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许然
岗位调整的关键时期，是检视政绩观的一面镜子。在这场大考前后，个别政绩观错位的干部仓促上马大项目，把烂摊子甩给下一任；有的刚履新就急于跟前任班子“切割”，把一些棘手的民生欠账、招商承诺归于历史旧账；还有的不聚焦实干，把大部分精力花在数据“美颜”、“盆景”打造中。
“这些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让少数地方矛盾越积越深。”刚梳理完一批跨任期的行政复议案卷，某市司法局局长王斌告诉记者，这些涉企行政复议案件不少都跟这种责任断层的情况相关。
拍脑袋上项目，把包袱甩给下一任
“有些地方打造的文旅地标、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项目仅仅在开工剪彩时热闹一时，后期一旦资金出现缺口、运营亏损，就成了一堆烂摊子。前任出了彩，后继者来还债，所以有的官员也害怕履新到这样的地方。”王斌说。
一些时候，这类项目还披着“程序合规”的保护衣。王斌在审查涉案材料时发现，有些项目看起来走完了党委常委会等全套流程，实际上都是先定调、后补证。主要领导定了调子，其他参会人员顺着表态，找一些支撑项目启动的合理依据，很少有人真正做出风险研判。“程序都是全的，约束却是空的。出了事情，烂摊子是后任的。”
比如，财政部在2025年8月通报的全国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中，某市在2020年以来依托28家地方国企违规垫资，大规模上马城市更新、高新产业配套、安置商品房等项目，累计新增隐性债务近680亿元。有的区县同时铺开了几十个项目，全靠国企频频融资“输血”。等项目建完了才发现，产生的现金流连还本付息都覆盖不住。换届之后，财政偿债的压力只能一茬一茬往下传。
类似的教训不只一个。今年6月，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添才搞政绩工程、增加政府债务等问题。为追求显绩，杨添才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地的财政承受能力，明知用地审批等手续尚未办理，仍主导推动建设位于城南新区的红水河滨江公园项目。后来，该项目因违规占用耕地被责令部分拆除，不仅没做成亮眼政绩，还留下了一大笔政府负债。目前，杨添才因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提起公诉。
相关专家指出，这种短视的决策行为，透支了地方发展的家底，导致地方的闲置资产越堆越多，逾期债务越滚越大，最后只能挤压一些民生项目的支出空间。这些地方的财政也因此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困境。
“击鼓传花”，把风险层层下传
岗位有更替，为官有任期。有的领导干部履新后，对前任留下的遗留问题、未竟承诺、矛盾纠纷或束之高阁，或一传了之。在他们看来，旧账是前任留下的包袱，处理起来费力不讨好。这种心态，说到底是政绩观出了偏差，把个人得失放到了事业发展前面。
在某市司法局局长王斌的办公桌上，压着一批案卷。有的案卷背后是跨任期的责任推诿。“有的干部上任之后，不愿碰前任的遗留问题，比如，没完工的烂尾项目、地方历史债务，能拖则拖。说白了就是‘击鼓传花’，把风险一届届往下传。”
尽管中央明确，“理旧账”也是一种政绩，但落到基层执行层面，却有少数人不这样认为。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纪委监委在开展“新官要理旧账”整治行动中，曝光的案例就戳中了这类基层治理的痛点。
就在此前，某县副县长李某因为“新官不理旧账”受到严肃处理。该县2016年招商引进某企业开发建设城南家具建材广场，县政府承诺自土地出让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周边房屋拆迁和配套道路建设。
2018年换届后，李某调入该县担任副县长，分管城市更新和项目建设。因县政府相关承诺未兑现，开发商多次找到李某请求协调解决，李某以财政资金不足、征地拆迁难度大等理由推脱，导致该家具建材广场2018年建成后，门前房屋未拆、道路未通，长时间无法正常运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作为继任领导，李某认为前期协议不是自己签的，所以项目没有完全落实不是自己的责任，找各种理由消极回避。
比起单纯地回避历史欠账，还有部分新任干部急于另起炉灶。这让地方陷入“一任领导一张蓝图”的治理误区。而一旦后任者不愿接续前人经过论证的发展路径，而是选择追求属于自己的新政绩，就会割裂发展的连续性，造成规划频繁“翻烧饼”。
比如，某市市长冯某在换届到任后，急于出政绩、树权威，不顾工作的连续性和发展的稳定性，全盘否认了前任班子经科学论证的发展规划，随意调整、频繁变更产业布局，导致政策朝令夕改、规划反复折腾、项目频繁更换，大量资源被浪费，群众反映强烈。
无论是搁置遗留矛盾，还是推倒既定规划另起炉灶，本质上都是责任链条断裂下的“击鼓传花”。个别官员认为，问题不在自己任内爆发，风险就可以不断向后移交，最后由地方、企业和群众承担。记者梳了全国范围内十余起跨任期项目纠纷，其中大多有“人走账烂”的相似轨迹。比如，曾任广东省某地“一把手”的官员，在任时推出了一个8000多亩的大型工程项目。由于这个项目完全脱离本地产业基础和招商能力，后来他一路调任市级、省级岗位，项目就一直搁置。直到这名官员落马，继任者都换了几茬，土地闲置、农户补偿拖欠的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这种“击鼓传花”式施政，导致烂账越积越多，以前捂着的债务、烂尾项目集中暴露，地方治理压力越来越大，政府公信力不断受损。
用数据“美颜”，隐患留给下一任
除了项目甩包袱、规划“翻烧饼”，个别官员的政绩投机还存在另一种隐蔽形式：不靠大项目制造显性政绩，而是依靠数据包装掩盖问题。在其任期结束后，泡沫与隐患一并留给后继者。
有的干部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歪风影响下，盯着统计报表改数据或集中地方资源打造显性政绩。任期内的成绩单看着亮眼，后续却是产业发展乏力、加重了地方和企业的负担。
2026年7月，中央通报了福建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的问题。2025年到2026年间，龙海、长泰、建瓯等区县持续给企业下发“指导数”，甚至直接代填报表、包装虚假项目入库抬高工业产值。其中，漳州市长泰区今年1-5月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失实率仍达28.28%，甚至不少半停产的企业，报表上还在“稳定增长”。
就靠着这些注水数据，当地掩盖了企业产能不足、产业链薄弱的短板。即使国家统计局已经反馈了造假线索后，当地依旧在年度考核中把涉事区县评成了优秀。
这类数据造假行为，短期内能够美化考核成绩单，掩盖发展短板，但虚假指标构筑的繁荣景象无法长久维系。一旦人事调整，积压的结构性问题就会集中暴露。
“作假，说白了叫没良心。数字很好看，干部提拔快，地方却没有财力投入城市建设，用到老百姓急需要的地方。”山东省威海市委原书记孙述涛自述，他为了更快“进步”不择手段，在任职期间系统性干预统计工作，靠虚报工业、投资数据拉高GDP增速。
2024年4月12日，山东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孙述涛受审。（图片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
相关业内人士指出，地方的经济指标一旦注水，就容易开启恶性循环。因为制定下一年的经济增长指标，都要参考上一年数据。当上一年的数据已经注水，在此基础上又继续往上加码，完不成就继续注水。年复一年，虚假的雪球就会越滚越大。此外，失真的发展数据往上报，会误导上级的政策判断。基层的真实矛盾捂住不解决，容易变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除了在统计数据上动手脚，打造中看不中用的“政绩盆景”，也是个别官员进行政绩投机的隐蔽手段。
比如，西部某地打造的智慧城市系统项目，就是这样的典型。记者了解到，当地斥数千万元打造了该项目，项目落地后还曾获评省级“数字城市创新成果与实践案例”，并迅速成为当地数字化治理的标志性成果。这如同摆在显处的精致盆景，十分亮眼。
“盆景”没有经起时间的检验。在连续两年每年近千万元的运维投入下，这套系统并不贴合市民日常办事的高频需求。随着主推该项目的官员落马，这个“数字盆景”也黯然退场。项目停摆后的资产处置、资金损失等遗留问题，只有后任者去“接盘”。
针对上述问题，全国多地正在持续推进“新官要理旧账”专项行动，杜绝“击鼓传花”式施政继续出现。（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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