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曾勋

人工智能（AI）正在改变公共治理的方式。写材料、理数据、做预研，AI把不少程式化的工作接了过去，让干部能有更多时间去做实务性工作。利用AI来提升工作效率，这本是好事，但个别干部用AI代替了思考、调研，甚至需要决策时，也等待算法输出，自己坐在办公室里当起“二传手”。

过去，个别领导干部“拍脑袋决策”的工作作风为人诟病：他们不调研、不论证、不倾听，在办公室里“灵光一闪”，数亿元甚至几十上百亿元的项目便拍板上马，凭一己好恶或靠一时冲动，就把公共资源当成了赌注。这样的决策方式往往造成资源浪费，给地方发展带来阻碍。从表面看，这种行为是作风问题，实质上是政绩观错位，有的背后还可能藏着公器私用的腐败问题。

AI时代，少数干部从“拍脑袋决策”发展成了“拍AI决策”。“拍AI决策”的危害不仅在于决策本身的质量，更在于它披着“科学”的外衣——算法输出的答案，看似科学严谨，实则可能存在数据偏差和 “AI幻觉”。AI输出的答案可能凭空虚构法律条文，编造不存在的案例，移花接木地解读政策，决策者如不加甄别地拿来就用，轻则闹笑话，重则贻误大事。依靠AI做出的决策，还可能因为顶着“科学决策”的名头而被一路绿灯，如果其中的错误被悄然掩盖，会留下更深远的隐患。

个别领导干部“拍AI决策”背后，本质上是庸政懒政。若太依赖技术带来的这种“便利”，独立思考的能力可能会慢慢退化。领导干部如果长期用AI替代思考、调研，还可能产生错觉，误认为自己还在驾驭工具，实际上选择权和决策权已不知不觉让渡给算法逻辑。这不是技术进步，而是责任逃逸。

人与工具的辩证关系，古代思想家多有论述。《管子·内业》提出“君子使物，不为物使”，《荀子·修身》亦言“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孔子说“君子不器”，道理差不多。当前，我们面临的“物”变了，它不再是斧钺钩叉、钟鼎车马，而是AI等新技术。政务决策关乎公共利益，具有不可逆性和责任刚性，因此，领导干部使用AI等新技术，须更加理性，以避免被新技术所“物化”。

反对“拍AI决策”，绝非否定AI本身的价值。器物有其功能的边界与运行的逻辑，它在预设的轨道上运作，方能发挥最大价值，如同舟楫行于水、车马驰于陆，各有其限，不可逾越。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领导干部在技术的便利中迷失自我。如果把自己变成AI的传声筒、复读机，把算法的输出当作决策的标准答案，那就无异于主动放弃了作为治理者的主体性。

治理的本质，不应该只是冰冷的指令传递，还应有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互动、心与心之间的深度沟通。治理中很多事情，是任何机器都无法替代的，也永远不该被替代。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