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刘兰
“圈子文化”是附着于权力运行体系中的一种扭曲的社会网络形态，其本质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人情化、帮派化。近年来查处的窝案、串案、系统性腐败案件中，背后几乎都有“圈子”的影子。破“圈”，既要有“拆码头、铲山头”的决心，也要有系统施策的智慧。本刊采访了多名实务工作者和专家学者，试图厘清“破圈”之路上的堵点与突破口。
制度设计：压缩权力的裁量空间
“讨论‘圈子文化’之前，要把它和一般意义上的人际交往圈子区分开来。”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中共党建党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翁莹香指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朋友圈、兴趣圈，是基于情感认同或共同爱好形成的，具有开放性和平等性，来去自由，也不涉及公共资源的分配。但政治生态中所说的‘圈子文化’是另一回事，它的内核是权力，纽带是人身依附，运行逻辑是利益交换。本质上，它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帮派化的一种非正式组织形态，以‘圈内人’身份替代组织原则和制度规范。”
从纪律审查的实践来看，党内法规对此有明确界定，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政治攀附、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直接定性为违反政治纪律。
“圈子文化”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久治不愈，背后有深层的结构性原因。从制度层面看，选人用人机制还不够透明，权力运行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关键岗位长期固化、缺乏轮换，这些都为“圈子”替代制度提供了土壤。要破除“圈子文化”，就要压缩权力运行中的裁量空间，让制度对权力形成刚性约束。
“三重一大”决策机制的设计初衷是好的，重大事项纳入集体决策，防止“一把手”个人说了算。但翁莹香指出，这个制度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取决于一些操作细节是否落实到位，比如“一把手末位表态”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一把手”最后发言，“意见分歧暂缓决策”是不是真的有分歧就暂缓而不是强行通过。如果只是走形式，集体决策就会变成集体背书，反而给“圈子”披上合法外衣。
关键岗位定期轮换和任职回避制度，在切断“圈子”的固化纽带方面能起到关键作用。翁莹香分析，圈子需要时间来经营，也需要亲属关系来维系。一个人在同一岗位待久了，和方方面面的人都建立了稳定的利益关系，这就是圈子的根基。定期轮换打破了时间累积效应，任职回避切断了亲属关联。有地方规定党政“一把手”在同一岗位达到一定年限必须交流，亲属不得在其管辖范围内担任纪检监察、组织人事、财政、审计等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但问题往往出在执行层面。据翁莹香观察，主要堵点有三个。第一是“制度空转”，条文写得清清楚楚，执行起来弹性很大；第二是“监督软化”，基层很大程度上还是“熟人社会”，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抬头不见低头见，可能本身就处在同一个圈子里。第三是“信息孤岛”，组织部门掌握干部信息，纪检监察机关掌握问题线索，审计掌握资金流向，但这些信息分散在各个系统里，没有打通。圈子关系往往是跨领域、跨系统的，信息越分散，圈子就越隐蔽。
在翁莹香看来，纪检监察机关在“破圈”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某县纪委监委干部王敏向记者介绍了当地的具体做法。该县要求各镇（街道）、县级各部门（单位）作出的“三重一大”决策事项和决策执行结果，在会议召开后的3个工作日内报送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各纪检监察机关（组织）根据职责权限进行监督。
协同配合：让多种监督形成合力
“圈子文化”隐蔽性强，圈子里的人心照不宣，圈外人很难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这就决定了单一监督方式很难穿透，需要不同类型监督协同配合。
“发现‘圈子文化’线索主要有以下路径：一是信访举报中群众反映集中的情况；二是案件查办中，从违规吃喝、收送礼品礼金、一起打牌等‘四风’问题中倒查利益共同体。”王敏告诉记者，最有效的是“由风查腐+个案辐射”的复合路径：从一餐饭、一张卡起步，用作风线头反推利益共同体，再做人员关系、资金往来、项目流向的交叉印证。这与当前各地推进的“风腐同查同治”机制一脉相承。
巡视巡察是重要的监督力量，它的优势在于其政治监督属性，自上而下，不受地方和部门利益牵制。好比派了一个“探照灯”进来，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在巡视组或巡察组面前没有太多遮掩。“有地方对开发区招投标领域开展专项巡察，同时采取跨区域交叉巡察的方式，发现了一批问题线索。交叉巡察的设计本身就是对‘熟人社会’监督困境的一种破解。”翁莹香指出。
“审计监督的长处在于从钱入手，经济责任审计、专项资金审计能够追踪资金的流向，圈子里面的利益输送，最终大多会反映在资金异常流动上。纪检监察发挥的是专责监督的综合优势，通过‘室组地’联合办案、‘纪巡审’联动等方式，把不同渠道的线索整合起来。”翁莹香说。
“协同机制的核心是让政治体检、经济体检、日常监督形成合力，审计发现问题要与巡察发现问题互相印证、共同分析，将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依法查处并反馈结果。”王敏强调。
在破除“熟人社会”监督难题方面，该负责人建议，要注重协作区交叉监督、上一级提级监督。这与各地推行的“片区协作”机制不谋而合，有效避免了人情干扰办案问题。
技术赋能：从“自动化”到“智能化”还有多远
近年来，大数据技术在监督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带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比如行为画像，联合纪检监察、公安、金融、网信等多部门成立数据共享专班，收集干部的社会交往、餐饮宴请等多类数据，生成“一人一档”的生活画像；异常预警，通过数据分析模型捕捉资金大额流动、大额名贵消费品采购等异常行为；关系网络挖掘，将权力清单拆解为机器学习特征变量，再通过分析留置案件的谈话记录逆向推导“圈子”的潜规则等。
峨眉山市纪委监委干部唐浩然向记者介绍了区县一级的探索实践。目前区县一级将大数据、信息化手段应用在“圈子文化”线索摸排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例如在“校园餐”专项整治中，该市就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摸排，查找直接参与校园餐供应或与供应商有密切往来的疑点人员，同时依托较为成熟的大数据分析软件，发现诸如某单位负责人收支不匹配等疑点问题。
技术手段已为线索摸排和案件查办提供了助力，但唐浩然坦言，未来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前各类大数据分析工具，更多是把过去依靠人工开展的数据比对、筛选清洗等重复性工作实现了流程自动化。工具本质上更多承担的是高效执行的角色，虽解放了人力时间，但尚未形成自主研判、筛查问题线索的能力，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化仍存在较大差距。同时技术手段的应用存在一定门槛，当前在纪检干部队伍中的覆盖率还不高，主要的案源仍来源于常规“线下核查+谈话突破”模式。
技术手段的局限需要清醒认识。翁莹香分析，首先是数据边界问题，正常的社交交往和不正常的政治依附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线，存在误判风险。其次是技术“黑箱”问题，代码逻辑往往会过度简化复杂的政治社会关系，过度依赖算法，可能会得出一些脱离实际的结论。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技术只是工具，它提供线索和预警，但替代不了制度约束和思想教育。
文化重塑：从“不敢”到“不想”的深层转变
“圈子文化”不是凭空来的，它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传统社会中“朝中有人好做官”的观念，直到今天仍有市场。费孝通先生讲的“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延关系网络，这本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组织方式，但在权力场域中被严重异化了——不是以伦理为中心，而是以权力为中心来建构人身依附关系。
“不敢”“不能”“不想”是一个整体框架，分别对应惩戒震慑、制度约束和觉悟提升三个维度，三者缺一不可。制度建设解决的是“不能”的问题，文化建设解决的是“不想”的问题，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从文化土壤上消除“圈子”的认同基础。
两者怎么协同？翁莹香说，制度在执行中塑造行为习惯，长期坚持就沉淀为文化；文化教育增强了制度执行的自觉性，大家从心底里认同制度，就不再去钻制度的空子。
翁莹香认为，当前最需要突破的关键不在于“不敢”“不能”“不想”各自做得够不够，而在于从“不敢”到“不能”的衔接传导顺不顺畅。“不敢”的震慑效应已经有了，但“不敢”的压力如何有效传导为“不能”的制度刚性？现实中“查而不改”“改而不深”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些地方案子查了、人也判了，但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并没有做实质性调整，圈子的人散了，圈子赖以产生的土壤还在，过段时间换一种形式又重新长出来。这说明从惩戒到治理的链条还没有完全打通。
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记者，当前的重心应当是强化“查改治”的一体贯通，“审查调查本身就要同步考虑以案促改，案子办完了，制度修补也要跟上，使‘不敢’的威慑真正转化为‘不能’的制度重构动力。这个环节打通了，‘不想’的文化根基才能慢慢扎下来。”
王敏则从实务角度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加强干部“八小时外”监督，让干部的工作、生活始终处于纪律监督之下，推动干部净化生活圈、朋友圈。二是加强“圈子”链上干部的教育管理，严肃查处其中问题干部并广泛通报形成震慑，让不进圈的人不吃亏、进圈的人代价高。（文中王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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