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嘉豪

央视近日聚焦校园举报乱象,披露的案例令人啼笑皆非:原班主任休产假,学校安排新教师接任,竟有家长在举报信中提出荒唐要求,“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能不能保证新老师不怀孕?”

同期被曝光的还有因学校安排学生轮流打扫厕所而遭举报,理由是“这么小的孩子就干脏活累活,老师不能干吗?”据接诉教师反映,开学季一周能收到近四十封举报信,不少老师害怕进教室,到门口都想掉头走开。

这些举报的荒诞之处,不在于家长对教育质量的关切本身有错,而在于关切的矛头指向了不该指向的地方。

教师休产假是法定权利,不是教学事故;学校调配师资是管理常规,不是需要向家长“承诺消除”的风险。

央视报道校园非理性投诉。

遇到问题进行举报、投诉,本身没有“原罪”。面对体罚、霸凌、食品安全、乱收费,畅通的投诉渠道是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的必要路径,不能因为出现极端案例就否定监督的价值。

问题在于,举报的门槛被人为地降到了近乎为零。线上渠道一键直达,无需核实、无需沟通、无需面对面对话,一封论调荒诞的邮件就能让一位老师停下正常的教学工作去写说明、留痕迹、自证清白。

家长的几封举报信,学校大概率会选择“少做少错”——再度调整授课教师、叫停劳动实践。表面上看是家长“赢”了,实际结果却是让学校自主的教学行为畏手畏脚、首鼠两端。

那位因换老师而举报的家长,如果先打一个电话问问学校的师资衔接安排,或许会发现新老师同样优秀;那位因打扫厕所而愤怒的家长,如果先听听孩子的想法,或许会发现孩子并不觉得委屈,反而觉得很有意义。

说到底,家校之间不是消费者与商家的关系,不适用“差评威胁”的逻辑。家长不应毫无考虑地针对学校的每一次调整,而应先了解清楚背后的实际状况,把举报留给真正需要举报的事。这既是对教师职业尊严的最低尊重,也是对孩子成长环境的最高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