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曾子芮

“正常交往与‘圈子文化’存在区别，正常交往中，双方一般存在一定情感基础，交往目的不存在钱权交易等，而搞‘圈子文化’的当事人，双方可能并不认识。”江南大学教授、博导徐玉生告诉记者，判断正常交往与“圈子文化”的边界，“一看交往目的，是为公履职、维系正常情谊，还是谋取私利、抱团谋利；二看交往原则，有没有权力勾兑、利益输送；三看交往方式，是公开透明、对象开放，还是私下结团、人身依附；四看行为后果，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影响公正用权。”

换句话说，一场饭局、一场茶叙本身不是问题，但如果公共权力被带上饭桌，就是越界的开始。

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一直为纪律所不容。红线并不模糊，为什么仍有人热衷建圈、入圈，以及保护自己的圈子？圈子能够生成并自我加固，背后是圈内人不同的欲望和顾虑，也有权力私人化、程序被架空等发展出的条件。

进圈的诱惑

“这次晋升，谁更有希望？”如果答案不是“谁干得好”，而是“谁跟领导近”，潜规则便已经给出了示范。寻找靠山，也就不只为办事，更为换取安全感。竞争时有人打招呼，调整前有人递消息，自己的职场之路似乎就可以多一层保障。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汝民的“秘书圈”呈现得十分清楚。据《中国纪检监察》报道，他在天津港担任主要领导20多年，先后将6任秘书安插到天津港及相关部门关键岗位，新的秘书又以前任推荐后任的方式产生。一任接一任递出“接力棒”，连成了一条关系链。后来者看看谁被重用，便能读懂“跟对人”的“潜规则”。

徐玉生分析，少数干部把进圈、找“靠山”当成安全感和晋升捷径，既有理想信念松懈、功利主义作祟等原因，也与其对公平评价缺乏信心有关。他们急于借圈子资源获取职务和利益，却忽略了对“群主”言听计从带来的廉洁风险。

“在评价标准不够透明的环境里，干部最担心的不是多干一点，而是不知道自己的努力能不能被看见。”某组织干事告诉记者，少数人试图用确定的人情关系，对冲不确定的评价结果；还有人主动把靠山当成“投资”，以服从换机会，以遮掩问题换取日后回报。

这种“用确定的人情对冲不确定的评价”，还可以从熟人社会的信任方式中得到解释。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的信用“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熟人之间反复交往，容易形成一种直观、具体的信任。当评价标准不够透明、制度执行不够稳定时，一些人便错误地认为，靠关系比走程序更可靠。

某地一名干部向记者讲述，该系统一名已经落马的领导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但是有下属和商人通过小道消息得知他喜欢钓鱼，便组织了一个“钓鱼圈”。每个周末都有人安排钓鱼活动，入圈者越来越多。最夸张的时候，一二十辆汽车组成的车队齐刷刷开到湖边，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加入圈子有时还与错误政绩观相连。为了让短期数字好看，圈内人可能共同配合。他们图的不只是钱和职位，还可能共同制造虚假政绩，谋求晋升。一次失实只能用下一次失实来遮盖，成员也就越绑越紧。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2年披露，云南某地为应付水质考核，砸数千万元搞面子工程，监测、工程、地方领导多层配合，形成了跨多部门、多任地方领导的造假、捂盖圈。官方通报称，当地部分官员“从不作为乱作为发展到公然造假”，最后这个圈子的人都被处理。

一名曾负责案件审理的纪检监察干部告诉记者，不少干部入圈，就是想攀附权力，以换取职业晋升等；商人攀附领导干部，则是为了捞取利益。无论图的是安全、机会还是虚假政绩，都是试图把制度分配的资源变成圈内交换的筹码。

徐玉生认为，“圈子文化”的形成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个方面。“思想层面是内在根源，人情观念异化提供了社会土壤；制度执行打折、干部评价走偏、日常监督迟滞，又为其留下现实空间。”这些因素相互推动，关系带来一次破例，破例产生示范，示范又改变预期，更多人随后选择靠拢圈子。圈内人互相照应，利益绑在一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正常人情往来与“圈子文化”识别之难，在于它们具有相似的外观。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描述传统乡土社会中以个人为中心、沿着私人联系向外推展的社会关系网络。差序格局本身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客观描述，并不等同于圈子文化；但当这种关系结构进入权力场域，人情与资源分配发生勾连，关系的性质便可能悄然改变。

“我们会把私人往来、干部任用、项目请托、说情打招呼和问题处置放到一条时间线上。多个线索反复指向同一群人，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该纪检监察干部表示，要把时间、人物和利益变化的线索连起来，私人依附的轮廓才会显现。这也增加了圈子发展早期的识别难度。

图片由AI生成

建圈的逻辑

从“熟人”到“自己人”，中间往往隔着一次权力越界。徐玉生认为，这个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情感联谊、情感分层、输送特权、圈子固化和文化变异。“最初只是叙旧，后来因利益出现亲疏，当掌权者开始向亲近者输送便利，人情便被资源化、特权化。利益和风险不断累积，讲原则反而被视为不讲情面。”徐玉生介绍。

这正是差序格局在权力场域中的一种异化表现。在差序格局下，社会关系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推展，社会范围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人情往来，一旦与公共权力发生勾连，便可能成为利益输送的通道。私人关系也逐渐被改写为利益关系。差序格局的“隐形变异”，指的正是这个过程。

圈子文化之所以顽固，也在于它在文化上借用了差序格局的关系形态，在现实中又与权力运行交织。感情为接近权力提供理由，利益让关系得以维系，权力又为圈内人分配岗位和资源。

在党政机关，小圈子形成骨架，有关键岗位在起作用。《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披露，甘肃省委原常委、副省长虞海燕任兰州市委书记期间，违规从酒泉钢铁集团公司调入一批干部，安插到重要部门、核心岗位，形成“酒钢号”政治小圈子。他还整合市委、市政府督查室，由亲信直接分管；以培养年轻干部为名选调100多名干部到督查室“锻炼”，从中识别所谓“可靠”的人，再推荐到重要岗位，并利用督查、审计等手段对“不服从”“不听话”者施压。

“用熟不用生”“熟悉的人效率高”，常被用来解释对亲近者的使用。组织信任看政治素质、履职能力和制度检验，私人信任则更看是否顺从、是否保密。两者一混，“好用”便成了“听话”。会议上反对声少了，汇报中顺耳话多了，掌权者也容易把迎合误作组织共识。

圈子内部还会逐渐形成一套不同于公共规则的评价体系，在他们眼中，为领导的私人关系费心操办，这些行为可能只是“懂做人”“讲情面”，而非搞小圈子。费孝通在讨论差序格局时指出，“在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当私人关系的道德尺度被带入公共权力运行，于是按规则办事的人反而被视为“不讲情面”，被划到圈外。问题不在于人情本身，而在于私人领域的道德尺度侵入了公共领域。

圈子还会自我复制。徐玉生认为，圈子的复制和捆绑，源于“情感、利益、风险三重机制叠加”。“先是利益互惠产生示范效应，吸引他人加入。违规请托增多后，成员又因把柄相互掌握、出事彼此牵连而抱团掩盖。”徐玉生告诉记者。这也体现出差序格局的伸缩性。圈子能扩展到多大，取决于处在中心位置的“主人”拥有多大的权力和资源。

脆弱的圈子

圈子能够随着圈主的权势迅速扩张，同样也可能随着其失势迅速收缩甚至解体。它赖以维系的并非稳定的制度和共同价值，而是圈主能否继续分配资源、提供庇护。一旦这个中心失去权力，原有关系便会松动，

“共同体”的脆弱性也随之暴露。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孟伟案就是一个例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的警示录披露，孟伟选人用人不是看事业需要，而是看是不是“圈里人”、听不听话、对自己有没有帮助。为提拔“自己人”，他不惜改变测评范围、量身定制岗位。他的司机苗某被称为环科院“二院长”，有人反映其问题，孟伟却称“谁说苗某不好就是对我有意见”。

单看一顿饭，像是同事往来；单看一次推荐，可以说是爱惜人才；单看一次调整，也能解释为工作需要。但把这些串联起来，另一个画面就出现了：总是同一批人以“利益共同体”的方式获得权力和机会，私人交往又总与公共资源配置重合。这些“小动作”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碎，完整关系网不容易被及时察觉，这也是圈子文化屡禁不止的缘故之一。

某市纪检监察干部表示，程序齐全不等于权力规范运行。“不仅要问程序走没走，还要追问谁提出、谁提供材料、谁从中获益，反对意见能不能真实表达。如果测评范围可以为特定人改变，标准对圈内圈外不一样，会上没人敢说不，程序再完整，也可能只是在为预设结果背书。”

圈子文化形成利益共同体，也不只是一起获利，风险也是捆绑在一起的。圈中成员彼此知情、相互牵连。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这种“俱损”的风险越来越大，反倒成了悬在圈子头上的一把“刀”。过去有的地方和部门，建圈子成本低、收益高、风险小。出了问题，圈内人帮着遮掩，组织查起来也费劲。但现在巡视巡察、审计监督越来越有力，信息越来越透明。一顿饭的发票、一次出差的行程、一笔异常的转账，都可能成为突破口。

当圈子中心的人失势，当监督介入之后，酒桌上的“义气”往往迅速让位于切割和自保，有人甚至通过检举圈内其他成员寻求出路。关系网扩张得越大、链条延伸得越长，留下的痕迹也越多。差序格局赋予圈子的伸缩性，最终也会成为它迅速解体的内在原因。树倒猢狲散的时候，酒桌上的“义气”是靠不住的。相信组织，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才是正确的选择。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明白，最安全的做法不是找一个可靠的圈子，而是让自己不在任何一个圈子里。”一名纪检监察干部说，“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晚上睡觉踏实，比什么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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