬也被多地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调查,目前在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杨永聪告诉廉政瞭望记者,黄某彬能在多地复制相似的项目包装,暴露出这些地方在风控上的短板。“因为签约带来的政绩收益是即时的,项目失败造成的财政损失却具有滞后性,这往往导致地方容易重招商、轻风控。”
随着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的落地,地方招商规则也迎来了改变。
2018年,黄某彬与江西萍乡市湘东区签订10亿元投资协议。(湘东区微信公众号截图)
政绩冲动下的“风控盲区”
黄某彬及其实控的多家公司,为何能在一个又一个地方顺利签约、进场,甚至拿到财政扶持资金?
在杨永聪看来,这类现象并非个案。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为了争夺具有稀缺性的项目资源,地方之间容易陷入竞相加码补贴的囚徒困境。这导致财政成本不断上升,却未必能形成相应的产业收益。
西部地区某县委常委何迅,曾主管过所在县的招商引资工作,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当时一家企业前来考察,宣称要拿1000亩地来建光伏面板生产线,仅一期就要投资近10亿元,总投资上百亿元。跟对方多轮接触后,何迅认为这个项目不靠谱。
“他们在方案里提到的生产工艺跟东部地区相比,已经比较落后。如果在我们这落地,怎么可能赚钱呢?”何迅告诉记者。
何迅曾向县上主要领导汇报该问题。不过,为体现该县在项目招引上的成绩,主要领导选择继续推进,最终签订了框架协议。协议签订后,该企业却反复以“未过会”为由推迟落地签约。
之后经多方打听,何迅了解到,该企业只是希望借框架协议,撬动地方启动矿产规划相关工作。企业的真实算盘是拿到硅矿资源后外运加工,并不履约在本地布局光伏制造产业链。地方期待的依托硅矿资源留住全链条、把税收和产业附加值留在县里的发展规划落空了。
“后来我没再管开发区的事,这个项目也没有继续推进。”何迅说,当时县里主要领导急于在任期内签下大项目,打造显性政绩,“也就是重签约、轻履约、轻风险,只要任期内不暴露出重大问题就行。”
何迅解释说,过去各地常用三类招商扶持工具:土地配套激励、产业财税奖励以及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土地配套激励多体现在土地成本配套、基础设施配套方面;财税奖励一般按照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设定阶梯式奖励,也涵盖厂房租金、装修、设备购置等专项补助;产业引导基金则以国资平台跟投方式,绑定项目落地,分担企业前期投入压力。
扶持方式多样,但与之匹配的资金审核风控常常跟不上。实际操作中,不少地方拨付扶持资金仅以纸面合同、工程形象进度为主要依据,没有交叉核验设备购置发票、对公流水、用工规模、纳税实绩等。
“黄某彬案进一步说明,即便配套了审计、履约保函和对赌协议这类风控工具,也没能有效拦截风险。”杨永聪指出,因为这些手段往往只盯住单个节点,尚未形成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控制体系。逐个来看:审计具有滞后性,无法替代事前尽调;履约保函如果额度不足、期限不匹配,就难以覆盖实际财政风险;对赌协议则建立在企业主体真实、履约能力可信的前提下,无法解决企业从一开始就缺乏真实投资意愿的问题。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审核失守的根源,是政绩观错位与考核的压力。有的地方将招商签约规模、投资总额纳入刚性考核,定期排名通报,指标压力向下分解,催生“先拿到签约、再谈落地”的心态。为拿下项目,部分地方主动放宽门槛,采用“一事一议”进行补贴,监管风险进一步增大。
这种招商冲动,进一步演变成区域间“拼补贴”的招商内卷。有着东部地区任职经历、后又深度参与西南地区招商工作的王涛对此体会很深。以前受财税分成规则影响,同样缴纳100元税收,西部县域的留存可以达到40%,东部主城区仅10%左右,同等返还比例下,西部可让利空间更大。
“企业对各地财政留存规则十分熟悉,会进行跨区域比价。比如,同一个项目,甲县给50%返还,乙县给到80%。区县不断抬升补贴条件,形成内卷。”王涛说,这种现象容易落入“越穷越补、越补越穷”的循环,而国家出台负面清单,初衷之一就是保护财力薄弱的欠发达县。
锁住政绩冲动:从“拼补贴”到“拼环境”
今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对地方财政补贴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定全国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
这份负面清单的核心是划定禁止类补贴红线,严禁地方搞定向选择性奖补、按所有制区别对待企业,也不得把补贴和企业注册迁入、本地纳税挂钩。杨永聪表示,负面清单实施后,地方竞争有望从拼土地、拼税收、拼补贴,转向拼营商环境、产业配套、人才供给。这也意味着,未来博弈的均衡点,有望从“企业在哪得到的优惠更多”转向“企业在哪的制度性成本更低”。
红线要真正“带电”,还得把风控嵌进全链条。杨永聪建议建立跨区域项目风险信息库和联合核查机制,把实控人、受益人和关联企业纳入穿透式审查,并将项目实际投资、投产率、产业贡献、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纳入招商考核。
“根本还是要校正考核指挥棒。”王涛说。政策约束在收紧,但GDP、招商项目数等硬考核指标并未松劲,约束加码、任务不减,矛盾容易堆积在基层一线。比如,有的区县经开区依旧被摊派任务——要求每月落地一家企业。对此,该经开区只得走捷径,用空壳注册、意向框架协议填充台账。这既消耗了行政资源,也让招商引资脱离了发展产业的初衷。
对于未来的招商重心,王涛认为应从“抢增量”转向“保存量”、依靠企业信任以商招商。此外,要稳定政策预期,企业最怕朝令夕改,用好存量产业基金回归创投本质。最根本的一条,是认清招商本源:真正决定企业落地的是产业链供应链配套和本地差异化资源,而非补贴。
这套回归产业本源的招商思路,在一些地方已有样本。“我们这儿的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此前,湖南省郴州市宜章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辉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当地依托萤石矿独有资源发展氟锂新材料产业,推动企业在园区内就近完成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产品销售全流程,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宜章等地方实践,直指招商转型的核心逻辑。在王涛看来,少盯着签约数字比拼优惠,沉下心搭产业链、做好服务,招进来的项目才能扎得下根,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动能,真正撑起地方实体经济底盘。(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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