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李浩瑄
浙江基层干部赵蓓蕾通宵转移群众后面对镜头，下意识抬手挡脸：“太像作秀了，别拍我。湖南村支书向金元在救灾现场红着眼眶受访，舆情却跑偏到她戴的是不是金耳环。
类似的因网上非理性声音导致的网络舆情偏差时有发生。两年前，“浙江一官员三天穿同一件衣服出镜”的话题登上热搜。据媒体报道，2024年9月15日，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官方直播间里，有网友发现，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楼卿磊连续三天出镜通报汛情、接受采访，始终穿着同一件上衣，发型也没有变化，随即质疑其“形象邋遢，有损公务员体面”。
面对质疑，楼卿磊作出回应：自9月13日赶到单位投入防汛工作后，他就没回过家，根本没条件换洗衣物；至于“头发太长”的指责，他坦言是自己疏忽，连轴值守中没顾上留意，对此表示歉意。
特殊时期，作为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楼卿磊三天没换衣服也好，“不修边幅”也罢，其实都属于正常情况。在这样的网络舆情压力下，一些承受过网络暴力的基层干部可能产生“怕出镜、怕发声、怕被挑错”的心态。
有实干者困于网络苛责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防汛抗旱、乡村振兴、矛盾调解、低保核查……千头万绪的工作，最终都要落到基层干部肩上。他们常年扎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维系基层稳定、保障民生运转。这些日复一日的奔走、默默无闻的付出，大多淹没在琐碎日常里，难以为公众所见，而一旦被刻意截取某些视频片段，“谣言”随网络放大，每个干部个体所承受的压力，往往是他人难以感同身受的。
“一些辛苦付出不见得能得到点赞，但是出现网络舆情很容易被责备。”在乡镇工作了12年的副科级干部林磊向记者坦言，近两年他越来越怕“上镜”，去年他所在的县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条发布在公众号的工作动态中出现了一张他的照片。时值夏天，他穿了一件防晒衣，没想到后台收到评论：当官的穿得光鲜，一看就没干活。“那件防晒衣是在网上花100多块买的，我下村都穿。”林磊无奈道，在他身边，还有同事因为戴墨镜被网友评论“耍官威”。“有时候就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出镜就不出镜。”
邢永亮长期从事基层治理研究和基层干部教育培训，他接触过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干部。他留意到，有干部正在形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网络舆情压力正是重要推手。
“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拍得好。”邢永亮坦言，这种网络传播生态下的错位导向改变了少数基层干部的行为选择。
在中央财经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助理教授李尚翼看来，基层干部畏惧镜头、回避曝光，本质上是面对多重不确定性形成的防御性反应。他们怕的不是镜头和报道本身，而是镜头后面的传播，可能引发的不可控的舆情。“救灾抢险、矛盾调解这些工作，本身情况复杂、时间紧迫，干部的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件穿戴，都有具体情境。但进入网络传播后，完整工作过程可能被剪成十几秒视频，无关紧要的细节反而成了舆情焦点。”稍有不慎就可能从“工作现场”被推入“网络舆情审判场”。李尚翼指出，一些地方面对网络非议引发的舆情往往会迅速进入单位核查、舆情通报、绩效考核和干部评价程序，在操作层面被异化为“流量问责”。“有时候即使最终查明没有原则性问题，干部也要反复说明、撰写材料、接受谈话，镜头背后的风险直接延伸到了职业发展层面。”
这种环境下干部可能从主动治理转向被动应付，从解决问题转向规避责任，从敢于担当转向自我保护。“如果主动作为者常因细节受苛责，谨慎沉默者反而少担风险，那么一些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可能被持续消耗。”李尚翼说。
信息缺位磨损干群互信
在全媒体时代，各类社交平台已经成为干群沟通的新渠道、政务公开的新窗口。基层干部身处政策执行最前沿，最了解现场实情，最贴近群众诉求，本该是政务发声、政策解读、回应民意的最佳端口。但当越来越多基层干部选择在镜头前“闭嘴”、在网络舆论场“隐身”，缺失的就不只是几个画面，而是连接政策与群众、事实与公众的重要纽带，谣言、误解和情绪对立也可能趁虚而入。
谣言的产生往往与信息不对称高度相关。尤其在突发事件中，公众会根据有限信息自行拼接因果，谣言就有了可乘之机。“自媒体时代传播速度极快，而完整事实的核实往往滞后。如果一线干部因为害怕说错话迟迟不回应，碎片化视频、未经核实的转述和个人猜测就会率先进入舆论场。”李尚翼分析，权威声音晚到一步，情绪化叙事就可能抢先占据公众认知，“而纠正一个已经形成的错误印象，远比及时提供准确信息困难得多。”
“从过往一些网络舆情来看，面对一段不完整的视频，有些人往往先按最坏动机解释：干部躲镜头，可能‘心里有鬼’；干部接受采访，可能‘作秀邀功’；回应慢了，可能‘在统一口径’。在这种框架下，干部无论怎样行动，都可能被赋予负面含义，正常沟通的空间被不断压缩。”李尚翼说，干群信任的持续损耗代价会由多方共同承担。“首先是基层干部。经历过舆情的干部，之后每一次出镜、每一次发声都要付出更高的解释成本，正常履职也更容易被怀疑。”但最终承受代价的还是普通群众。干部不敢及时说明情况，群众就更难获得准确完整的信息。在灾害预警、公共安全等场景中，信息迟滞甚至可能影响群众作出正确判断。
对基层组织而言，则意味着治理成本上升。过去一次解释、一次沟通能解决的问题，在信任不足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反复通报、层层核查、多部门介入。“一旦干群双方失去信任，想要修复，恐怕就不是易事了。”李尚翼说。
纠住细节偏离评价标尺
公众对基层干部的监督，是推进作风建设、规范权力运行的重要力量，监督本身无可厚非。但近年来，一些来自网络上的非理性声音正在悄然偏离“监督履职、纠正问题”的初衷。部分网友对干部评判的标尺，有时不再聚焦工作实效、履职担当、民生成效，转而纠结衣着打扮、容貌神态、一句措辞的细枝末节；有时不再立足完整场景客观评判，而是截取碎片化画面片面定性。这种脱离实际的“完美主义滤镜”，本质上是对基层工作复杂性的漠视，也是对实干担当的不尊重。
邢永亮曾听到基层干部抱怨：现在网上一些声音更像是在“选演员”，而不是评干部。“有的干部普通话不标准，被个别网友骂‘业务能力差’；有的连续熬夜脸色差、表情严肃，被网络评价‘对群众没感情’。”邢永亮说，这些网上的苛责忽略了最基本的事实：基层干部不是活在聚光灯下的明星，他们不可能时时刻刻维持完美的镜头形象。“无限放大细节、脱离工作场景的评价对基层干部极不公平，部分网友过多盯着他们的措辞、穿着，却很少有人关心他们有没有解决群众的问题，有没有把政策落到实处。”
李尚翼认为这种评价偏移是对基层干部衣着、神态、措辞等表面细节的过度关注。“基层干部当然应当注意言行举止和工作形象，尤其在抢险救灾、走访慰问等场合，应当保持与情境相适应的分寸感。但衣着、神态、一句话是否符合预期，只能作为观察的一个侧面，绝对不能取代对履职事实、工作过程和实际成效的完整判断。”解决一个基层难题，可能需要干部连续数日协调走访，过程复杂，很难通过短视频完整呈现；而一件衣服、一个表情，却能在几秒内被识别和传播。“越是直观、反差强烈的细节，越容易获得流量。结果就是看得见的细节压过了看不见的付出，容易传播的形象判断，压过了需要耐心核实的事实判断。”
那么，评价基层干部的根本标准究竟是什么？“基层治理的核心是解决问题、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而不是打造网络上的完美人设。”李尚翼说，“以实干论英雄、以成效评干部，才是评价的本质。这需要我们跳出网络里的碎片化印象，真正去看干部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
在考核的同时，对干部的问责也应当划清边界：网络舆情可以作为发现问题的线索窗口，但绝不能把碎片化截取的画面、网络传言、非理性苛责直接转化为评判干部的标尺，更不能简单依据网络谣言开展问责。
面对网络争议，应当厘清“舆情”的完整事实，以干部的线下实绩与群众真实口碑综合研判，审慎区分正当舆论监督与脱离实事的网暴苛责，避免“流量问责”挫伤实干者的积极性。让敢干事、敢出镜的干部卸下不必要的心理包袱，才能鼓励更多人直面镜头、坦诚发声，维系良性的干群沟通纽带。（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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