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熊晓雨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创始院长高晋康跟一部法律最直接的联系,是一个顿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第二十七条提出“国家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积极发挥作用”。他看了觉得不规范——“鼓励”和“支持”含义不同,建议中间得加个顿号。双流基层立法联系点把这条意见报上去,正式法律里,顿号真的出现了。

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国家或地方人大常委会设在基层的民意采集点。

2024年12月,成都市双流区人大常委会获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这是超21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成都唯一的“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

2024年12月,双流区获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受访者供图

2025年4月正式运行至今,从一个顿号、一班延误航班到一个居委会选举名额,一年来,1589条建议从这里送出,其中43条被采纳。

数字只是这项制度的一个切面。对更多普通老百姓和基层立法联络员而言,更实在的变化是门主动开了、凳子搬了出来——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走到了家门口。

让每句话都“原汁原味”地抵达

“我不同意。”

会议室的空气一度凝固。

2025年春天,双流基层立法联系点组织了一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意见征求座谈会。民航主管部门、航空公司、旅客代表,多方围坐一桌。座谈结束后,所有立法意见将由双流这个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汇总,通过直报机制直达全国人大。

民用航空法座谈会。受访者供图

讨论到航班延误赔偿条款时,炸开了锅。

原草案第一百五十三条:“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和运输机场运营人应当及时发布信息通告,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做好客票变更、餐饮安排等旅客服务工作。”

航空公司代表先开口:“延误原因复杂,航空公司无法控制天气等不可抗力,一律要求安排餐饮,不合理。建议删除‘餐饮安排’。”

旅客代表接过话:“旅客买票就是契约。不仅要管餐饮,还应当按延误时长分级经济赔偿。”

民航主管部门提出:“延误时间过长,除了餐饮,还要做好住宿和交通安排。同时,航空公司也要减少因自身原因导致的延误。”

三方各不让步。双流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蔡俐没料到分歧如此之大,但她几乎没删减、逐条录入,仅在每条意见后面标注来源和理由。

“动不动交一个几十、上百页文档,换作以前我可能还会犹豫要不要做减法。”蔡俐回忆,彼时双流基层立法联系点成立不到半年,她专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请教:“遇到分歧无法统一,怎么做?”对方回答很干脆:“基层立法联系点不当判官。你们不要判断对错,争议越大,越需要立法机关关注。把原话整理好,全部报上来。”

2025年12月底,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正式公布。双流上报的民航主管部门意见被采纳——“餐饮安排”变更为“食宿安排”,同时新增“减少因自身原因导致的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表述。

同样提立法意见,普通老百姓的表达完全是另一副样子。

“是我说的话,还是你总结我说的话?”基层立法联络员胡可刚常被群众这样问。老百姓对“国家级”三个字既敬畏又怀疑。敬畏的是,那可是直报全国人大;怀疑的是,我一个农民说的几句话,也能报上去?

村民向他抱怨:“飞机天天在头顶上轰隆轰隆的,觉都睡不好,能不能让它飞高点?”胡可刚上报时写成了:“建议在航线规划中充分考虑居民区噪声影响,研究技术手段降低噪声污染。”

蔡俐解释说:“群众的原话是什么,我们就记什么。但最终上报要一定程度转化成法律语言。原汁原味,不是照搬方言土话,而是不改变意思,同时尊重表达。”

从“关我啥事”到“我有话说”

“关我啥子事。”门关上了。

胡可刚站在院坝里,啥也没干成。2025年4月,他头一回征求立法意见,结果连门都没进去。

有一回,他刚开口说“我们是来征求立法意见的”,对方直接打断:“立法?那是国家大事,跟我们农民有啥关系?你能保证我们说了就有用吗?”

胡可刚被噎得说不出话。开展工作之前,他得先琢磨怎么不被人从门缝里怼回来,再撬开大爷大妈的嘴。

后来他改了路子。先不谈法律条文,先当“跑腿”。帮村民问宅基地的事,协调邻里纠纷,打听医保报销。几件事办下来,再去的时候,门开了,有人搬了凳子,让他坐下说。

在双流,不止胡可刚面对这一难题:怎么才能听到更多群众的真话?

双流有一套自己的章法。区里组建111名人大专业工作者、775名人大代表、78名立法联络员、343名立法信息员、15名智库专家在内的五支队伍,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征集网络。

信息员从哪里选?“愿意做事、熟悉群众、不怕苦不怕累。”蔡俐说,社区网格员是天然主力军。他们更明白,全覆盖,就不能等人上门。

喝一杯茶,说一部法。

为了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草案)》的意见,双流区黄水镇立法信息员赵海林在菜地找到过务农不在家的村民。在麻将馆、茶馆同样如此——双流创新场景多元、职业多元、年龄群体多元的征集模式,把触角伸到菜地、茶馆、工地、航站楼。“品一杯茶、说一部法”的做法,后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写进文件。

但全覆盖不等于强制开口。

蔡俐说,全国人大不对各地上报数量考核,双流也不考核信息员。“比起数量,我们只在乎他们是否下沉到多类人群。毕竟记录真问题,才是践行真民主。”

征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每部法律特点不同,重点征求的人群也不一样。

“全国人大根据区域特点、资源禀赋、各联系点意愿,有针对性地分配法律草案。”蔡俐举例,双流航空经济突出,产业和人口多样,全国人大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交给双流。双流征集时也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找航司、机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盯医保从业者和老年群体。“大范围普发通知的同时,必须精准锁定。”

未被采纳 也有回响

2023年,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写入立法法。如今,全国已设立60个“国字号”点,覆盖31个省份。

双流是这张庞大网络中的年轻一员。2024年12月,首批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获批后的第十个年头,成都这座超2100万人口的城市终于有了第一个“国字号”点。双流因人口结构多元、产业门类齐全、高校院所集聚,且已有省市两级联系点运行经验而入选,这也让双流成为四川唯一集国家、省、市三级联系点于一身的区(市)县。

一年来,1589条建议从这里送出,43条被采纳。2025年5月,全国人大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座谈会,当时全国54个联系点中,只有双流一家受邀到现场发言。

被采纳的数字是浮出水面的部分。没被采纳的意见,同样构成这项制度的肌理。

胡可刚建了一个台账。征求医疗保障法(草案)意见时,村民反映医保报销比例低,他转到区医保局。“法律法规没采纳的,也许镇里、区里能解决。我们不是只盯着条文,而是听老百姓对法律背后这些实际工作的真实感受。”

目前,双流基层立法联系点已建立意见分类转化机制,立法建议直报国家立法机关,治理建议转化为代表建议,已向相关部门反映12条,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高晋康建议,联系点不仅要立法征询,还应跟踪法律实施效果,“收集一线执法、司法和群众反馈,形成实施效果报告报送国家立法机关”。

更大的转变还在认知上。家住双流区黄水镇扯旗社区的徐东玲,不知道自己的意见是否被采纳。但现在,她开始关注全国两会的重点议题。“以前觉得立法是远在天边的事,现在就在家门口,原来老百姓也能参与,不是走过场。”

“基层立法联系点打通了国家立法机关与基层群众零距离沟通的渠道。”双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航说,群众从立法的源头上就有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可感可及。

田间地头征集意见。受访者供图

2026年,双流将推动联系点与代表家站融合,把触角延伸到航站楼、车站码头、商场、工地、景区、课堂、车间班组、田间地头等,同时健全反馈机制,让“民声”有“回声”。“要让群众知道,他们的建议去了哪里、为什么被采纳、为什么没被采纳。”刘航说。

落地有声,当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每个脚步都在家门口响起,胡可刚的“烦恼”也换了样——门开了,多的是人追出来问:“老胡,我的意见,采纳了没?”